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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垦殖环境恶化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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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扩大耕地面积是应付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之一。明清时期,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较快,为满足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人们一方面充分发掘现有土地的利用价值,另一方面则大力垦荒造田,扩大耕地面积。

人烟稀少甚至人迹罕至的山区成为当时农业开发的重点区域。明清时期,垦殖规模最大的山区是鄂豫陕交界处的荆襄地区。这里明初尚为荒无人烟之地,而后流民不断涌入,到明中叶已接近200万人,大量土地被开垦。明末清初,此地人口曾一度锐减。但康熙以后,四方流民再次向这一地区迁移,到乾隆末年,“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以数百万计”(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17)。在河湖纵横的地区,人们与水争利,围垦湖面以及滨江濒湖的洲滩,“荒芜湖渚,先世所弗田者皆尽垦”(万历《荆州府志》卷3)。在鄱阳湖平原,当时湖区各县修筑的圩堤总数不下数百条,有的规模很大。如南昌县的富有圩、大有圩,首尾相联约30里,义修圩南北径20里,围约40里,皆为庄舍(光绪《南昌县志》卷6)。在洞庭湖平原和汉江平原,则到处兴建垸田。如监利县在明代中后期通过筑垸围垦,增加水田近万亩(康熙《监利县志》卷3)。

在东部沿海地区,人们则采用围垦荡地的办法以扩展耕地。为保证盐业生产,政府曾拨给灶户一些荡地以供柴薪。明中叶以后,“草荡多被势豪侵占,开垦为田”(朱廷立《盐政志》卷7)。由于泥沙沉积,入海口附近不断产生新涨荡地,人们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沙滩渐长,内地渐垦,于是同一荡地,有西熟、有稍熟、有长荡、有沙头之异,西熟、稍熟可植五谷,几与下田等,既而长荡亦半堪树艺,惟沙头为芦苇之所”(叶梦珠《阅世编》卷1)。沿海人民还采用沉放石块或修筑拦沙堤等方式,加快泥沙的沉积速度。据估计,在明清两代,珠江三角洲通过围垦滩涂,增加耕地面积达数万顷。

在北方的农牧交汇地带,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农业垦殖。在明代,东自辽东西至甘肃,驻扎着数十万军队,为提供军饷,朝廷大力推行屯田。明中后期,沿北部防线陆续筑起一道边墙(即长城),沿边一带广阔的草原不断得到开垦。如宁夏花马池一带,先前因缺乏屏障,“全无耕牧”,“自筑外大边以后”,“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孽牧遍野,粮价亦平”(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4)。清初,朝廷限制汉人到蒙地耕作,但每年春去秋回前往蒙地租种的汉人仍有不少。清中期以后,限制政策逐步放松,大量汉人遂在蒙地定居下来。到清后期,宣布移民实边、放垦蒙地,内蒙古草原南部的农垦规模更是空前扩大。

明清时期,正是通过大规模的农业垦殖,扩大了耕地总面积,提高了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总产量。但另一方面,由于在垦殖过程中缺乏规划,往往不顾后果地进行掠夺性开发,也给生态环境造成很大破坏。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森林缩减。西北的许多山岭,在明代还保持着“林木葱茂”的景观,经过不断地垦殖樵采,到清代已是“牛山濯濯”。如祁连山脉的黑松堡,“昔则松柏丸丸,于今牛山濯濯”(乾隆《五凉全志》卷4)。秦巴山区原来森林资源极为丰富,“比年来开垦过多,山渐为童”(同治《房县志》卷4),“群兽远迹,石骨峻峰,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光绪《紫阳县志》卷1)。

二是水土流失。由于当时对山岭的垦殖多采用刀耕火种的粗放形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如在秦巴山区,“老林开垦,山地挖松,每当夏秋之时,山水暴涨,挟沙拥石而行”(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在鄂西山区,“承平日久,生齿渐繁,虽幽崖邃谷亦筑室其下,峻岭高冈亦耕作其上”,“然多狃于目前而忘远虑,当夏月骤雨,大水暴至,有阖庐漂荡者,有耕耘山上不及奔避,急流冲激而去者”(道光《建始县志·户口》)。

三是河湖淤塞。过度的土地垦殖导致河湖淤塞。这一方面是由于山区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大大增加了江河水中的泥沙量;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河湖滩地的围垦,影响了调蓄和泄洪能力。如湖广地区在明代前期“堤防坚厚,湖河广深,又垸少地旷,水至即漫衍,有所停泄”,所以“水患颇宁”(嘉靖《沔阳州志》卷8)。到明代后期,“水道渐隘,洪流冲突,无复疏导,则势不得不溃堤而入”(万历《荆州府志》卷3)。江南地区濒江濒湖去处,“种护堤茭芦以防坍塌,本为障水”,但势豪之家“不分河港宽狭,即种茭蒲、芦苇,占为菱荡、莲荡”,“甚者霸占滩涂,筑成塍围,因而垦为良田”,以致“水道日隘,为下流数十州县之害”(乾隆《苏州府志》卷7)。

四是沙漠扩张。明清时期,沙漠扩张的趋势日益加快。明朝一些地段的边墙,修建时离沙漠尚远,但后来沙漠不断南移,不仅边墙沦于沙漠中,甚至边墙以内的一些土地也大片沙化。这一方面是由于流沙不断移动的自然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合理的土地垦殖破坏了植被,致使原来的非沙漠区变成了沙漠。如宁夏铁柱泉城始建于嘉靖年间,当时泉眼“水涌甘冽”,“日饮数万骑弗之涸,幅员约数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嘉靖《宁夏新志》卷3),筑城后将“四周空闲肥沃地土”拨给军士,“听其尽力开垦”(张萱《西园闻见录》卷65),遂致逐渐沙漠化。明后期,在长城沿线,“屯地或变为斥卤、沙碛”是很常见的现象。到清代,特别是清后期,由于汉人大量进入蒙古草原垦殖,更造成不少草原退化为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