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部影片中的战俘问题看东西方战争文化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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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拯救大兵瑞恩》《鬼子来了》两部二战题材的影片都涉及到战俘的处置问题。对比两部影片，会发现导演对战争，对战争中战俘问题的不同思考。《拯》片中对战俘问题的思考侧重战争状态下人性的思考，借由西方价值观的坐标;而《鬼》更多的是对民族性、国民性的思考，借由的是东方的伦理道德观坐标。两部影片折射出东西方不同的战争文化心态。
关键词：战争影片 拯救大兵瑞恩 鬼子来了 战争文化心态
《拯救大兵瑞恩》《鬼子来了》（以下简称《拯》、《鬼》）两部二战题材的影片都涉及到战俘的处置问题，前者对德军战俘的处置只是影片的一个小情节，后者则成为影片核心的情节结构。对比两部影片，会发现导演对战争及战俘问题的不同思考，《拯》片中对战俘问题的思考侧重战争状态下人性的思考，而《鬼》更多的是对抗战时期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思考，折射出东西方不同的战争文化心态。所谓“战争文化心态”，在本文中是指在战争环境下不同国家、民族、阵营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和民族心理。
一.《拯》片战俘问题：战争中情与理的人性冲突
《拯》片借战争题材表达了一个很能代表西方价值观的思考，就是以六名英勇战士的生命去拯救一个大兵瑞恩，到底值不值？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瑞恩的身后有一位痛失三位爱子的悲伤的母亲，有一个国家对一位付出巨大牺牲的普通家庭的体恤，有西方世界的“牺牲与拯救”的核心价值观。借用这样一个看似很小的故事，却表达了一个很宏阔的西方文化主题，这正是导演斯皮尔伯格的高明之处，一如他的另一部二战经典影片《辛德勒的名单》。
战俘情节出现在影片中段，约翰・米勒上尉率领的拯救小分队路遇德军雷达基站，这里的机枪对盟军的伞兵构成极大威胁。米勒上尉决定消除这个威胁，尽管这次战斗和他们的任务无关，只和友军的生命和这场战争胜负有关。一阵激战过后，小分队付出了军医韦德牺牲的代价，打掉了德军机枪阵地，俘获了一名战俘。在战俘处理上，小分队出现分歧，从未真正参加过战斗的文职翻译厄尔下士认为应该按战俘公约放他条生路，其他多数队员尚沉浸在失去战友的悲痛中，想杀了战俘。最后上尉听从了厄尔的建议，以军官的身份和人道主义的立场释放了战俘。
这里处理战俘的分歧反映了战士情感与理性的冲突。理性上来说，士兵都知道军法中关于不杀战俘的规定和人道主义的立场。1929年7月27日在日内瓦颁布的《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规定，“对战俘和平民以人道待遇，尊重其人身尊严和个人权利，不对其施以诸如杀戮、虐待、酷刑及肢体伤害等暴力行为。”正如影片中厄尔所说“他是战俘，他已经投降了。难道可以射杀战俘？这是有违军法的。”如果杀掉战俘，他们还有上军事法庭的风险。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美军士兵仇恨德国纳粹，仇恨战争，士兵见了太多战友的流血牺牲，恨极了发动战争的人，一心想结束这场战争和家人团聚。战争的残酷使人性中残忍、冷酷、仇恨的一面被激活，加之刚刚有亲密的战友死于敌军枪口，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冷静理智地处理战俘是很困难的。而造成这种情理冲突、人性冷酷的原因，就是这场“混蛋的战争”。
影片结尾部分，米勒上尉的救人小分队为协助瑞恩的部队完成守桥任务，除了下士厄尔和列兵李察・莱宾，其余全部阵亡。而米勒上尉恰好死在之前被释放的那名德军战俘枪下，这一切又被厄尔亲眼目睹。因为厄尔书生气十足地对战争法则的坚持，最终造成了一位令人尊敬的美军军官的死去，不知厄尔在米勒中枪的那一刻是否已后悔当初释放战俘的坚持。影片中厄尔用行动对之前自己的仁恕和慈悲做了反思，当之前被放了的德军俘虏再次被俘，又想上前和厄尔套近乎故技重施时，厄尔毫不犹豫的果断举枪击毙了他。这个杀俘举动既是对上尉亡灵的告慰，也是对自己之前虚弱的人道主义和犬儒主义的修正。
《拯》片之所以成为一部经典战争片，除了对诺曼底登陆战真实到近乎血腥残酷的表现，对美国军人为正义、真理、慈爱而勇敢牺牲的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以及对以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米勒上尉为代表的美军官兵的英雄群象的刻画之外，片中围绕战俘问题而展现的人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也是斯皮尔伯格着重要表现的内容之一。正如米勒中尉说的那句话：“在这场混蛋战争中，拯救瑞恩是唯一的好事。”――战争是残酷的，发动战争的人是罪恶的，而战场上折射出的伟大人性光辉却是夺目而不朽的。
抗日战争最后一年的腊月，中国万里长城靠近海边的一个美丽的小村庄，叫挂甲屯，村民马大三家被一个神秘人送来两个大麻袋，这竟成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因为里面装的是一个日本军曹和汉奸翻译官。故事由此展开。
姜文的《鬼》对抗战历史做了颠覆性的阐释。影片着力表现的是中国农民在战争中的心态，而这种心态最终也造成了他们悲剧性的结果。所谓“颠覆性”，是指抗日历史阐释全没有“抗日”，只是在影片结尾处有马大三目睹屠村惨剧后的大爆发;含糊其辞的送来两个俘虏的神秘人也不知什么来头，而且正是他的言而无信带给了村民无穷无尽的烦扰。对中国普通百姓的描绘也是颠覆性的，不同于以往抗日影片中被侵略者欺凌奴役的人民形象――他们对敌人有着刻骨的仇恨，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挂甲屯村民对日本人似乎并没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唯一上心的就是如何在战争中能活下去，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是否就是愚昧无知或是不爱国？哪一种才是更真实的战时中国老百姓心态？这种心态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这种国民心态对那段战争历史和今天仍然存在的中日关系问题，是否负有责任？如果影片能够带来这些思考，无疑证明该影片的颠覆性展现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然也可能正是由于这一“颠覆性”的抗战叙事，使得影片没有获得在大陆上映的机会。
对挂甲屯的村民们来说，杀人，不管杀什么人，哪怕是敌人、仇人，都是一件恶事，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孽，是有违中国人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死于对战争残酷性的无知，对于日军天真的幻想，对于人性本善的笃信，不如说他们死于自身民族性的某种缺陷。“愚昧麻木与狡猾伪饰于一身，表征出我们民族身上某些畸形的文化遗传基因。不同于《黄土地》中对中国‘良民’木讷、呆板的刻画，也不同于《红高粱》中对中国‘暴民’野蛮血性一面的展现，马大三们表现出无论如何也要‘活着’的韧性，而如何活着，活着的状态怎样，他们无力、也不想关心。”[1]为了平安地送走两个不期而来的“瘟神”，挂甲屯的村民：五舅姥爷、二脖子、二脖子妈、马大三、鱼儿们，对嚣张的鬼子花屋小三郎和汉奸翻译官送饭、疗伤、讲道理、做工作、包饺子甚至弄酒喝，因为他们知道鬼子得罪不起。“不要让别人要了自己的命”是村民们唯一的愿望。影片中，马大三多次对两个日军俘虏说：“我不要你们的命，你们也不要干那要我命的事。”或许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他们对鬼子的忍让和妥协才表现得如此大的窝囊、愚昧甚至猥琐。
影片对村民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甚至含混不清的，一方面对民族性弱点表达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他们仁厚、善良的“东郭情怀”也表现出了嗟叹，也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怀。姜文自己对影片创作的初衷和想对观众表达出的意旨，是这样说的：“我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日本观众，你们要真正面对这段历史，别再想否认。我也想以次告诫中国观众：面对恶人我们不能无端报以善良。面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避免这种事再发生。我也想通过这部影片告诉全世界：这是当年日本侵略中国、屠杀平民的事实。”[2]可见，姜文的批判是双方面的，对发动战争、屠杀平民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强烈的、主要的。但同时对以挂甲屯村民为代表的中国人表现出的民族性弱点的批判是温婉的、次要的。
同为二战题材影片，同样有对战俘问题的处置，同样借由战争表现了对战争与人关系的思考，东西方的导演所采取的切入点和文化价值坐标是有区别的。《拯》更多是关于战争中人性的思考，借由西方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坐标，《鬼》侧重的是战争中民族性的思考，借由的是东方的伦理道德观的坐标。
《拯》直面战俘问题，揭示了战争中战俘处置所隐藏的战争文化心态，直接表达了士兵们情感与理性的冲突，深刻的暴露出战争对人性的伤害。战场上，同为“上帝之子”的人类被“分配”到完全敌对的不同阵营，友善、温情不得不让位于仇恨与残忍，你死我活的战场法则往往要高于象征着人类文明的各类公约、协定、法律。“上帝之子”们自相残杀，这既是战争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鬼》借战俘事件为因由描写战争，在批判日本侵略者屠杀罪行的基础上，描绘了抗战时敌占区民众的众生相。如果说面对杀与不杀的烦忧，村民上演的是一出哭笑不得的滑稽剧的话，那么因为不杀的选择而带来杀身之祸，则演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悲剧了。影片对民族性的思考是深刻的，也是中国式的：生与死――生的渴求和死的畏惧源于道家的重生观念;不杀生的伦理――潜藏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佛教道义。然而，“东郭先生”表现出的人性光辉放在战争的环境下就是蹩脚的，不合时宜的，姜文就说：“人性不一定就是善良的，在特定条件下，比如战争中，它可能就是恶的。在对中国的这场战争中，日本人丧失了人性。”[3]影片中村民的仁善与鬼子的残暴形成鲜明而强烈的对比，增加了影片的批判力度。
斯皮尔伯格是好莱坞类型、风格多变的导演，是好莱坞为数不多的将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结合得不错的导演，他在科幻片、探险片、战争片等类型片上的杰出成就，奠定了他在好莱坞杰出导演的地位。姜文是演而优则导的中国“鬼才”式导演，他的每部影片都打上了鲜明的个人化印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初露锋芒，《鬼子来了》的颠覆与思辨，《太阳照样升起》的我行我素，《让子弹飞》的票房高企，再到《一步之遥》的票房低迷与评价的两极分化，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电影突破商业化、娱乐化、低俗化重围的希望所在。由这两位大导演执导的《拯》、《鬼》是两部优秀的战争题材影片，对战争残酷的表现，对战争中表现出的东西方民族不同的人性刻画以及表现出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必将在中外战争电影史上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参考文献
[1]马潇.迎刃而上的悲喜剧――姜文《鬼子来了》的互文隐喻及其他[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0（2）：54-58.
[2]李尔葳.姜文与《鬼子来了》[J].电影新作，1994（4）.
[3]李施针，姜文.《甲午风云》影响我成长[J].中国新闻周刊，2000（9）.
（作者介绍：江河，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电影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