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乐府诗声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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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五代作品的归属分歧

(一)相关作品多为七言绝句作品身份争议较大的多为七言绝句，恰恰反映了令词源于七绝。有些作品虽然被《乐府诗集》和《全唐五代词》同时收录，从声律的角度看还是典型的诗，而“不是正式的词”［2］，例如李白的《近代曲辞•清平调》。但它不仅被《全唐诗》词作部分和《全唐五代词》正编收录，也被《词律》卷一录为词例:云想衣裳花想容韵，春风拂槛露华浓叶。若非群玉山头见句，会向瑶台月下逢叶。被录为词例的还有温庭筠《杨柳枝》、皇甫松《浪淘沙》、元结《欸乃曲》等不少七绝乐府诗，另有不少令词在七言绝句的基础上形成，例如同样具有乐府诗与词作双重属性的刘禹锡《潇湘神》和张志和《渔歌子》，均被《词律》录为词例，前者将七绝首句变为三言叠句，后者将七绝第三句改为两句三言:斑竹枝韵，斑竹枝叠句，泪痕点点寄相思叶。楚客欲听瑶瑟怨句，潇湘深夜月明时叶。西塞山前白鹭飞韵，桃花流水鳜鱼肥叶。青箬笠句，绿蓑衣叶，斜风细雨不须归叶。

(二)乐府诗与词作收录文本存在差异以源于民歌的《竹枝》为例，孙光宪《竹枝二首》被分别作为乐府诗和词作收录时存在文本差异。《乐府诗集》第81卷和《全唐诗》第28卷显示它和刘禹锡等人的同题作品“杨柳青青江水平”“山桃红花满上头”等诗形式完全相同，是典型七言绝句:门前春水白蘋花，岸上无人小艇斜。商女经过江欲暮，散抛残食饲神鸦。乱绳千结绊人深，越罗万丈表长寻。杨柳在身垂意绪，藕花落尽见莲心。但《全唐诗》第891卷和《全唐五代词》正编三收录时是:门前春水竹枝白蘋花女儿，岸上无人竹枝小艇斜女儿。商女经过竹枝江欲暮女儿，散抛残食竹枝饲神鸦女儿。乱绳千结竹枝绊人深女儿，越罗万丈竹枝表长寻女儿。杨柳在身竹枝垂意绪女儿，藕花落尽竹枝见莲心女儿。看来典型的词作《竹枝》演唱时都有“竹枝”“女儿”相和，但我们能否认为这就是词作《竹枝》与乐府诗《竹枝》之间的差异所在呢?问题是，相关22首作品只有孙光宪这两首有和声吗?其他二十首《竹枝》实际演唱时有无和声?据刘禹锡记载，唐代《竹枝》的表演形式是“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白居易《竹枝》亦言“蛮儿巴女齐声唱”［4］，在“联歌”“齐唱”时运用和声是很自然的。对“竹枝”之名来源的几种解释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明代胡震亨的“和声说”［5］。也许《乐府诗集》因为和声与《竹枝》内容无必然联系而未加记录，而孙光宪作品被视为词作收录时加上了和声，正如《词律》所言:“所用‘竹枝’、‘女儿’乃歌时群相随和之声，犹《采莲曲》之有‘举棹’、‘年少’等字。他人集中作诗，故未注此四字，此作词体，故加入也。”［6］歌词作者在作词时可以不把和声写出来，所以作品文本上的差异不能否定其内在一致性，上文提到已不被视为乐府诗的皇甫松14字词作《竹枝》追根溯源也还是唐乐府《竹枝》的变体。乐府诗与词作文本差异的存在，同样展现出乐府诗与词作的内在联系。总之，“唐代词体初立，凡为词者，皆兼为诗歌乐府，故所谓词家，皆诗人也”［7］。诗词格律的任何发展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先有实践后有理论的———就像有了汉字才有“六书”，有了活生生的言语才能总结出语法规则那样———先有合律的诗句，后有“律”的具体要求;先有词作，后有词体的确立。

二、“近代曲辞”是“词”的温床

王力先生认为，“若从‘被诸管弦’一方面说，词是渊源于乐府的;若从格律一方面说，词是渊源于近体诗的”。实际上，词在“被诸管弦”方面源于乐府和在“格律”方面源于近体诗是融为一体的。同样是对“近代曲辞”中的亦诗亦词之作进行分类，刘禹锡自编文集将他的《杨柳枝》《竹枝》《浪淘沙》《潇湘神》《抛球乐》等编入“乐府”，白居易自编文集则将其《杨柳枝》《竹枝》《忆江南》编入“律诗”。虽然唐乐府部分诗作表现出“以文为诗”的散文化特点［9］，但总体上仍呈现出明显的格律化倾向，“近代曲辞”尤为突出，七绝正是其中最常见的形式。而在222首既被收录为乐府诗也被收录为词作的唐五代作品之中，属于乐府“近代曲辞”部分的共有194首，占“近代曲辞”中唐五代作品(379首)的51．2%，换句话说，“近代曲辞”中一半以上的唐五代作品亦诗亦词。《乐府诗集》“近代曲辞”中五代作品仅有14首且都具有乐府诗和词作的双重属性，说明“近代曲辞”发展到五代时期实际上已经成为词作了。

那么，“近代曲辞”的合律程度最高和其中亦诗亦词的作品最多这二者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在联系?我们先通过比较乐府诗与同名词调的声律形式来分析乐府诗与词作的差异。从上文可知，同题作品声律形式上存在差异是其归属不同的重要原因，例如皇甫松《竹枝》七言两句、句句押韵的形式不同于刘禹锡等人的同名七绝，被视为词作。分析同题作品声律形式上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乐府诗与词作的本质区别。以《长相思》为例，《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共收《长相思》23首，其中唐代诗作9首，其字数、句式各不相同。尽管题为“长相思”的曲调可能不止一种，但数量也有限。这样看来，乐府诗虽要合乐，形式上却没有必然的规定。因为词语在演唱中可以重复、拖长或一带而过，一首歌曲每段歌词的字数未必相同，字句上存在一定的多样性与曲调的一致并不矛盾。假设一首乐曲与五言四句诗相配，演奏两遍就可与五言八句诗相配;一首乐曲与五言八句诗相配，将五言四句诗唱两遍或将五言六句诗中的两句重复一遍即可。五言、六言、七言的诗句可以配合同一乐句，句中停顿可使一句唱成两句。所以从诗乐关系来看，字句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不同乐府诗与同一乐曲的配合。再看《词律》卷二中录为词例的白居易词作《长相思》:汴可平水可平流韵，泗可平水可平流叶，流可仄到瓜州古可平渡头叶，吴可仄山点可平点愁叶。思可平悠可仄悠叶，恨可平悠可仄悠叶，恨可平到归时方可仄始休叶，月可平明人可仄倚楼叶。与白居易的同名乐府诗大不相同。参照近体诗的基本律句，可以发现:“平獉仄平平仄獉仄平”一句可写作“仄仄平平仄仄平”，“仄獉仄平平平獉仄平”一句可写作“仄仄平平仄仄平”，“仄獉平平獉仄平”一句可写作“平平仄仄平”。这样一来，所有句子均合乎诗律的要求。

既然词之为词在其律，词有“定格”使词最终有别于乐府诗，那么原本形式多样的同题乐府诗一旦“有定格”不也就可以具备“词”的属性吗?“近代曲辞”的合律程度最高，尤其是《杨柳枝》《竹枝》《浪淘沙》等七绝。而近体诗的格律要求也是一种“定格”，如果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遵循这一声律形式，这些作品也就成了最初的词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唐代乐府诗中格律化倾向最为明显的“近代曲辞”就是孕育“词”的温床。由于“调有定格，字有定音，实为乐府之遗”［11］，宋代以后，“词”依然被称为“乐府”，历代词集题名也多用“乐府”，其中一些还标明“近体乐府”，例如专集中有北宋欧阳修的《近体乐府》、南宋周必大的《平园近体乐府》、元代宋褧的《燕石近体乐府》、明代夏言的《桂洲近体乐府》，选本中有清代袁钧之的《四明近体乐府》。称“词”为“近体乐府”正反映了词与乐府诗的异同:“词”也是“乐府”，但乐府诗本无格律上的要求，词作则有明确的格律规定，正如古体诗与近体诗的不同就在于格律上的差别。

三、乐府诗的“词化”轨迹

通过作品考察可以发现，不仅乐府诗和同题词作存在声律上的差异，同样是词作也会有不同的形式。例如乐府诗《何满子》有七言四句和五言四句两种，词作《何满子》则有四种形式。同题词作声律形式的差异，显示出词体的发展演变。以《杨柳枝》为例，白居易等15人所作的79首七言四句《杨柳枝》均押平声韵且一韵到底，其中有73首为首句入韵，即四句中第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不押韵，《词律》卷一中作为28字《杨柳枝》词例的温庭筠作品就是如此:馆娃宫外邺城西韵，远映征帆近拂堤叶。系得王孙归意切句，不关春草绿萋萋叶。

七言四句的《杨柳枝》亦诗亦词，而只被视为词作的27字《杨柳枝》和40字《杨柳枝》(又称《添字杨柳枝》)都是以七言四句诗为基础形成的:杨柳枝，芳菲节，可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柳氏《杨柳枝》)秋夜香闺思寂寥，漏迢迢。鸳帏罗幌麝香销，烛光摇。正忆玉郎游荡去，无寻处。更闻帘外雨潇潇，滴芭蕉。(顾夐《添声杨柳枝》)前作将七言四句的第一句改为两句三言。后作中“正忆玉郎游荡去”相当于原七言诗不入韵的第三句，另外三个七言的句子相当于七言诗的第一、二、四句，而“添声”所得的三言句都与前面的七言句押韵，从而形成平仄换韵的押韵方式。

另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的词作《木兰花》，其各种词调则以七言八句为基础。最早的温庭筠作品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七言八句的乐府诗，又是上下阙各七言四句的词作: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早。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全唐诗》所收李煜、孟昶、顾夐、欧阳炯、徐昌图、庾传素、许岷等人的《木兰花》声律与此相同，都是七言八句且押仄韵，一韵到底。但牛峤词却是换韵之作，被《词律》卷七作为56字《木兰花》的词例收录如下:春入横塘摇浅浪韵，花落小园空惆怅叶。此情谁信为狂夫句，恨翠愁红流枕上叶。小玉窗前嗔燕语换仄，红泪滴穿金线缕叶二仄。雁归不见报郎归句，织成锦字封过与叶二仄。和温庭筠的作品相比，句式相同而押韵方式有别。另一首韦庄《木兰花》则是《词律》中55字《木兰花》的词例，下阕也换押另一仄声韵，并把原《木兰花》的第三句由七言改为两个三言的句子:独上小楼春欲暮韵，愁望玉关芳草路叶。消息断句，不逢人句，却敛细眉归绣户叶。坐看落花空叹息换仄，罗袂湿班红泪滴叶二仄。千山万水不曾行句，魂梦欲教何处觅叶二仄。

魏承班作品是54字《木兰花》的词例，下阕不换韵，上阕将一句七言改为两句三言:小芙蓉句，香旖旎韵，碧玉堂深清似水叶。闭宝匣句，掩金铺句，倚屏拖袖愁如醉叶。迟迟好景烟花媚叶，曲渚鸳鸯眠锦翅叶。凝然愁望静相思句，一双笑靥嚬香蕊叶。毛熙震《木兰花》则是52字《木兰花》的词例，上下阙都与魏承班作品的上阕形式相同:掩朱扉句，钩翠箔韵，满院莺声春寂寞叶。匀粉泪句，恨檀郎句，一去不归花又落叶。对斜晖句，临小阁叶，前事岂堪重想著叶。金带冷句，画屏幽句，宝帐慵熏兰麝薄叶。到了宋代，还出现了《偷声木兰花》和《减字木兰花》，换韵次数更多。《偷声木兰花》是将56字《木兰花》上下阕第三句各减三字成四言，共50字;《减字木兰花》又把《偷声木兰花》上下阕第一句各减三字成四言，共44字。总的来说，燕乐曲调的复杂化要求与之相配的曲辞突破近体诗格律的固定格式。“词体成立之顺序，凡有三例:初整齐而后错综，一也;初独韵而后转韵，二也;初单片而后双叠，三也。流衍至于五代，短章不足以尽兴，于是伶工乐府，渐变新声，增加节拍，而化短为长，引近间作矣。”［12］例如《浪淘沙》有单调28字、双调54字等不同形式，后者的词例就是李煜代表作“帘外雨潺潺”，此后28字《浪淘沙》便不被词家使用，可能是人们认为它太像诗或者说不像词了。词体确立后，“词”要独立发展就要与“诗”不同，于是词作与乐府诗的差异越来越大，词的声律特点也就越来越明显。由于词律要求越来越严，乐府诗的“词化”其实也是一种“格律化”。

四、曲子词的“律化”历程

《乐府诗集》收录的汉魏六朝作品中民歌居多，而所收唐代作品却多为文人乐府诗，那么本应数量众多的唐代民间乐府诗何在?其实，与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一脉相承的，正是配合“曲子”这一新音乐品种演唱的“曲子词”，只不过所配的不是传统的清商乐而是旋律繁复多变的隋唐燕乐，并因此多为长短句的形式。人们之所以不把“曲子词”看作乐府诗，正是因为，本质上就是隋唐民间乐府诗的“曲子词”早已被公认为是“词”的前身，“词”就是“曲子词”的简称。而“曲子词”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文人化和格律化的过程。

(一)从歌者之“词”到诗人之“词”从传播方式的角度出发考虑，敦煌曲子词等早期词作主要是由歌伎演唱以供人欣赏的。因此，作为音乐文学的曲子词实际上从属于表演艺术。安史之乱后，文人志士的政治热望受到严重打击，科举制度的腐败又无情地打破了他们成就功名的社会理想，加上中唐以后城市经济畸形繁荣，于是整个社会游乐之风大盛。这样，作为通俗文学的曲子词获得了肥沃的土壤，曲子词的生存空间逐渐由乡野市井迁到大都市，文人填词越来越多。诗人们沿用唐诗的创作思维来填词，并因体例不同而有所变化与创新。此后，温庭筠专力于词，南唐词人在少女思妇伤春惜别之类题材的深层融入了人生与家国的忧思，李煜更是直接抒写人生如梦、身世飘摇、兴亡无常等感慨。苏轼“以诗为词”，打破了以词附属于音乐的传统，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工具。后来的南渡词人和辛派词人更是一洗儿女之情，其词作慷慨淋漓、豪迈雄浑的悲壮声调，与应乐工歌妓要求所作的歌者之词大异其趣。于是，词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性质越来越被强调，逐渐独立于表演艺术之外。

(二)从诗人之“词”到词人之“词”词发展到苏轼时代，抒情功能大大加强而娱乐功能减弱。苏轼等人写词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即使偶尔不协音律规范也在所不顾。然而，作家在“以诗为词”甚至“以文为词”的同时又如何使词不同于“句读不葺之诗”呢?李清照论词便明确倡导词“别是一家”，对音乐性和节奏感有更独特的要求，不仅像诗那样要分平仄，而且分“五音、五声、六律”，分清浊轻重，否则便失却了词作自身的文体特性。在“词”从歌词发展为抒情诗体的过程中，许多词作者和研究者在考证、制定词谱词律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使词律最终独立于乐律而存在，较诗律更为严格，体式更为复杂。对于原本入乐的“词”来说，格律上的严格要求增强了它的音乐性，但“能否入乐”和“是否入乐”并不是一回事。很多词作虽可入乐却并未被配乐演唱，最终只是案头之作。这是因为，词与曲的结合，必须通过表演才能实现。苏轼词的大气磅礴、境界开阔，被评为“须关西大汉，执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但当时词的演唱者却是妙龄女郎而非关西大汉。而且词人并不尽通声乐，他们填词往往只为抒情，不求入乐。宋代以后，词作格律上愈加严谨，尤其是平仄格式不可轻易变动，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格律诗。随着诗词的“同化”，按谱填写但未必配乐演唱的文人词越来越多，但诗乐相依的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这时，一直在民间流传的“曲”又吸引了文人的目光并在他们手中逐渐成熟，杜文澜《词律补遗》所收《天净沙》《干荷叶》《水仙子》等词调，实际上已是标准的元人小令了。

作者：谈莉 单位：巢湖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