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中的时代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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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王恒茂　闫建新

一场春雨为喧嚣的都市带来了暂时的宁谧与清新，却无法掩盖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门前那股隐含的热烈，“2006年中国翻译高峰会议”的大红条幅，让我们隐约期待，这一次的来访会有意料之外的发现。果然，询问得知，经过学院不懈的努力，在建国后国家教育部首批批准在本科层次建立翻译专业的三所大学中，河北师范大学榜上有名，而站在它身边的，是复旦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看着他们兴奋而自信的笑容，我们猜测，能够跻身这个可以称得上“殊荣”的“全国首批”，除了“努力”和“机缘”，一定还有什么更深的奥秘隐藏在他们的心里。

潘炳信：希望我的学生敢于挑战权威

我们家里教书的居多，我的父亲，我的哥哥，都当过教师。我上大学之前还当过民办教师，教小学教中学，大学是在师大读的，那个时候搞“社来社去”，回家乡教过书，后来又调回师大，所以教书是我一生的事业。

教师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一名教师，引导人、教育人，有的时候甚至影响改变很多人的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它又是一个严肃、严谨的职业，尤其我们师大，是为中学培养师资的地方，做教师的老师，怎能不一丝不苟?

做老师的，不会像“猫教老虎”，还留一手“上树”的绝活，我们是把自己所知所有所得，毫无保留地教给学生。这个过程很复杂、很微妙，也很辛苦，但乐在其中。

我的学科窄一点，搞语音的，就是英语的发音啊、口型啊、语音语调什么的，这个东西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就变得很枯燥，国内研究它的人比较少。我上研究生时读的是英语语言文学，语言学成了主要的研究方向，但对语音学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所以后边的论文里边大多是关于英汉语音的比较，语音教学、语音与翻译的关系等方面的东西，研究方向窄一点说是语音学、音系(位)学，宽一点说就是语言学。此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对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跨文化交际也有一定的研究。

现在还带着课，本科生也带研究生也带，离不开教学。其实要说贡献，更多的是在教学上，搞语音学的研究说到底还是为了更好地教学，比如我的语音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北方、特别是河北方音与英语发音的比较。在去年初一次关于英语教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的一篇关于英语语音教学的论文“Teaching English Pronunciation Through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Englishand Chinese Sound System”得到同行们一句“很有新意”的评价，也就值得欣慰了。

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教育什么样的人是每一个做教师的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治学和教学上，我的观点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开放。诚实一个是要对自己诚实，虚假的东西是站不住脚的；一个是对人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当年在北外的老师，包括我见过的知名学者，敢于对任何一个学生说不知道，我有幸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个，当年的一句“不知道”，才引起我强烈的求知欲，去探索“他们”“未知”的领域。

除了“求实”，我也希望我的学生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怀疑，无论是书本还是人，只有怀疑才能打破旧有的框框，才能用有涯的人生去逐取无涯！

教了一辈子书，所得其实寥寥；惟希望把这份精神流传下去，于愿足矣。

李正栓：学好做人，做好学问

我从河北师大硕士毕业，九六年考入北大，师从胡家峦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可以说，我既继承了师大认真、务实的品格，也继承了北大敏于思维，实事求是，不浮躁、不跟风，在文学研究和评论方面特别注重文本细读的学术思想。

先学做人，再做学问，是北大的传统。但光做一个好人，不做学问不行；做一个学问很好的“坏人”也不行，我想我还是一个学做好人，同时又好做学问的人。

我的研究领域是英美文学和文学翻译。这么多年下来，著作等身还远远谈不上，“书等身”是有的，但目前真正能称为专著的只有一本――《陌生化：约翰・邓恩的诗歌艺术》。算是自己研究领域里的一个代表作吧。我喜欢这个诗人，最近在集中精力研究他，并希望通过这个研究在全国占一席之地。

约翰・邓恩是英国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一个非常著名的玄学派诗人，他一改英国文艺复兴初期和中期的诗歌传统，抛弃了由意大利传人英国的传统的熟烂透了的诗歌意象和表现手法，创造了自己的一种表达方式。我的贡献在于，我在阅读约翰・邓恩和他同时期诗人的时候，发现并诠释了他们的不同。这一发现由于我把它撰写成文、发表著作，已经得到了广大英国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认可，很多研究者已经开始在他们的著作中引用这一术语，这对一个研究者来说，是最值得欣慰的事。

在翻译方面，除了翻译评论，一直在做典籍英译的推动工作。2002年5月，我在老一辈专家们的支持下，在河北师范大学主持召开了全国第一届典籍英译研讨会，后来在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又开了两届，下一届在广州开，并且把第一、二届的优秀论文整理成书，可以说填补了国内对这一领域进行集中研究的空白，在翻译界引起了关注。我的一篇名为《唐诗宋词英译研究》的文章在《中国外语》发表后，引起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李林同志的注意，并推荐我担任一项国家投入巨资、旨在向国外介绍中国典籍的大型出版活动《大中华文库》的译者，此项活动目前已经立项。

我这样的人，其实不会干别的，只会读书，并把读书的所得总结成文章与大家共赏。我想，校党委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把我推到了外语学院院长这个陌生的岗位上，所以我来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翻阅老师们的科研档案，发现老师们的翻译实践很多但缺乏系统和层次，于是重新整合，决定在翻译专业上下功夫。据说，在老师们中间对我有这样一个评价：李正栓同志的到来为外语学院带来了很大的转变，那就是树立了鼓励科研、注重教学的崭新风气。

我们确立了这样一个学术思想：把英语的知识、技能转化成实践能力更强的能力，比如教学能力和翻译能力，英语、日语、俄语等专业，将把翻译作为一种特色，重点培养学生敢于开口、敢于翻译的实践能力；追求高层次的学科建设，同时不忘基础教育的教学，把本科教学与基础教育的教学链接起来，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开展我们的教学活动、教学研究活动和科研活动，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申报本科层次的翻译专业。

过去，在一些专家中间有这样一种共识：在本科层次不适宜搞翻译专业，所以过去申报的，教育部一概不批。但我恰恰以为，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敢说敢做，是可塑的。同时我们必须把教育搞好。这不仅可以改变我国目前翻译人才极端紧缺的状况，同时也会使翻译跟得上时代的发展。

很难，但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

我们师大的校训是“怀天下、求真知”，而我们是先天下、办翻译。我们和重点大学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但正是因为知道差距，所以才会更加注重科研成果和教学研究成果，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个推动。明天我们就要召开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系成立暨2006年中国翻译家高峰论坛，全国著名的翻译家都会来为我们祝贺，各驻石高校外语学院或外语系的领导也会带着人来讲座。这是学院的喜事，也是翻译界的大事一想想未来，真的很兴奋！

其实说到底我还是一个教书匠，最高兴的时候就是在讲台上面对学生的时候，看着他们，就想起我在师大做学生的时候，怀念当时教过我的那些老师，当时他们好像没别的事，一门心思扑在教学上，有的教师到退休还是讲师。想到他们，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会焕发出激情。在教学中，我倡导“情”字教学法：上课一定要有激情，下课一定要有热情，对于事业一定要有感情。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我喜欢！通过这种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并和老师产生互动，所以我讲课的时候，通常都很累，因为十足嘛！

相信通过他们两人的叙述，读者朋友一定也像我们一样寻找到了文章开头那笑容背后的答案，与时代同行又迥异于这个“时代”的学术品格；和他们正在凝聚的愈加浓厚的学术风气，正如这场润物的春雨，在无声中向我们暗示着夏的繁盛与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