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论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 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并阐明其中关系。其次，阐述了严复三字标准的影响及其所受的争议，以辨证的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信、达、雅”翻译标准。

关键词：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

严复，中国近代翻译大家，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第一人，集汉唐以来译论之大成，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首推“信、达、雅”为译事楷模。首标“信”义，要求译文意义“不倍文本”，深感“求其信，已大难矣！”

严复仅是寥寥数词提及“信”字，并未对“信”有过多解释。后人在解释“信”的时候，多认为是“信”就是“忠实”、“通顺”。但林璋先生指出，严复所言的“信”和我们所熟知的“忠”是有区别的。林先生认为，“信”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诚实不欺”。严复使用“信”字表达了其居中为译的翻译追求。能够平等首先要求自己做到“信”，即做到“诚实不欺”。由于译者所处的“居中”的特殊位置，“信”则有两个方面：一则是对原文而言，二则是对译文读者而言。再者，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之下，能平等看待西方著作，实属不易。

其次是“达”：“达”是“达旨”（达意）而非“畅达”。严复云：“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由此可看出，严复认为“达旨”和“笔译”不同，“达旨”可取便发挥，但“笔译”不可。“达旨”是指表达原文的宗旨，即原文的思想内容。而“笔译”则指应对原文的“诚实不欺”，不便发挥。严复又云：“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为此，“词句之间，时有所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从而点明了信、达的关系。但是，其中的“信”与“达”也有矛盾之处：“信”是对形式，即字面意义而言的。而“达”是对内容而言的。但严复说“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是，这里的“信”已不再是对形式而言，而是对内容的“信”了。

其三，“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难求达。”严复还引证儒家经典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严复倡导用先秦文体翻译西方著作，以期行远。正如王佐良先生言：“严复之所以选择‘汉以前字法句法’，也不只是从语言或风格着眼的。他从事翻译是有目的的，即要吸引士大夫们的注意。”

百年来，不少人将严复的三字理论奉为金科玉律。当然，也不乏批评者、借题发挥者。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佛典之翻译》）郁达夫更将其视作“我国的翻译标准”、“翻译界的金科玉律”。批评者周笃宝指出：“‘雅’字是唯心的，或者说是‘违心’的，都是不科学的。他翻译的是当时西方格物致知的书，代表先进的学术思想，却为了使顽固保守的士大夫阶级乐于接受西方先进学理，‘刻意摹仿先秦文体’的翻译显然不妥。如果说严氏的翻译思想有不妥之处，皆失于‘雅’字。”更有甚者，国内外一些学者指出，严复的三字理论与英国家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以及赫伯特・罗森斯坦的Tri-ness原则相似，有抄袭西方译论之嫌。尽管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受到非议，但其对近当代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的深远影响是不可否认的。正如陈康福先生言：“对于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包括‘雅’，只要加以改造和合理的解释，是仍然可以作为翻译的标准。事实上，后来不少现代翻译工作者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笔者认为，按照现代翻译要求来看待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和理论，是不合适的。毕竟严复的翻译准则是在一百多年前民族危难关头提出的。其翻译的主要目的是引进西方先进思想，探索救国之路。其主要读者群题局限在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及其它知识分子。其翻译无论在译本的题材选择上还是在译文的文学性艺术性上都有较高的要求。因此，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充分满足了当时的翻译要求。任何译本，离不开固定的读者群以及读者的要求，若照搬西文的句法词法采取直译，译文则生硬晦涩，则违背了传播文化思想的初衷。关于严复翻译时采用先秦文体是否适宜，则应具体而论。当时处于清朝末期，白话文运动并未开始，所有知识分子皆习古文。中国古文中，先秦文字兼容包并，思想性强，适合立意说理。而严复所译的文本大多为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名著，采用先秦文体，也是对“雅”的追求。

再者，严复的“信、达、雅”标准，是基于前人的译论所提出的。据钱钟书先生诠证：“严复译《天演论》牟例所标：‘译事三难：信、达、雅’，三字皆已见此。”“信、达、雅”三字，虽在三国时支谦的《句法经序》中全部出现，但将“信、达、雅”排序组合，阐明其内在关系，明确将其作为“译事楷模”，则自始严复。鲁迅先生也曾论及严复的翻译标准，为中国古代的翻译理论做出总结：“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六朝真是‘达’而‘雅’了……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由此可见，“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顺应了古代译论思想的演变以及时代的要求，是译论发展史的必然结果。

翻译理论的发展顺应时代的变化与要求。故此，我们若孤立地看待翻译问题，是行不通的。我们若照搬中国传统译论或西方现当代翻译理论来看待当今的翻译问题和指导翻译实践，也是行不通的。严复的“信、达、雅”标准已无法满足当今的翻译要求，但若全盘否定该标准也是不科学的。我们应辨证地发展地看待严复的标准，对“信、达、雅”提出创造性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新解，来发展中国的现代翻译理论及指导翻译实践。例如，罗选民先生用解构和阐释学的角度来解读“信、达、雅”；黄忠廉则用适应与选择来诠释“信、达、雅”。此类均是很好的典例。所以，中国传统译论的宝贵价值就在于给研究者们指示方向，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创新。

参考文献

[1] 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2] 黄忠廉.适应与选择：严复翻译思想探源[J].上海翻译，2009，（4）：7-10.

[3] 林璋.解读严复“信达雅”[M].中国科技翻译，2000，第13卷，（4）：1-4.

[4] 罗选民.解构“信达雅”：翻译理论后起的生命[J].清华大学学报，2002，第17卷，（1）：90-93.

[5] 周笃宝.继承传统译论建立科学翻译[J].中国翻译，2000，（2）：2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