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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梦想》:跨越阶层隔膜的虚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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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里对农民工处境的描写非常真实,而企业家们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也让人温暖。这些表现都把我们引向一种更为高远的遐思:不同的阶层之间,可以彼此共情,感受到同样的爱与痛吗?

央视财经频道最近播出的电视纪录片《城市粝搿罚做了一个颇有新意的尝试―把一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大老板”们丢进底层,让他们匿名和农民工共处。雷军当生产线工人,李书福做园艺工,郁亮当钢筋工,刘强东变身快递员,白云峰成了送奶工……

企业家们在体验中常常动情落泪,而当农民工们最后获悉他们的真实身份后,一下子瞠目结舌。

节目旨在唤起社会对底层劳动者处境的关注,但真正吸引人的是它的实现方式―把那些处于更高阶层的、平日里基本“隐形”的人,重新拉回底层人身边。这给了人们一种联想:人和人之间,无论社会地位有多悬殊,爱与痛都是一样的,依然可以共情。

这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还是错误加工,或者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消失”了的人

很多人都体验过这样一种情境:亲朋好友或街坊邻里,在谁家的客厅或哪一条巷子,一起议论着谁谁谁“发了”的故事。

那个“发了”的人,曾经和议论者们有相同的处境,甚至彼此十分熟悉,而一旦成为谈论对象,他们就很少再出现在议论者们的视线里了。最后,他彻底成为了一个只存在于谈论之中的“准陌生人”。

这是一种远去了的情境,它大量出现在财富分野启动和扩大的年代里。这些人“千里挑一”,从各个社会角落里走出去,消失在茫茫人海。这些从身边离开了的人,有的不再回来,有的偶尔出现,彼此已无话可说。

这个过程,就像儿童的跳棋游戏。原本有一袋五颜六色的玻璃球,全部混杂在一起,后来伸过来一只手来,把它们按颜色归类,整整齐齐地码在棋盘上。

研究者们把这种按人的某些共同属性进行归类、同类的人被安排在同一地理空间、不同类的人群之间缺少交集的状态,称为“居住隔离”。归类的标准有很多,如种族、宗教、职业、生活习惯、文化水准等,但最常见的一个标准,是财富差异。

一般情况下,人们总是居住在和自己的经济能力相匹配的地方,于是,富人与富人、中产与中产、底层与底层为邻。比如在清朝的北京城,人们用八个字概括这一规律:南贫北贱、东富西贵。今天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我们一样可以对“人类”的空间分布作出类似的描述。

居住隔离是阶层分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分化,这个词语极具动感。我想起了大学时代,一位教授在课堂上冷酷地指出,“现在你们是同班同学,彼此亲密无间,等到你们毕业10年以后再聚会,那时处长和处长坐一桌、老板和老板坐一桌、平民和平民坐一桌。也许你们现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但这就是社会。”

把他说的这个过程在大脑里浓缩到5秒钟内完成,就能体会到人的分化与重组之精妙。

无知之幕

10周年已过,聚会也算频繁,但我们那个班级并没有出现这位教授所预言的情况。其中有一些偶然因素在起作用,比如一个有道德榜样意义的班主任产生的凝聚力、班级成员毕业后的阶层分布也相对整齐,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是,成员之间都有一种默契,不谈彼此的经济状态。

这相当于我们自觉保留了彼此之间的那重“无知之幕”。

“无知之幕”是罗尔斯提出的概念,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处境暂时“失明”的情形。就像还在大学时代,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学生,并不知道将来自己会变成什么,彼此之间在经济、社会地位上有哪些相对优势和劣势。这样,我们看上去就还是一个共同体,虽然实际上分化已经发生了,保留一定范围的不了解,只是对分化的逃避。

近年来,“七大姑姨”变成了一种令年轻人厌烦的存在,除了因为她们总是急于打听年轻人的婚恋情况,介入他人的私领域,还因为她们喜欢直接询问别人“拿多少钱工资”、“买房买车没有”。她们不知道,主动揭开“无知之幕”,会造成某种共同体的瓦解,哪怕是基于亲缘关系的共同体。

在《城市梦想》这一电视节目中,两个财富地位相差悬殊的人相遇相处,一个假装无知(企业家藏匿身份),一个真的无知(农民工以为对方也是农民工),这是一个基本设定。只有这样,被拍摄的农民工才能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对自己的技能保有自豪感,交流的时候没有过多顾忌,这就像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为了得到对象的真实反应而进行的欺骗性实验。

在第一集中,送奶工李根建对假扮成实学生的青年企业家白云峰有一些负面看法。“数个数都数不清,字写得也不好看,应该也不是什么好大学。”“他这样乱花钱,我觉得很不好。”

我们知道,这种来自初次接触的感受,会顽强地左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印象,李根建对这位大学生的评价并不高。纵然如此,他还是很认真地向白云峰传授送奶的流程、方法、窍门和注意事项,照顾他的生活,送一瓶奶只有0.25元的收入,却慷慨地请白云峰吃了30多元的一顿早餐。另一名送奶工听说了白云峰的实习生身份,还冲他高声喊:“小伙子,好好干!”

李根建虽然忠厚、腼腆,但在相处时也没有表达障碍,一切如常。直到“实验”结束,白云峰披露了自己作为一家年收入超过10亿元的企业的董事长的身份,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木讷,不知所措,词不成句,马上进入了一种“低自尊”状态。

那个原本在他看来笨拙、不灵光、学不好送奶但很善良的“徒弟”―一个血肉丰满的身边人,似乎“啵”的一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换成了一个他从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一丁点了解的人。

他马上意识到了彼此的在社会阶梯上的巨大落差,被震惊,变得无话可说。白云峰表示要和他“做一辈子好兄弟”,但毫无疑问,因为“无知之幕”被揭去,此前相处时建立的关系不可能原样维系下去了。

两个世界

当董事长们结束实验,告别了依然蒙在鼓里的农民工,拎着蛇皮袋离开,很快就坐进了等在不远处的豪华座驾。他们马上拨通电话,让手下通知企业高管们前去开会。

开会的结果当然是在农民工最需要的方面提供帮助,比如帮他的孩子进入幼儿园、接他的家人到城市里团圆、借钱给他建房子等,总之最后都变成了一种个案性的慈善行为。这并没有跳出当今社会面对社会两极分化问题的“例牌”思维―富人自觉的慈善意识。但严格说来,像李根建这样的人群并不是慈善的对象,因为他们是社会的大多数。

如果逻辑上如此草率,那么作为一件文艺作品,这个节目并不值得讨论。

企业家们在节目中往往多次落泪,比如白云峰在看到李根建儿子非常喜欢一所幼儿园但园方明确表示不接纳之后、在李根建于工作间歇递给自己一瓶牛奶之后,都无法自控。总体而言,节目里对农民工处境的描写非常真实,而企业家们的心理与行为表现也让人温暖。这些表现都把我们引向一种更为高远的遐思:不同的阶层之间,可以彼此共情,感受到同样的爱与痛吗?

这个问题让人想起一句网络流行语:认真你就输了。放到全社会范围内看,这10个故事只能算是十分极端的个案,其中还有导演成分,并且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一方对处于劣势地位的一方的刻意介入。一句话,这种让我们心动的、擦拭了我们埋藏心中理想的阶层关系图景,并不是自然的。

他们生活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思维对外部环境的建构,是彼此都不能理解的。

居住隔离看上去是一种无形力量(主要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归根到底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们主动寻求的。2014年的一则新闻充分揭示了这一点:某座城市的一个楼盘,既有富人区也有一片解困房,富人区的物业和业主主动修了一道铁丝网将两个区域隔开。不但寻求共情的可能性非常微小,要消除自上而下的价值贬低都非常困难。

至少在十几年前,中国的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论证“混合居住”的可行性,今天依旧在继续讨论,而这十几年,居住隔离和阶层隔膜都在逐步加剧。建房子的,不是学者。

“混合居住”设想源自美国,但从《泰坦尼克号》,到《极乐空间》、《时间规划局》,都体现了美国社会对解决问题的前景的极度悲观。在中国,反映这一问题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文艺作品,是郝景芳的《北京折叠》,短短的一部小说,因其在现实基础上顺藤摸瓜地想象未来,获得了雨果奖。郝景芳说,她的想象来源于自己在城中村居住的经验,而在这个城市中还有另外一个群体,从高级鏊到高级场所,虽然地理上很近,双方完全不会有实际接触,她就想把这种人群与人群的隔离展现出来。

我把那位教授关于同学聚会的“分桌原理”转述给许多读过大学的朋友,他们大多陷入了思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