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种“风格”的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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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质朴的文风、写实的精神是哈金小说创作的最突出的特点，也是哈金创作的自觉追求。本文意在通过他的短篇小说《作曲家和他的鹦鹉》，探讨哈金直白、清晰的叙述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并且以郜元宝先生在《谈哈金并致海内外中国作家》一文中指出的哈金创作风格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试对哈金的叙述风格做出辨析。
关键词：直白；叙述；意义的黑洞；真实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93-02
哈金，美国华裔作家，1985年赴美留学后，一直坚持以英语写作。1999年，哈金凭借长篇小说《等待》，接连获得美国全国图书奖和美国笔会福克纳小说奖，这不仅使他在美国名声大噪，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华文文坛的关注。哈金曾在一次访谈中如是表达他的文学创作理念，“我想以一种直白的方式写作。对我而言，（叙述）清晰是智知的体现”①，哈金这篇名为《作曲家和他的鹦鹉》（以下简称《作》）的短篇小说，我认为，正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直白、清晰的创作风格。以下，我将主要从叙事风格方面入手，探析哈金直白、清晰的创作风格是如何这一短篇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此外，本文也试图结合哈金创作风格遭受批评的这一情况，阐述对哈金创作风格之争辩的一种看法，并由此引申讨论小说审美标准的问题。
一、直白、清晰的叙述风格
（一）三线合一的叙述线索
《作》讲述了作曲家范林与一只原本属于女友的陌生鹦鹉之间的一段短暂相处经历，其中包含了这只鹦鹉给作曲家情感世界、作曲创作带来的变化。小说采用三线结构叙事，一条线是作曲家范林受远行外出工作的女友的托付，把她的鹦鹉带回家中照看，以及由此而产生出的一段与鹦鹉的相处过程，这条线贯穿小说的始终。一条线是作曲家与女友的交往情况。另一条线则是作曲家的工作情况，包括他为作曲班授课和为一歌剧谱曲。小说中的这三条线并不是平行发展的，而是处于互相关联、影响的状态中。小说伊始，这三条线的关联其实并不紧密，叙述者以全知视角冷静的态度和平稳的节奏展开故事。但随着情节的推进，这三条线逐渐被拧得越来越紧、难以分割，三条线中任一方面的改变都挑起另外两条线的波动。小说最后，这三条线汇为一股，并指向同一个目的――展现作曲家范林情感世界的流变。
因此，可以说，小说采用三条线索交错式地展开叙事，非但没有分散叙事的着力点，还使得小说在情节发展方式显得灵活而精巧。
（二）“层递”式的叙述结构
何谓“层递”？作为小说结构的一种，曹文轩先生曾说到，“层递意味着事情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而是逐步加大力度，各种关系便得越来越紧张，积蓄了许多时候的紧张在爆炸后得以发泄或缓解，随之又一轮紧张慢慢开始并挺进比上一次高潮更高的高潮”②。“层递”式的叙述结构常见于古典小说中，而哈金则在表现现代生活、现代人情感的文学作品中将这种古典结构发展得淋漓尽致，赋予了一种古典小说结构新的现代气息。
小说起始在交代作曲家范林受女友委托照顾鹦鹉后，便表明了他对女演员女友的隐隐的不满与猜疑，暗示了两人看似和谐实则并不融洽的关系；而面对这只女友托付给自己照顾的鹦鹉宝利，范林的态度也并不友好，甚至怀疑它是女友从前男友处得来的。但随着情节的推进，通过对鹦鹉宝利的一系列举动的描写，如把范林外出午餐时付的小费叼回给他、在范林家中遭偷窃时按响琴键以提醒范林，我们看到范林与鹦鹉的关系也随之产生了由生疏到亲密的改变，但与此同时，范林与女友之间的矛盾则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紧接而来的范林会见诗人奔永以征求改词一事，则将范林对女友以及鹦鹉的感情推到了一个转折处。在范林心中，奔永太太牺牲自我支持丈夫事业的形象与女友以发展事业为由而不断忽视自己情感需求的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反差进一步加深了范林对女友的不满。而在回程路上范林高声呼唤在风暴之中飞向大海的鹦鹉、以及奋力救治溺水的鹦鹉一事，则又强烈地表现出了范林对鹦鹉难以割舍的情感。至此，作者通过细致地铺垫，以及对人物关系变化积聚式的描写，把小说推向了第一个高潮。鹦鹉溺水获救，把小说高潮处的紧张气氛缓和了下来，而后，作者又开始了新的一轮铺垫――范林救鹦鹉的事迹被报道、宝利生病、女友对鹦鹉的冷漠态度再度引起了范林的不满，随之，小说的第二次高潮再度来袭――宝利死去，范林陷入了深深的悲伤中，而女友再次表现出的对鹦鹉的无所谓态度也终于使得范林决定结束这段早已不如意的感情。宝利死后，小说气氛再次转向松弛，铺垫又一次开始――范林继续为歌剧进行创作、一只叫“戴文”的新鹦鹉进入他的生活、他的歌剧创作出现问题，最后的高潮掀起――范林将失去鹦鹉宝利的悲伤融入了创作，而他的创作也因此大获成功。小说最终以范林的一声“回来”的呼喊作为结尾，表面上是在呼唤飞出窗外的鹦鹉“戴文”，但实际上却是在呼唤一段逝去的美好情感，表达对于死去的鹦鹉宝利的怀念。
以上，大体是从小说整体情节结构上来谈论《作》在叙事上的层递特点。但除此之外，小说也在一些关键细节的处理上体现了这一特点，如文中出现的作曲家范林对鹦鹉三次“回来”的呼唤。由于这三次“呼唤”分属于不同类型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客观上造成了情感表达上的不同效果。第一次呼唤在小说中是以这样的话语方式呈现出来的，“范林知道鹦鹉那样做是玩耍，可是不管他怎么呼唤，鸟就是不会到他身边”③。这种话语形式属于“被覆盖的引语”，在这一形式中，由于“人物的具体言辞往往被叙述者的编辑加工所‘覆盖’”④，因此，我们直接面对、感受到的是叙述者的语调和情感态度，而非人物本身的。第二、三次的呼唤，则是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呈现，这一方式使用引号“原原本本”地记录人物话语，保留其各种特点。与“被覆盖的引语”相比，在这一话语形式中，我们直接面对、感受到的是小说人物的语调和情感态度，而非作者的。回到小说具体的语言情境中去，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样的人物话语处理方式是如何与小说整体内容相结合，并表现出“层递”的特点。第一次的呼唤出现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着力于一种冷静的叙述，使用“被覆盖的引语”去掩盖人物情感、加快行文节奏与铺叙型的小说内容是相对应的。第二、三次呼唤出现在小说高潮及结尾处，作者使用直接引语来表现人物话语，使得这两次呼唤饱含了人物自身的情感，使读者印象深刻，加深了高潮、结尾处的表现力度。
郜元宝先生在《谈哈金并致海内外中国作家》一文中谈到，“哈金的小说，一般都不具有我们在读杰出文学作品时经常遇见的内涵丰富的神秘性，那种不妨称之为‘意义的黑洞’的东西”，“哈金在谋篇布局、起承转合、挑选细节、避免重复等方面确实懂得节制，不乱套，不含糊，不让你觉得别扭或不知所云。但缺乏余味、主题简单直露，又是这种笔法必然的结果”⑤。在这篇评论中，哈金作品不论从思想性上还是从写作技巧上都遭到了贬损。这一评论观点也与哈金秉持的直白、清晰的创作理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哈金在接受访问时曾表示，“我不相信什么‘文学黑洞’。这种‘黑洞’只出现于两种情况，或是作家智力有限想不清楚，或是胆怯不敢说明白”⑥。如何认识这种对立，其实也关涉到我们应该以何种标准、态度来对小说进行审美。
我认为，首先应该理解什么是“意义的黑洞”。郜元宝先生说这是“内涵丰富的神秘性”，它包含了思想深刻与不可明确掌握这两层的意思。按照这一解释，身为一名读者、评论者，结合我自己的阅读经验，我认同文学作品中的确是存在 “意义的黑洞”这一现象，但是，它是否是一个绝对的存在？这恐怕就很难辩明了。因为它显然与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的认知水平、体验能力等等因素相关，同一个作品，在不同的读者眼中，“意义黑洞”的存在与否，程度如何并不是绝对的。而如果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他是否也和读者一样认为自己的作品中是存在着“意义的黑洞”的呢？而最为关键的是，“意义的黑洞”是否是我们对小说进行审美的必要标准？我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文学评论中对于“意义的黑洞”的青睐，其实与20世纪以来现代派作品的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代派作品中艰深、隐晦的内容自昭示之日便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但我们不能忽视，那些优秀的现代派作品中存在的所谓的“意义的黑洞”的背后是有着严密的逻辑作为支撑的，它们是可被感知与理解的，也正是如此，这些作品才能获得流传下来的力量。此外，我们也需要看到，现代派作品（以及所有深受其影响的后来者）的确在加深文学的思想性方面做出了重大的突破，但是如果我们仅以读者的身份去阅读这些小说，实际上很难获得阅读享受，甚至会不知所云。曹文轩先生就曾对文学与思想性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他自己的见解，“现代之文学艺术，新生了许多的特质，但同时也丢失了许多特质，比如意境、诗性等。在现实生活与现代哲学思潮的双重作用下，现代文学艺术将更多的心思用在了对深刻思想的追求上”⑦，“思想崇拜，会导致思想迷信，而思想迷信则一定会导致思想的变态，其结果就是我们放弃常识，进入云山雾罩的思想幻觉。其实，一旦背离真实，一个看上再深刻的思想，也是无意义的”⑧。时至今日，只要我们仍对文学的丰富性、多元性抱有信念，就应认识到，现代派只是众多文学流派中的一支，尽管它对于今天文学的影响是如此巨大，而“意义的黑洞”充其量也只是我们对文学作品进行审美的标准之一。在我们的文学历史中，有绝对大量的作品是以清晰、感人、真切，而不是以其“意义的黑洞”获得其杰出文学作品的称号。
其次，为郜元宝先生所诟病的哈金写作“不乱套、不含糊”的笔法，其实与他把“意义的黑洞”作为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内在一致的。的确，没有了那些现代小说那些纷繁的叙事技巧，我们更直接、简单地获得了小说的主题。但是事实上，哈金的小说不仅做到了“不乱套、不含糊”，更是在小说的整体格局上作了审美性的构筑，如上文分析到的层递结构以及三线合一的情节发展线索，这都赋予了小说一种节奏感、丰盈感。在小说松弛与紧张、平静与高潮的往返中我获得了酣畅淋漓的阅读，我看到了一个不再以分裂、扭曲、阴暗的形象出现，但仍困顿于生活、感情之中而与我自己更相似的个人。或许你可以说这一切是简单、寻常的，但它仍以细腻、真实打动了我。小说中作曲家与鹦鹉之间如同知己一般的关系，反衬起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猜疑、冷漠的关系，在打动人的同时，也留下让人驻足反思的空间。
作为一种小说风格，直白清晰与隐晦艰深应该拥有平等的地位、价值。小说审美的标准时至今日也难有定论，其原因是复杂的，但应与小说本身形态上的丰富、内容上的深广密不可分。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轻易以一种风格去否定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是冒险并有失公正的。福克纳小说奖的评委们曾评价哈金是“在疏离的后现代时期，仍然坚持写实派路线的杰出作家之一”⑨，他们将“写实”与“杰出”一并给予哈金，亦是对他风格上的一种肯定。
注释：
①李宗陶.哈金：文学苦行僧[J].南方人物周刊，2011，41：78.
②⑦⑧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66，340，6.
③哈金.作曲家和他的鹦鹉[J].人民文学，2011，01.
④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7-330.
⑤郜元宝.谈哈金并致海内外中国作家[J].当代作家评论，2006，01：68，69.
⑥河西.从民族经验到国际经验――专访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哈金[J].南风窗，2011，19：90.
⑨转引自邱华栋.哈金：中国底片和美国景深[J].南方文坛，2009，0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