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临时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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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几天暴雨之后，温度骤然回升，早晨6点，初升的太阳已经让人感觉到它的一丝威力。而此刻，家住合肥望江西路边的束学炳准备起床，他亲了亲身边还在熟睡的两个女儿。因为8点钟要上街执勤，而妻子要照顾孩子，他必须早点起床买菜，如遇早班，他必须5点钟就起床。

束学炳是合肥市蜀山区五里墩街道城管执法中队聘用的一个城管协管员，就是人们所说的“城管临时工”。今年31岁的束学炳从合肥的一所民办高校毕业，学的是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2008年应聘到街道做了一名城管。

“第一年，每个月工资只有520元，第二年增加到800元，第三年开始才增加到现在的1600元。这些钱连家庭基本生活费都不够，别说过好日子了。”束学炳说，“自己的房子是2007年买的，首付基本都是父母给的，还贷款也基本靠父母，生活不够还得靠父母支持。”束学炳的妻子原先在一个药店打工，而父母还在支撑着一个小店，因为两个孩子无人照看，妻子只有辞职在家照顾孩子，自己的这点工资成了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

上午7点40分，束学炳准时抵达街道，开始每天的上街巡查任务，直接打交道的就是街头的小摊小贩。由于长时间在街头，那些小贩对他和同事已经非常熟，但街头秩序没有因为彼此熟悉变得更好，也没有因为彼此熟悉取得对方的支持。双方甚至偶尔还会变成对立的关系。

在合肥像束学炳这样的协管员有一千多人，在普通人的眼里，他们就是城管，但实际上，大部分在街头执法的，都不是编制内的正规警力。在许多城市，由于警力不足，警察、城管大量聘请临时工做辅警、协管员，虽然无论辅警、协管员，对外宣称都不能参与执法，但实际工作中，协管员抓小贩，协警参与抓捕嫌疑人的情况时有发生。

据有关部门资料显示，合肥市城管在编人员为745人，协管员数量则高达1690人。尽管这些年城管协管员工资有所提高，但月平均工资依然不足2000元。身份、待遇等种种让现实生活中像束学炳这样的城管协管员陷入尴尬的境地。

“城管这身衣服真的不好穿，基本上下班后，所有的同事都会脱掉这身制服。”束学炳说，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还会在城管这个队伍里坚持，家里人也劝说过让他不要干城管了，自己也动摇过。可他觉得已经做了5年了，虽然转正的希望很小，但总觉得干别的行当也好不了多少。

“真的没有好的办法。”提起在街头执法时和小贩的相处之道，束学炳这样说，“街头执法其实没什么大事情，但如果你要暂扣物品，就有可能酿成大事。”“通常那些占道经营的小贩都是三番五次劝说过。你让他走他也走，你走后，他又来，反反复复。你要暂扣物品，他跟你拼命。当然执法通常是几个人一道，街头围观的人，没人看到你前面做的，而后面一切就发生在眼前，‘以多欺少，以强欺弱’。围观的人都会站在弱者这一边。”

束学炳在街头曾经被烤饼摊的摊主袭击过，那次因为摊主占道经营，他和同事已经去说过几次并下达过书面通知，最后一次去准备对摊点物品进行暂扣，可能激怒了对方，摊主用装辣椒粉的瓶子一下砸过来，脸上和衣服上粘满红色的辣椒粉。回到队里才发现，红色的不仅仅是辣椒粉，还有血，他的下巴被划了一道很长的口子，最后缝了五针。而自己的几个同事也在街头与摊贩发生过争执，一个胳膊给咬得血淋淋的，一个胳膊被剪刀戳了两个洞，成为永久的疤痕，其中一个同事因为这个原因改行做了别的工作。

“都说小贩是弱者，其实城管也是弱者，特别是我们这些协管员。”束学炳说，论收入，很多商贩每个月的收入都比他高，论地位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打工的，不同的是穿制服而已。“我理解做生意也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但一个城市肯定有自己的规则，所有矛盾冲突都是因为不遵守规则而引起。我只希望他们也能遵守一下规则。”

老杨的工作日志

2015年3月31日，星期二，晴。

早加班，巡守菱湖南路，后按要求上报围挡墙板破损情况，上报后到兴业汽修店做工作，要求搬走门面占道大吊龙，对方不予配合，我仍向其宣讲城管具体规定，劝店主文明规范经营。

2015年4月2号，星期四，大雨。

今天兴业汽修把门前大吊龙搬走了，几天的思想工作终于有了成效。

2015年4月26日，星期日，晴。

……二路荣发面馆出店并且态度激烈，经两次沟通，终于答应配合城管管理，并且化对立为融合，现场看到对方的笑脸。……

52岁的老杨是皮革厂的下岗工人，来菱湖城管中队当协管员已4年了，每天“重复昨天的故事”已成为工作常态，8：30上班，17：30下班，中午休息3个小时，每周加早班（7：00～8：30）、中班（12：00～14：30）和晚班（18：00～22：00）各一次，每月工资2600元（含社保、医保金800元和加班费400元）。尽管工资不高，但老杨很在乎这份工作，因为对他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份工作实属不易。

除小商小贩占道经营外，围墙挡板、物流占道、洗车占道、大吊龙占道、灯箱占道、自行车占道都属于城管的管理范围，后面这些工作似乎并不为外人所知。更不为大家熟悉的是，随着市民要求和城市管理标准的提高，近几年抓鸡子（涉及违规饲养家禽和扰民等问题）成为城管的一项工作。

半个月前，老杨在路上巡查时被一位约70岁的老太太拦住：“你们管管这个鸡，它天天打鸣，不要人睡觉！”老杨问：“您贵姓啊？”没想到老太太反应激烈：“你怎么地，问了我，去告诉别人，让人家骂我啊？”老太太还说，如果他不处理就向市长专线投诉。老杨压住内心的不快，开始沿路寻鸡，在一家石材店前看到了一公一母两只鸡，这对鸡子是石材店老板买给儿子养着玩的。老板虽然有抵触情绪，在老杨的劝说下，还是答应将公鸡杀了。老杨在路上再次碰到那个老太太，老太太说：“你那天去做工作，我在楼上听到了，谢谢你啊。”市民的认可和表扬使得这份简单重复的工作显得有了意义。

协管员与正编队员之间也有着微妙的关系。在街头整治行动中，如果协管员见了摊子却不管理，就会被认为收受了他人好处，他随之会失去正编队员的信任。为了保持信任关系及其在街头管理中的优越地位（管理位置由带队正编队员分配，位置不同，管理难度和油水也不同），协管员不仅会积极管理，而且会主动追击、迎面而上，在冲突情景中构成一道防线――以免正编队员陷入不利处境之中，加之协管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城管与社会的冲突于是集中体现到协管身上。

52岁的老杨说，做协管员要有点“二皮脸”，别人骂你就当作没听到，只要把事情做完就行了，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然而这种“内部矛盾”有时也会危及生命，例如30岁的街道协管员小聪白天管了一个摊子，晚上回家时被人拖到巷子里打个半死；另一个街道一个违建户在拆违中因过激行为把协管员打成了“植物人”。

像老杨这样50岁左右的人在城管协管系统中并不少见，例如在菱湖中队4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20人，占比45%；在街道25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有18人，占比72%；在某直属队154个协管员中，45岁以上的协管员有90人，占比58%。这些人大都是1990年代的下岗失业工人，这份不算好的工作为他们提供了基本保障，“起码有个地方帮忙交社保、医保”；为了工作，他们长期培养的自尊被消磨了；为了生存他们不断与谋生活的他人发生冲突……

从“鼠”变成“猫”的陈润红

上岗头几天，一个摆在主干道的水果摊不听劝离，陈润红气得高举一把笤帚。小贩们喊：“打人了，城管打人了！”陈润红将笤帚轻轻放下，扫起地上的一片垃圾。本来就熟识的小贩们，哄堂大笑。

陈润红1971年出生，36岁时下岗，之前在武汉市公安消防器材厂上班。钳工、车工、汽车修理工都做过，销售也搞过一段，总之“一个人能做三个人的事”。2006年年底下岗后，“一下子找不到北，迷茫，找不到自己的生活，找不到归属感。”2007年，他开始在王家湾一带摆摊。和他一起练摊的有卖发夹的、卖拖鞋的、卖小百货的。多的时候四五十个摊位一路摊开。摊贩虽是流动的，混几天熟了。谁喊一句“城管来了”，大家就跑。那时小贩们对城管普遍是“抵触情绪”，城管一来，他们就不能做生意了，收起东西仓促闪人。城管一走，他们又铺开摊子重新摆，浪费时间，也很没尊严。这种猫鼠游戏，一个晚上有时要反复三四次。

多年的经验，让陈润红躲避城管时格外敏捷，“衣服一卷，架子一扯就可以跑”。他经常选择的摊位也是“风水宝地”――家乐福广场两条路的交叉点，这是城管们划分辖区的分界点，也是“顾客来了看得到，城管来了也看得到的地方，城管从这条路来，我往那条路跑”，所以陈润红几乎没被城管抓过。直到2015年5月22日，城管执法队对王家湾进行一次突击，这次陈润红“失手了”，被执法人员抓住，并扣掉3件女装。这一扣，竟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被执法人员扣掉的3件女装价值不到50元。第二天陈润红再去摆摊，周围的小贩在议论，昨晚谁被收了什么，谁又被收了什么。有人说，城管收去的东西是要不回来的，还有人说，反正几双袜子也值不了几个钱。这时有人怂恿他，“你是本地人，怕什么呢？你有本事去要回来，为我们树个榜样。”陈润红一听，就真的决定去要一下。

在城管总队，陈润红辗转找到了汉阳区城管局执法大队政委黄公国。当他带着满腹委屈进来时，黄政委先给他递烟，然后给他倒茶，“我当时眼泪就出来了”。

黄公国安抚他，你明天过来找胡队长。第二天，陈润红如约见到了胡，并被告知，衣服可以帮你找，但你属于违规占道经营，是要处罚的。

这时，陈润红下去买了一包20块钱的烟，胡队长断然拒绝。陈润红再次感动，“社会上对城管评价不高，但在接触过程中，我觉得也不是那样。”

从城管那儿要回了衣服，陈润红没有去摆摊了。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这么漂泊下去了，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不犯法，不冒险。”

在家呆了一周之后，陈润红第一次想到了当城管协管员。他再次走进了黄政委的办公室。黄多方联系，汉阳区城管局直属三中队队长唐勇考虑后表态，可以破格招收他。

陈润红向唐勇申请负责王家湾附近、自己过去摆摊的地段。“同样还是跟小贩打交道，这个环境我熟悉，有亲切感。”陈润红说。

唐勇同意了他的请求。唐对协管员的期望是，“不是执法、收东西，是宣传政府理念、法规，用百姓满意和政府放心的方式去和小贩打交道。”

在决定当协管员之前，陈润红和老婆也有过商量。老婆说：“城管名声不好。”陈润红说：“这工作总要有人做噻。”

夫妻俩最看重的是，“怎么说都是一份正式工作、正当职业，不用像以前那样躲躲闪闪。”

这也是陈润红现在经常规劝小贩们改行的要点。根据城管局的材料，有一对摆烧烤摊的兄弟，被陈劝去打工了。

城管协管员正式签合同后月薪只有1200元，但买三险一金。

协管员有一个优势，可以上晚班，从下午5点到晚上10点，“一般企业哪能这样呢”。白天他依然可以照顾经常生病的母亲、接送孩子。

在陈润红13岁女儿的眼里，城管是个有荣誉感的职业。这位小女孩曾为填写父亲职业时苦恼，陈让她填写“物业经理”，谐音“无业经理”。现在“女儿见人都介绍，‘我爸爸是城管’。”陈润红说。

一位曾和陈润红一起摆摊，后接受陈润红劝离的小贩说，“情面上感觉怪怪的，那不是城管谁都可以当？”对于这种说法，陈润红的回应是，“那你去应聘试试，看城管要不要你。”

另一个卖发夹的小贩则说：“他是跟我们一起摆过摊的熟人，但他当城管照样撵我们啊。”陈润红回应：“占道经营就是违法，你要为这个城市的交通、消防安全着想噻。”言语间已看不到他当小贩时的样子。

当电视台记者没有拍到他劝导小贩的画面，要求他再来一次时，他很爽快地做出跟先前一样的动作，全然不顾被规劝小贩的一脸尴尬。

陈润红工作的唯一目标，是让主干道上不出现一个流动商贩。“以前觉得城管威武，现在是真正感受到苦和累。”他说，“夏天的温度你知道，交警还有遮阳伞，我们却什么都没有，不能戴帽子，要穿长裤，保持形象。”

他每天带的一壶水喝完，有时还要喝4瓶水，“4瓶就是4块钱，自己出。讲话多喝得就多，跟摆摊一样，协管员这行也需要很多‘口水’。”他又流露出小市民的精打细算。

2015年7月28日晚，有记者约他在他曾摆摊的家乐福门口见面。从那儿走到家乐福的路上，一排摆满葡萄、桃子、西瓜的水果摊正买卖得火热。他穿着“汉阳城管”的马甲过来了，随后，那排水果摊走得干干净净，好像不曾在那停留过。

陈润红望着摊贩们远去的方向说：“我来他们肯定得走啊。”而就在一个月前，他也是那支惊惶逃离队伍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