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安与北京八道湾十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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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安1919年12月29日随鲁迅一起住进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在这所大宅院里住了不到四年,1923年8月2日,随鲁迅一起住进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朱安在八道湾的生活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声息,还不如仆人和猫狗(周家一直是雇佣人的,鲁迅刚到北京住会馆时就有佣人)。周丰一有两篇文章饶有兴致描述八道湾的仆人和猫狗,一篇是《缺犬残猫》(1936年7月,原载第93期《论语》)讲的是八道湾养过的猫啊狗啊;另一篇是《我家的仆人》(1936年10月,原载第103期《论语》)。鲁迅和周作人这两大笔杆子不写家庭琐事,二十几岁的周丰一却把家庭琐事写的很有趣味,字里行间亦可以看出些东西来:
“仆人老妈最难用。”我好像听见谁这样说过。
真的,老妈难使唤,仆人更难,我现在不嫌麻烦,把我家的一笔仆人总账开了出来。
我们是民国八年到的北平(那时当然叫北京),住在南城的某会馆,仆人是伯父(注,鲁迅)正用着的一个人,等我们移到现在住的地方(注,八道湾),那仆人也就跟了过来,因为他作惯了,用个生人总比不上用熟人,因此他照常在我家作事。
不知道过了多久,这仆人的家眷也由南城迁来了,与我们作了街坊,因此却烦事百出了。
我们由南城移到西城来了不久,会馆内另一仆人愿意跟我们,一个不够用,就叫他也来了,岂知没几个月他竟一病病倒,而且死在门房里了。
接着我家来了一个说话不清的老西儿。
……
他(胖子)家一有缺少东西的时候,便从我们这里拿过去,身边好带的便带了过去,不好带的便隔墙一扔,好在隔墙就是他家的院子。大的如藤椅,小的如扫帚簸箕等物,都是可以从墙上扔过去的,我却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可是看拿着毛巾包出去的时候却有,那时我并不知道那里面包着的是米。
……
十一号的生活有日式的一面,四合院里有单独的澡堂,并不多见。后来周作人死在这间澡堂,这院里有冥冥之气。大前年晚春的一天下午与止庵先生访十一号,还专门想确认一下澡堂的位置。八道湾十一号我见有两张平面示意图,一张是孙瑛绘制的,院内每间房屋是谁使用的,皆有考订,可信度很高,因为她亲访过周作人。朱安住室的地位还是最好的,中院的正房颇为高壮,磨砖对缝,是四合院建筑中级别较高的一种,我多次抚摸它的山墙,想象大院里的恩恩怨怨。
近日读了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乔丽华的新书《我也是鲁迅的遗物――朱安传》,很不错,很不容易。“不容易”是说该书报选题时作者的心情――“我要感谢的人很多,尤其要感谢的是王锡荣副馆长。当我忐忑不安地把拟就的提纲交给他时,准备着被他泼冷水,不料他很支持我们提出个人的研究计划,而且很鼓励我们突破成见,发表自己的想法,在鲁迅研究的道路上踏出自己的印迹。”我们已有了二十几部鲁迅传,现在想有一部朱安传本是顺理成章之事,谁还不明白所谓朱安传本质上就是鲁迅传的一个小小的章节。
另一个“不容易”乃是我们博物馆的通病――乔丽华得知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有朱安遗物――“朱安是西三条故居的最后一位女主人,只要是她在故居的生活用品,都保存了下来,除了一些穿得很破烂的小脚鞋,凡是朱安生前用过的,如水烟袋、衣服、新的小脚鞋等,都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包括她为鲁迅守孝的衣服也都在……遗憾的是,要看到朱安留下的遗物需要很多审批手续,我虽然很好奇,但也只能作罢。”《朱安传》的作者都不能很方便的看到朱安遗物,那么这些朱安遗物还有什么保存下去的必要?
这书里有一张朱安在八道湾室内的照片,非常清楚,也许是这座周氏大院的人物照相中最清晰的一张。鲁迅在八道湾的院子里拍过照,但未见有鲁迅的室内照片。周作人有好几张室内照片,但都不及朱安这张清晰。还有一张朱安与周家三姐妹的合影(周作人女儿静子和若子,周建人女儿鞠子),地点好像在西三条的东屋前面,阳光照耀在她们身上,是我们见到的最温馨的周家照相。想到鲁迅都没有在西三条留过一张照片,朱安终于有一个地方超过鲁迅了。还要感谢乔丽华的用心,从朱安的后人那得到了从博物馆得不来的珍贵照相。有的时候,究竟是藏宝于民还是藏宝于馆,真是难以定论。
作为八道湾十一号的居民,朱安的存在还有一个意义,她很有可能瞧见过盛赞她丈夫――“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的,周作人一九二O年四月七日日记“……君来访。”春光明媚的四月,此时朱安有可能到院子里晒被子,正巧碰上了找鲁迅或周作人的。
谢其章
上海出生,久居北京。近年勤于撰述,出版多部藏书藏刊的专著。计有《书蠹艳异录》、《蠹鱼篇》(台湾)、《都门读书记往》(台湾)、《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终刊号”丛话》、《搜书记》、《搜书后记》、《漫画漫话――1910-1951社会相》等。香港书界誉为“谢氏书影系列”。另于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千余篇,多涉猎文坛旧闻掌故,对提升古旧期刊的版本地位出力尤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