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模型、范式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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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区域金融运行呈现严重失衡。本文基于经济效率与社会风险的相互制约原理，建立了中央政府进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利益函数，提出了金融差异调控的“陀螺空间”与“效率差异”的命题；根据制度成本与收益机制，提出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范式。研究认为，根据当前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态势，必须要充分重视金融的劳动分工促进功能，缩小区域金融功能差异；构建“跨时公平”的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缩小金融发展条件差异；推进教育投入体制综合改革，努力缩小区域间教育水平差异；适度提高落后区域的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区域创新激励机制；优化区域市场交易环境，缩小商品金融交易条件的区域差异。

关键词：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2-0025-06

1.引言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呈现严重失衡。中国人民银行的《2005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东部地区聚集了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部，金融机构数目的38%、金融从业人员的43%和金融资产总额的61%分布在东部；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数、金融从业人员和金融资产分别只占全国总量的28%、23%和27%。从银行体系资金来源来看，大部分存款集中在东部地区。2005年末，人民币储蓄存款位居前六位的省份为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共占全国储蓄存款总额的45%，其中广东接近2万亿元，江苏超过1万亿元（中国人民银行，2006）。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与枢纽，过大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必然会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区域协调可持续战略的实施形成巨大障碍。同时，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过大差异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的传导方式存在较大差别，不同区域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也存在不同，结果是，经济金融政策的执行成本增加，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有效性降低，甚至部分金融政策可能对一些区域产生抑制效应，导致货币政策失灵（曾康霖，1995）。因此，基于目前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状况，要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与针对性，中央政府需要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适当的调节与控制。本文基于经济效率与社会风险的原理，从保证国家利益与区域利益最大化的基本目标出发，建立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基本模型，讨论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范式选择，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基本模型

中央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调控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国家综合利益的最大化。为了分析方便，将整个国家分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L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H两个区域。L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为FL，H区域的金融发展水平为FH，L和H两个区域的产出主要决定于金融发展水平，L和H两个区域的人均产出函数分别为φL（FL）和φH（FH），φL（FL）和φH（FH）同时也反映了两个区域金融发展对经济影响的程度，因此φL（FL）和φH（FH）也是两个区域金融发展的转换函数。φL（FL）与φH（FH）人均产出的加权和为整个国家的产出。与人均产出的加权和尽量最大，这是中央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同时，源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φL（FL）与φH（FH）之差不能太大，否则容易引发社会风险。假定社会风险利益损失和φH（FH）与φL（FL）之差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则可将社会风险利益损失函数定义为η＝χ（φH－φL），χ为社会风险利益转换系数。基于以上假定，中央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进行调控的目标是实现总的目标利益函数U的最大化。总的目标利益函数U的表达式为：

MaxU=φH（FH）+φL（FL）－χ［φH（FH）－φL（FL）］（1）

进一步整理可得：

MaxU=（1－χ）φH（FH）+（1+χ）φL（FL）（2）

（2）式表明，社会风险利益转换系数χ在总的目标利益函数中，给予了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更高的产出权重，因此，中央政府受社会风险利益转换系数χ的制约，具有扶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的动机。但由于区域间部分经济地理条件等无法消除的差异的存在，两个区域金融发展的转换函数φL（FL）和φH（FH）本身是有差异的，如果人为地使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完全相同，其效率也是低下，因此，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应当保持在一种“效率差异”的水平（田霖，2006）。但需要注意的是，在金融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门槛效应”的存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能更明显（冉光和，李敬，熊德平，2006），金融发展的转换效率更高，中央政府可能更有动力去支持金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这必然会拉大两个区域的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但两个区域的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可能爆发社会风险。当两个区域的金融经济差异达到一个临界值后，社会风险利益转换系数χ会产生突变，达到正无穷大。因此，中央政府的“嫌贫爱富”行为同样也是有限度的。

图1 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中央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策略见图1。横轴代表区域H的金融发展水平，纵轴代表区域L的金融发展水平。OS是从坐标原点O出发的角平分线，因此OS代表两区域的金融无差异曲线。PC曲线是在现有制度资源下两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可能性边界。在货币经济系统中，两区域有一个最低的临界金融发展水平，为OD或OA，无论是区域H和区域L的金融发展水平都不能低于OD或OA，因此OPNA和ODGC是“不可能区域”。两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不能太大，否则导致社会风险利益转换系数产生突变，社会风险爆发。两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临界值在图1中用AB或DH表示。因此，F点和I点均代表可以容忍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最大值点。F点和I点均以斜率为1的趋势向上移动，直到与可能性边界PC曲线相交，形成的FK线和IJ线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临界线。FKG和NIJ区域内的点，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超过临界值，因此是“风险爆发区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临界线FK线和IJ线与可能性边界PC曲线以及不可能区域OPNA和ODGC围成的EIJKF区域，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容忍空间，政策调控者必须要保证两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突破EIJKF区域。这一区域类似陀螺，在此称之为“陀螺空间”。根据（2）式，可以解出一个最有效率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值，即为“效率差异”，在“陀螺空间”中的YV线和XZ线均是效率差异线。如果区域H有经济地理的优势，则效率差异线是YV线。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注重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促进区域金融发展的总体水平的提高。在“陀螺空间”内部虽然不会爆发社会风险，但可能效率并不高。只有在金融发展的可能性边界的JK线上，才真正发挥了两区域金融发展的潜力。但在JK线上并不是所有的点都能保证国家总的目标利益函数U的最大化。只有效率差异线YV线和JK线相交，才能真正保证调控目标利益最大化。因此V点是整个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最优控制点。随着制度的演进和发展条件的改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可能性边界可能会发生外移，即为WM线，则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最优控制点是VV点。

3.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范式选择

借鉴区域经济干预理论①，中央政府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可以采用两种范式，即自上而下的范式和自下而上的范式。自上而下的区域金融调控范式是针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总体状况，以专业知识为基础，国家直接制定统一的区域金融政策与区域金融发展规划，由区域政府与区域金融部门负责落实，从而推动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自下而上的区域金融调控范式是针对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具体状况，以大众知识为基础，考虑区域资源与市场条件，制定有地区特点的标准与方法，诱导区域政府与区域金融部门行为，促进区域金融的良性有序发展。

两种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范式各有其侧重点与优缺点。对于自上而下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范式而言，侧重点是以外部资源和外部能力为主，其优点在于，具有统一的标准与条件，能更充分地考虑资源与市场限制，给予各地区金融发展的平等机会；同时能避免个体利益与国家综合利益目标的矛盾，减少协调成本，更好的考虑大范围内区域社会经济及金融环境的内在联系。但自上而下的模式有其明显的缺点：有时可能规划太严格，不可能实现，或因得不到所有区域人民的认同而难以实现；不可能考虑所有利益，因而不会所有人参与，同时需要多层次的实施与监督，从而耗费大量资源。对于自下而上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范式而言，侧重点是以地方资源与地方能力为主，其优点在于，有区域特点的标准与条件，将区域资源与市场知识纳入决策系统，能够充分考虑地方知识与发展机会，以区域金融发展需要与目标为起点，尊重地方或家庭及个人层次的生产与再生产体系的相互联系，能够充分调动各区域的积极性，促进各区域金融的共同发展。自下而上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范式的缺点在于，缺乏参与者的承诺和理解会使项目难以成功，由于区域政府之间的竞争，可能会更多地考虑区域利益而不是国家综合利益，使协调成本提高，由于地方领导的频繁变更，区域金融发展策略的连续性可能会遭到破坏。

由于自上而下的范式和自下而上的范式各有其优缺点，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中应当结合使用。图2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范式。中央政府根据区域金

融发展差异的总体情况，明确国家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总体目标，中央政府制定的这些发展目标，构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约束与外在环境，区域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发展目标与政策约束下，根据区域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然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与共同对话，共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措施。

4.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政策选择

目前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正处于市场化的趋异期，区域金融发展差异正以加速态势进行扩张。如不加以控制，可能会突破“陀螺空间”，增加社会经济的安全隐患，引发社会风险。立足当前实际，需要采取以下调控政策：

4.1 充分重视金融的劳动分工促进功能，缩小区域金融功能差异

当前，调控区域金融发展差异，主要的目的是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减少区域收入的不平等。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明显差异的条件下，通过改变区域金融发展的转换函数，促进落后区域金融经济转换效率的提高，缩小区域金融功能差异，同样能实现区域金融调控的综合目标。即使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趋同，而金融发展的转换函数呈现明显差异时，区域金融调控的综合目标也很难实现。因此，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中，缩小区域间金融功能差异是关键。劳动分工是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区域金融通过促进劳动分工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李敬，冉光和，温涛，2007）。因此在进行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中，要充分重视区域金融的劳动分工促进功能，要以劳动分工功能的充分发挥作为区域金融发展政策的切入点。在具体政策选择上，国家要充分运用灵活多样的金融调控手段，以劳动分工促进为导向，将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到能够最大限度促进区域劳动分工的领域。特别是在当前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改造传统小农经济，深化农村社会分工，提高农业生产专业化、组织化程度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当前迫切需要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分工促进功能，提高农村金融的运行效率，要将农村金融的资金主要配置在促进农业产业化升级、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同时要合理疏导和规范民间金融的发展。在正规金融发展落后的地区，民间金融会对正规金融产生替代效应，从而对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民间金融交易效率受到政府管制态度的影响，政府应当采取合理、规范的手段来发展民间金融，而不能片面地进行打压。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和广大农村区域，要充分尊重民间金融的主体地位。

4.2 构建“跨时公平”的区域金融发展环境，缩小金融发展条件差异

各省市区之间经济地理条件和国家制度倾斜等方面的差异是形成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由于国家“分步走”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优先获得扶持的地区，具有金融发展的良好政策条件，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没有获得扶持的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环境较恶劣，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基于此，根据现有的区域发展战略选择，国家应当构建“跨时公平”的区域金融发展环境，构建动态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机制，缩小区域金融发展条件差异。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必然要选择“两阶段”发展模式，区域金融的协调发展并不是在同一时期实现各区域的均衡发展和水平等同的发展，但在同一时期，各区域的发展差异又不能超过社会风险爆发制约下的阀值。区域协调发展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进程，根据金融投资在一定阶段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让一部分地区优先发展是一种理性选择。但是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建立优先发展地区对落后发展地区的反哺机制和调控机制，最终实现各区域的平衡发展。

在当前的政策选择上，第一，应当逐渐调整国家的金融经济发展战略，在着力推动发达区域金融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落后区域的金融经济发展，不能让金融发展差异超越“陀螺空间”。在国家总体目标效率不降低的条件下，要给予落后区域更多的倾斜政策。要适当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中部地区，因为目前享受政策的倾斜十分有限，金融约束更加严重，应当受到政策层面的足够重视。第二，根据国家“分步走”的发展战略，要逐步将发展重心向落后区域进行转移，促进“跨时公平”，从动态上给予各地区平等的金融发展条件。第三，要加强区域金融发展的政策协调，促进区域金融合作，建立发达区域对落后区域的金融反哺机制。第四，在货币金融政策的执行中，要充分考虑各区域金融发展的差异性，打造区域货币政策运行平台，建立有效的、具有区域针对性的区域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实施有差别的区域金融政策。

4.3 推进教育投入体制综合改革，努力缩小区域间教育水平差异

各区域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是形成区域间金融发展差异的第二重要原因（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其原因在于，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困难。中西部地区政府财力薄弱，农民收入水平低，教育支付能力弱，教育经费总量不足；加之自然条件差，教育成本高，体制有待理顺，机制不够灵活，义务教育尚未普及，青壮年文盲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规模偏小，职业教育薄弱，城乡、地区之间教育发展极不平衡。中西部地区办学条件差、教育手段和信息化程度落后，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合格教师短缺，教育质量不高，教学内容与方法亟待改进。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教育发展差距较大。由于教育文化水平不仅与学习成本相关，同时还与投资品生产的专业化经济程度高度相关，因此对区域金融发展有重要影响。区域间教育发展差距由此推动了区域间金融发展的差异。当前，应当努力推进教育投入体制综合改革，缩小区域间教育水平差异。

推进教育投入体制综合改革，第一，要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职责体制，建立主要由省级财政负责基础教育投入的机制。主要原因是，目前许多中西部地区县乡两级政府的财政困难与日俱增，工资欠发普遍化，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实际债务负担沉重，财政风险日渐膨胀，基层政权的财政收支矛盾相当尖锐（贾康，白景明，200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地方债务课题组粗略统计，中国目前县乡政府债务至少在10 000亿元以上（呼显岗，2004）。据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地区10省市49个县（市）的调查，截至2002年9月，已有42个县市（占总数的85.7%）累计欠发国家规定的工资18亿元，是1998年底欠发额的3倍多，而当年1~9月新欠额就高达1.32亿元（姜长云，2004）。冉光和、李敬和温涛（2007）对西部A市的调查发现，县乡政府教育欠账金额巨大，特别是“普六”、“普九”达标验收，给很多县乡留下了巨额债务。在政府投资冲动的推动下，财权事实上有上收的趋势，县乡财权日趋削弱，“以县为主”的基础教育投入体制事实在中西部地区是不科学的。在中西部地区应当建立主要由省级财政负责基础教育投入的机制，同时要加大中央对中西部地区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中央专项经费投入力度，在中西部地区建设一批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尽快缩小教育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第二，要依法不断增加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投入体制，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教育投入保障制度。在深化地方财政体制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将农村教育经费投入纳入政府公共财政体制范围。第三，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资于教育，建立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沿海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对内陆地区的教育扶持与对口支援机制；第四，理顺财政与金融的教育投入关系，大力促进金融支持教育的金融创新，实现金融与教育的结合发展，建立教育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4.4 适度提高落后区域的社会福利水平，完善区域创新激励机制

区域社会福利水平也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区域社会福利水平差异对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推动作用主要源于区域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区域创新的动力（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因此，为了缩小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当前应当适度提高落后区域的社会福利水平，进一步完善区域创新激励机制。具体而言，第一，要加大落后区域社会福利的财政投入水平，依法建设社会福利的投入机制，进一步完善落后区域的劳动部门对职工提供的福利津贴、福利设施，促进社会福利生产，解决残疾人的生活与就业问题，加强敬老院、孤儿院、精神病人福利院的建设。第二，要改革落后区域社会福利的运用体制，促进社会福利的社会化。我国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在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覆盖面小，范围狭窄；单位的职工福利设施对社会开放不够，社会福利设施不足。这不仅造成了企事业单位之间、城乡居民之间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与苦乐不均，而且加剧了业已存在的福利费用收支的矛盾，使国家和社会承受了不堪重负的压力。当前在中西部区域及其他落后区域，可以探索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的公众化，以有偿、低偿和无偿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对社会福利存在需求的社会成员提供享受各种社会福利服务的机会，逐步扩大服务对象的主体范围。建立社会福利资源的社会化机制，改变投资主体单一的状况，开辟国家、集体、社会组织、个人按比例共同负担社会福利资金的多元投资渠道。推进社会福利事业管理的社会化，改变现有社会福利机构政府直接办、政府直接管理的局面，引导社会福利社会办，政府不再对社会福利机构的日常运营活动进行干预。第三，完善中西部地区及其他落后区域的创新激励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创业基金制度，为创新群体提供合适的风险补贴与优惠的税收政策，积极营造创新文化。

4.5 优化区域市场交易环境，缩小商品金融交易条件的区域差异

区域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的交易效率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目前区域金融发展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李敬，冉光和，万广华，2007）。当前必须要从多方面入手，优化落后区域市场交易环境，减少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具体而言，需要做好以下工作：第一，要积极促进落后地区和广大农村区域信息、通讯与交通条件的改善。在中西部地区，要保证交通及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要积极引进高科技技术，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克服中西部地区的地形地质和气候条件的恶劣环境。强调科技支持，促进中西部地区信息、通讯与交通服务能力的提升。第二，要加强中西部地区的市场法制建设。法律是社会资源配置的秩序机制，它决定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并直接影响着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随着社会分工结构与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展，一套能够简化经济关系复杂性的法律制度，能够节约交易成本，帮助社会成员安全、快捷、有序地进行交往。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指出，“在法律一词通常的意义上，它的目的不仅仅在于管理（统治），它是一种促进自愿协议的事业――通过交易谈判、发放有效证件和履行其他性质的法律行为”（伯尔曼，1996年）。为了提高中西部地区的交易效率，应当建立公平、公正的商品与金融市场交易平台，维护合理有序的市场秩序，减少交易的不确定性。第三，要加强落后区域的诚信体系建设。一个信用缺失，道德沦丧的经济系统，不可能有快速、持续的经济发展。只有讲诚信，才能建立正常的交易秩序，减少防骗成本与提防成本，节约事后的处理成本。在落后区域必须要建设有效的诚信体系。建立诚信体系必须要把握好基础保障层（物质基础和政策保障）、他律控制层（法制约束与道德约束）和自律屏障层（与社会诚信准则同构的公民人格）的建设（周克庸，2003），实现各层面的协调互动发展，建立“三位一体”的社会诚信体系。第四要加强落后区域金融主体及其金融人格培育，树立金融主体独立的金融人格，增强金融主体的自主性、风险与收益对称性和金融意识。特别是在中西部的农村区域，农村信用社是主要的金融主体，必须要着力推进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对信用社原有资产归宿进行界定，并引进社会资金，充实信用社资本金，使农村信用社实现真正的合作制或股份制。要鼓励建立一批农村中小金融机构，实现农村金融主体的多元化。另外，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经营方式灵活，是一个潜在的重要金融创新主体。要充分利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在信息上的优势，加强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引导与监管，推进正规金融组织与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合作经营，将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为正规金融组织在农村的延伸，建立起新型的合作金融组织，以增强农村金融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与农民生活的服务功能，满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资金的需要。第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金融交易条件与商品交易条件的改善必须同步协调推进。在商品交易条件十分落后的区域，片面地强调金融效率的提高往往并不能产生明显的经济发展效应。在商品交易效率极低的环境里，金融对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的正面推动作用并不显著。针对落后地区，必须要从改善商品交易条件入手，确保商品市场的交易效率处于临界点。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CJY035）和2007年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2006－GJ-093）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603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 释：

①关于区域经济干预理论，参见陈秀山和张可云的《区域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382－408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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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克庸.诚信体系的三个层面［N］.光明日报，2003-2-26.

［作者简介］李敬（1973-），男，博士，讲师，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

冉光和（1955-），男，重庆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农村金融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收稿日期］2007-12-16（责任编辑：罗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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