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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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如何理解并成功治理乡村？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课题。“权力文化网络”是诸多分析范式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一种。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仍具有重要的治理效能：其一，它是维系乡村内在平衡的参照坐标；其二，它是乡村民众维护利益的重要依托；其三，它是国家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建构符合时展需要的新型“权力文化网络”极具价值。
[关键词]后税费时代；权力文化网络；治理效能
[作者简介]傅 琼（1972―），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与社会；练 艺（1991―），女，江西农业大学政治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政治思想与社会。（江西南昌 3300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后税费时代乡村‘权力文化网络’的选择与发展研究”（11YJAZH027）；江西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礼仪文化传承与赣鄱乡村有序发展研究”（14SH09）；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当代乡村礼仪文化建设研究”（SH1608）；江西农业大学协同创新招标项目“基层治理视域下乡村礼文化重构研究”（XDNYA1511）
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一）乡村治理问题的早期探索
乡村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政权下沉至乡村社会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在税费时代，乡村治理意味着获得更多的税赋并减少社会动荡。
那么，如何治理乡村呢？学者一直在不懈探索。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的研究观点可分为两种倾向。
一是主张通过改造乡村社会来主动适合国家政权下沉及推进现代化的需要。如晏阳初等人认为乡村普遍存在“愚穷弱私”的病象，提出了以“除文盲，作新民”为目标，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种教育为内容，以学校、家庭和社会三大教育为形式的平民教育构想与实践。[1]以期改变乡村社会落后的面貌，以适应现代文明发展的需要。卢作孚则在重庆北碚开展以谋民生，保民享为宗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2]因为在他看来，乡村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的瘫痪与半瘫痪，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乡村社会的财富创造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社会落后的状态。同时，他也强调，单靠乡村社会是很难获取原始资本积累的，所以乡村治理中国家的政策扶持是必不可少的。毕竟国家扶持是乡村社会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撑。可见，尽管晏阳初和卢作孚改造乡村的着力点有所不同，但他们改造乡村社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二是主张借助传统来重塑乡村面貌，强调国家政权必须与基层自治有机结合。如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了以复兴中国文化为目标，以创办乡农学校和自治组织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建设实验。[3]林耀华则以乡村社区的宗族为基础，分析宗族组织的形式与社会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连锁结构、亲属关系体系及其作用，强调人类行为的平衡乃是由人际关系的网络所组成的，是任何嵌入乡村的权力都不可忽视的。[4]费孝通指出，乡村社会的结构和人际关系是差序格局，人与人的权利和义务是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的，解决乡村危机的根本办法是恢复和发展乡土工业。因为，在乡村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合作，不能是临时约定，而需要历史养成。亲属在这方面说正是人和人的历史关系，家庭又正是养成亲密合作的场合。”[5]
（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提出
学者们的早期探索，为后世学者研究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这其中便包括美国学者杜赞奇。他融会了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成分，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思想结晶，辅之以中国乡村社会的权威特质，独具特色地建构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分析范式。成为与费孝通的社区功能研究方法、施坚雅的市场关系研究方法、弗里德曼的宗族系统研究方法以及黄宗智的市场-阶级研究方法相并立的第5种分析范式。
其一，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将国家政权、乡绅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共同分析框架，避免了传统二元分析范式的缺陷。一方面，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出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的政策。另一方面，将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现象之中，还原乡村社会权力运行的真实具象，以诠释乡村社会不同阶层和组织的动态关系及其应对国家权力的技巧及策略。[12]
其二，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理性解读了乡村精英与乡村普通民众的合作共谋举措、动因及实效，阐明中国乡村社会独有的权力运行规则，揭示出如果抛开和破坏乡村文化网络国家权力下沉注定失败的铁一般的事实。
其三，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聚焦于文化网络的各要素，对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等组织的认同价值，对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关系的基本功能进行了深入描述。强调“权力文化网络”并非全封闭式，当规则不再适用时，竞争就会变为公开的冲突，从而创造出新的组织体系及文化认同，以适应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博弈的新需要。
（三）乡村“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总结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情况，直面国家政权下沉与乡村内生秩序的矛盾与冲突，批判吸收了杜赞奇“权力文化网络”分析范式，提出了不同的分析范式。
第一类主张大力发掘乡村社会内生力量，着力推进乡村自治。如陆学艺认为乡村更适合于偏于内部取向的治理C制，只有地方政府和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的外生权力与村落内生的权力得到了有机的结合，才有能力将国家政策与村落的实现有机结合起来。”[6]肖唐镖主张发挥乡村内生力量的功效，他认为，在行政村的治理中，宗族的作用要么是拾遗补缺，将村政组织难以顾及的公共事务重拾起来，要么是被村政组织借助为推动村政的资源。而且对村政组织所承担的政务，宗族一般是不会进行干预的，它们与村政组织之间已形成相对清晰的权限分工。[7]孙庆忠甚至明确指出，乡村社会本身便具有很强的适应与修复能力，无需过于忧虑。“作为乡村文化的主体，农民没有能力参与知识精英的对话，更不理解‘局外人’对乡村文化的解读，只能用行动表述他们惯常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那些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文化从生活中消失与那些源于城市的新的生活元素一样，仅仅是生活改善的一种形式。”[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