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现状及其促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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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职业流动理论，建立了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分析框架，对调查所得的一手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存在流动目标“急功近利”、流动渠道过于倚重非正式渠道、流动速度过低与流动结果差强人意几个问题。为了促进大学毕业生合理职业流动，政府应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职业流动空间，高校要做好在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大学毕业生个人需提高职业流动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流动渠道;流动速度;流动结果

一、问题聚焦与文献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开创了一个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互动的新时代，人们有了更大的通过调整自己的选择来改变未来生活的可能性，职业流动以其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增加。[1]不仅成千上万的农民通过职业流动工作和生活在城市之中（Keister & Nee 2000），而且城市人口也通过职业流动到沿海发达地区寻找发展机会（Solinger ，1999）;不仅单位之间与行业之间的职业流动变得非常普遍 （Walder， 1986;Davis 1990），而且个体工作变换也更加频繁（Solinger，2000）。[2]与此同时，面对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很多大学毕业生无奈选择“先就业，后择业”，获得并不理想的初职，在解决生存问题并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人力资本较高的他们不甘于滞于社会下层，期待通过职业流动选择更好的职位、职业或行业，以实现更好的人职匹配并获得更高的经济社会收益，在社会职业流动速度加快的宏观背景中进行更为频繁的职业流动。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在社会职业流动速度不断加快与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增长的双重背景下，大学毕业生能否通过职业流动实现他们获得更高经济社会收益的目标？如果不能，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又存在什么问题？基于促进大学生人力资源的高效使用的目标，又该如何促进大学毕业生合理职业流动？

遗憾的是，尽管学界目前已有一部分关于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研究，如文东茅（2005）[3]分析了大学生就业流动的成本，胡文淑（2009）[4]对地方高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初期的职业变动进行了实证研究，豆小红与黄飞飞（2011）[5]探讨规模日益庞大的“穷二代”大学生群体的职业流动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囿于数据获取的困难，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刚毕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而非毕业几年具有较丰富工作经验的往届大学毕业生，对这种数据进行分析不能揭示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也很难提出促进大学毕业生合理职业流动的建议。鉴于此，本文以职业流动理论为理论基础，基于问卷调查所得数据，对上述几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开展理论上有益于拓宽大学毕业生就业研究的边界，实践上有助于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提供相关建议。

二、理论基础、分析框架与数据来源

1.理论基础：职业流动理论

职业流动是指劳动者为追求自身发展或自我价值而改变自己工作岗位或职业的过程。[6]现代社会中职业是个体获得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与社会资源的合法路径，也是个体社会地位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个体职业流动表面上是个体寻找和变换工作，但其本质则是个体在一个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变换自身社会位置的过程及结果。[7]职业流动根据不同维度可分为不同类别。第一，根据职业流动时间分为初次职业流动和再次职业流动。初次职业流动是指人们离开初职，获得第二份职业;再次职业流动是指在初次职业流动之后，又再次或多次改变职业、工作或单位。第二，根据职业流动方向分为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不引起地位升降，流动前后个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位置处于同一层次或水平，流动对流动者的收入、地位、权力、声望都没有明显影响;垂直流动是流动前后个体的社会位置发生了改变，又可分向下流动与向上流动。第三，根据参照物不同分为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代际流动指子代与父代的职业差异;代内流动指同代中现有职业与初职的差异，通过代际职业流动率和代内职业流动率来体现。

2.分析框架

基于职业流动理论，本文认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就是大学毕业生获得初职之后主动或被动改变工作岗位和变换职业的过程。以往有关职业流动研究对某个群体职业流动现状的评价往往从职业流动目标、职业流动渠道、职业流动速度与职业流动结果几个维度进行。[8][9][10]问题存在于现状之中，故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经验，在一定的评价标准之下，也从职业流动目标、职业流动渠道、职业流动速度与职业流动结果四个方面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分析框架如表1。

具体而言，职业流动目标是大学毕业生拟通过职业流动所要实现的经济社会目的。对于刚从高校走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职业不仅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也是他们存在价值的基本体现，因而本文将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目标分为生存性目标与发展性目标。职业流动目标合理与否直接决定了职业流动本身是否具有实际意义，因而大学毕业生进行职业流动之前，应根据自己的专业、性格、气质、个人经历、组织环境与社会发展趋势在生存性目标与发展性目标之间实现动态均衡。对于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增加经济收入确保生存确实应成为他们职业流动的目标之一，但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仍然很长，职业发展更应成为他们职业流动的首要目标。

职业流动渠道是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具体方式和途径。赵延东（2003）根据调查结果，把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途径划分为三种：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度化就业渠道（政府和单位安置）、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度化就业渠道（劳务市场或自谋）和非制度化就业渠道（社会网络）。本文认为在社会转型期，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都有可能成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凭借，故将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渠道分为正式渠道（完全通过人力资本职业流动）、综合渠道（人力资本 + 社会资本）、非正式渠道（完全通过社会资本职业流动）三种。在现代社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为了防止高层次社会地位职业世袭与社会阶层固化，正式渠道应该替代非正式渠道，成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主渠道。

职业流动速度（又称职业流动强度）可从流动率与流动频率两个角度考察。流动率是指一定时间内流动劳动力占劳动力整体的比例;流动频率是指劳动力在一定时间内职业流动的次数。流动率主要反映流动强度，流动频率主要反映流动速度。职业流动速度不能太慢，这样整个社会就会失去活力;职业流动速度也不能太快，否则过高的员工流失率也会阻碍用人单位的稳定与发展。随着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大，我国鼓励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后择业”，在这种政策的鼓励下，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初次就业获得并不理想的初职，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职业流动找到更适合他们的职业。但一般而言，大学毕业生比低学历群体（如初中生）可替代性更小、找到稳定工作的可能性更大，故职业流动速度应更慢;大学毕业生比其他学历更高的群体（如博士）可替代性更强，工作不稳定性也更高，故职业流动速度应更快。

职业流动结果可简单划分为经济性结果与社会性结果两类，前者是流动者通过职业流动是否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后者则是流动者通过职业流动是否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通过流动前后大学毕业生月薪水平变化情况考察其职业流动的经济性结果，将中国社会阶层划分为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农业劳动者、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个体工商户、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和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十大阶层[11]。通过流动前后大学毕业生职业阶层变动情况反映职业流动的社会性结果，如果大学毕业生通过职业流动进入一个更好的阶层，则说明其向上职业流动，反之，则说明其向下职业流动;如果阶层位置没有变化，则发生水平职业流动。在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毕业生是社会中文化素质较高的群体之一，他们富有活力与创新精神，人力资本较高，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与资源配置能力，在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与资历之后通过职业流动应该获得更高的收入与社会地位。

3.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查对象是离开高校、步入职场1至5年的往届大学毕业生，他们分布较广、流动性较大，故研究者在社会、工作、生活场所对他们进行拉网式调查不可行也不科学。但现代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21世纪的大学毕业生每天都在使用QQ与电子邮箱进行工作、学习与生活，故研究人员请求高校就业中心工作人员帮助，以就业中心的名义通过QQ与电子邮箱对他们所在高校的往届毕业生进行电子问卷发放与回收，反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科学性。本研究选择H大学、C大学与D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三所高校的2004届至2009届的往届毕业生作为调查对象。由于这三所高校分属于“985”重点高校、一般本科与大专院校，且三所学校涵盖了十一大学科，门类齐全，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多阶段随机抽样过程如下：第一步，根据高校毕业生人数2%的抽样比例确定三所学校的抽样人数，分别为282人、315人与197人;第二步，将每所高校毕业5年的毕业生数据放在一个Excel之中，随机抽取一名毕业生，隔50名毕业生之后再抽取第二名毕业生，以此类推，直到抽满拟抽人数;第三步，通过电子邮箱，适当辅以电话，实施问卷发放与回收。整个过程共发放问卷794份，回收380份，其中有效问卷340份，有效回收率为42.8%。样本构成如表2。

从表2可知，样本中男性180人，女性160人，所占比例分别为52.9%与47.1%，两者基本持平;毕业年限从1年至5年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2.3%、15.9%、19.4%、11.8%与30.6%（应答率不同所致），毕业5年的大学毕业生最多;已婚者占26.2%，未婚者占73.8%。

三、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现状评价

根据职业流动理论与本文的分析框架，对问卷调查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目标“急功近利”

如上所述，职业流动目标是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所追求的预期结果，是激发大学毕业生的积极性使之产生自觉行为的必要前提。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流动目标越合理，他的行为动力就越强烈、越持久，反之，职业流动就没有方向、动力与积极性。本研究在问卷调查时，将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生存性目标分解为“增加经济收入”与“改善工作环境”两项，发展性目标也拆分为“促进职业发展”与“提高社会地位”两项，再加上“其他原因”选项，组成了一道关于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目标的多选题，其应答情况见表3。

由表3可知，在职业流动生存性目标选择方面，尽管只有28.5%的大学毕业生流动时将“改善工作环境”作为职业流动目标，但172名进行过职业流动的大学毕业生中有117人职业流动最重要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职业流动目标非常现实，且在重要性排序中稳居第一。在职业流动发展性目标选择方面，尽管有52.3%与60.5%的大学毕业生分别将“促进职业发展”与“提高社会地位”作为自己的职业流动目标，但其重要性排序分别处于第二位与第三位。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重“经济收入”轻“职业发展”，导致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能根据自身兴趣、专业与价值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业、单位、职业或岗位，尽管短期内这种“现实”选择确实能迅速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但从长远来看，微观上不利于大学生本人职业良性发展，宏观上也不利于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高效率利用。

导致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目标“急功近利”的原因有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方面，大学生离开大学这个“象牙塔”后，进入社会这个“名利场”，面临着不断攀高的房价、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与回报家庭等巨大经济压力，刚毕业多久的他们没有积蓄，而在阶层结构固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又是多么地遥遥无期且不可把握，故他们中一部分人只好无奈地将“增加经济收入”作为职业流动第一目标。主观方面，相当比例的大学毕业生缺少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知识，职业流动时不仅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气质、个性、价值观、能力、优势与劣势，而且缺乏对职业环境、行业发展情况、岗位特点进行调查与分析，更奢谈根据自己的兴趣等因素进行合理职业发展定位，制定科学的职业发展目标。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各个阶层群体越来越意识到“钱”的重要性，进而将财富拥有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这两方面的因素也会导致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目标选择时主观上的“急功近利”。

2.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过于倚重非正式渠道

无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美国，还是在市场经济欠发达的中国，社会资本一直都是劳动者进行职业流动的重要渠道。[12]格拉诺维特在波士顿郊外牛顿镇对300名白领求职者的研究表明，他们中的57%是通过社会资本了解工作信息而成功地找到新职业的[13];卢汉龙曾根据经验调查的结果，总结出我国城镇劳动者取得职业的四种主要求职渠道分别是：计划体制渠道、劳务市场渠道、人力资本渠道和社会资本渠道[14]。本文对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渠道选择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时也发现，他们职业流动也非常倚重社会资本这条非正式渠道，具体情况如表4。

从表4可知，在229名试图职业流动的大学毕业生中，102人使用社会资本这条非正式渠道，比例高达44.5%，非正式渠道成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首选渠道。而且在使用非正式渠道的102人中，85人成功实现职业流动，成功率为83.3%。与此相反，229名试图职业流动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82人使用正式渠道，比例只有35.8%，比非正式渠道使用率约低9个百分点。在82名使用正式渠道职业流动的大学毕业生中，只有52人成功实现职业流动，成功概率只有63.4%，比非正式渠道的成功率低近20个百分点。社会资本代替人力资本成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最重要的渠道，在一定范围内与程度上有效补充了人力资本渠道的不足。但它一方面导致一部分具有丰富人力资本的大学毕业生不能流动到与自己更匹配的职业职位上去，不能职遇其人、人施其才、才尽其用，不利于提高社会劳动力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导致来自于社会底层的大学毕业生即使在积累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也会因为缺乏社会资本不能获得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从而损害高等教育公平。

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倚重非正式渠道，这一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关系”本位社会。社会资本在日常生活、学习与工作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职业流动这一微观领域也不例外。而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之后，社会交往规模不断扩大，积累了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社会资本，这也为他们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职业流动提供了可能。二是劳动力市场信息严重不对称所致。雇主拥有确定的、丰足的工作信息，但并不能获得有关求职者的全部信息;同样，职业流动者往往不能得到有关职业的可靠和充分的信息，也不能将个人的全部情况告诉雇主。而社会资本能够帮助职业流动者与雇主更深入全面了解彼此，有助于职业流动者成功实现职业流动。

3.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速度较低

职业流动既是衡量劳动力活跃程度的重要指标，又是考察社会结构变化的重要依据。李若建的研究就指出，劳动者随着年龄的增加，职业流动速度会下降，青年职业流动速度是适龄劳动人口中最快的，年龄在 30 岁以下人群的职业流动频次最高，其次是 40 岁以下的，剧烈的职业流动主要发生在 25 岁之前。[15]故人力资本含量较高、职业流动能力较强的他们应该比同时期其他更高学历青年群体的职业流动速度更快，比低学历青年群体的速度要慢。但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流动率与流动频率都不高。

首先，从反映职业流动强度的流动率来看，大学毕业生获得初职之后的1-5年内，发生过职业流动的为172人，没有发生过职业流动的是168人，前者占50.6%，后者占49.4%，发生职业流动的大学毕业生占五成左右。但有研究发现，高中及以下低学历与硕士及以上高学历青年群体获得初职之后职业流动率分别为80%与75.8%[16]，这都要比本研究发现的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发生率为50.6%要高，说明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强度没有同期其他青年群体高。

其次，从反映职业流动速度的流动频率来，大学毕业生步入职场之后发生职业流动的频率见表5。

由表5可知，大学毕业生毕业后的1-5年内，发生职业流动的大学生中有94人职业流动次数为1-2次，占52.2%;64人职业流动次数为3-4次，占35.6%。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产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职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人员流动速度加快，整个社会的职业流动性不断增强，大学毕业生已不会一辈子“死守”一个单位，职业流动成为普遍现象。但武博等人的研究却发现，在毕业之后获得初职的1-5年内，博士研究生学历者平均流动次数达4.1次，大专以下学历者平均流动次数约为3.4次。[17]这也比本研究发现的大学毕业生1-5年内平均职业流动次数为2.9次要高。

由此可见，不管从流动率还是从流动频率来看，学历与职业之间不是一种正向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U”字型关系，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强度与速度都要低于高中及以下低学历与硕士及以上高学历的青年群体。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是构成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对于学历较高的博士、硕士学历拥有者来说，他们掌握较高的专业知识，在人才市场上相对处于比较优势的位置，在劳动力市场能够比较主动地进行职业流动;而对高中及以下低学历者而言，在知识经济时代他们属于知识层次偏低类人才，可替代性较强，他们经常被动进行职业流动。故这两个群体的职业流动速度都要高于大学毕业生。另外，有关高学历者的人事政策比较成熟，高学历者流动时不会受人事政策太多的束缚;而有关低学历者的人事政策非常匮乏，低学历者流动时更不会受人事政策的约束。尽管我国已建成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系列人事政策，但这些政策仍不完善和成熟，有时会成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束缚。

4.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结果差强人意

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是其在一个工作岗位与另一个工作岗位的变动，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大学毕业生通过什么渠道进行了职业流动，还包括大学毕业生通过职业流动得到了什么经济收益与社会收益。正向且较多的经济与社会收益能够强化大学毕业生群体的职业流动行为，加速其职业流动速度;反之，则对大学毕业生的职业流动行为产生负向抑制作用。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得到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前后月薪水平与社会地位变化情况，分别见表6与表7。

从表6可知，大学毕业生初职月薪水平较低，月薪在2000元与2001-3000元的分别为139人和22人，两者之和共占83.6%，而通过职业流动之后，大学毕业生群体现职月薪水平状况大大改善，月薪在2000元与2001-3000元的分别为36人和61人，两者之和只占56.4%;而与此相反，月薪3000元以上的人所占比例则由原来的6.4%变为43.6%。由此可见，职业流动是大学毕业生提升他们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社会学理论“空位竞争模型”（vacancy competition model）认为，“工资收入的不平等并不取决于个体特征的差异，而是由劳动者所处的结构性位置（职业）决定的”[18]，大学毕业生通过职业流动竞争进入那些较高收入的职位，从而有效改善了自身的收入状况。

由表7可知，大学毕业生中职业流动后比流动前社会地位高（发生向上职业流动）的人数为70人，占40.7%，而职业流动前后职业阶层地位不变（水平职业流动）或下降（向下职业流动）的人次分别为92人与10人，两者共占59.3%。这说明在毕业之后的1-5年内，职业流动确实能促进一部分大学毕业生提高社会地位，但大部分人（59.3%）职业流动前后社会地位没有变化甚至变得更差。近几年中国社会刚性程度不断增强，个体要在短时间内大幅度提升社会地位非常困难。同时中国是一个极为讲究资历的社会，刚毕业1-5年的大学毕业生资历尚浅，凭借资历升迁仍然面临众多阻力。

大学毕业生通过职业流动能有效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但只能有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向上社会流动距离有限。这至少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核心竞争力仍不够强大，相当一部分人只能是在相同阶层地位上进行职业变换，而不能通过竞争性职业流动获得更高的阶层社会地位;二是我国社会劳动力市场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流动者流动过程中“人力资本”机制比较乏力，“社会资本”机制强劲，导致职业阶层地位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仍比较注重资历，职业阶层结构弹性不足。

四、促进大学毕业生合理职业流动的相关政策建议

大学毕业生合理的职业流动不仅有助于促进其在劳动力市场中更高程度的人职匹配，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基于我国国情，现阶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大学毕业生合理职业流动。

1.宏观层面：政府需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的职业流动空间

在高等教育持续扩招与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的宏观背景中，大学生就业及合理职业流动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故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大学毕业生合理职业流动。首先，政府需要完善大学生就业相关政策。以“先就业，后择业”政策为例，其制定背景是大学生就业难，其政策目标自然也主要是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不管是实践界还是理论界，都将关注点聚焦于“先就业”之上，而大学生“先就业”后，究竟能否“后择业”，目前实践界与学术界都无法给出准确答案，而实际上如果政府不建立配套措施保证大学生“先就业”之后能顺利“后择业”，只会将大学生就业难这一问题掩盖，导致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难解决。再以大学生村官政策为例，不仅应引导大学毕业生勇于到农村基层工作，而且应正视现实、立足长远、转变观念、创新思路、完善机制，使其真正“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稳得住”、“出得来”。其次，政府可考虑适度将促进职业流动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促进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专门政策，利用政策的规划功能、导向功能与协调功能促进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提高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速度。再次，搭建信息畅通、服务周到、机制灵活、运作规范、监督有力的劳动力市场平台，消除社会资本在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中的负面影响，提高劳动力市场职业流动的公平程度，让人力资本这条正式渠道成为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主渠道;减弱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与竞争性，均衡体制内劳动力市场与体制外劳动力市场的薪酬待遇、社会福利与发展机会，建立一定机制让大学毕业生能够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两个劳动力市场之间自由流动。最后，加快户籍制度和档案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破除大学毕业生职业流动的制度;同时要逐步降低资历在职业升迁中所起的作用，让年轻人有机会获得高社会地位的职业或工作岗位，保证大学毕业生凭借自身能力增强进行合理的职业流动不仅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而且还能获得较高的社会效益。

2.中观层面：高校要做好在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大学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是高校教育质量的体现，也是高校生存发展的生命线。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就是明天的毕业生，故高校也要未雨绸缪，在日常工作尤其是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教育，为大学毕业生的合理职业流动奠定前期基础。一方面，加强在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知识储备。在大学生就业难的现实面前，高校就业指导机构不仅要开展全程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服务，引导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就业能力，促进大学毕业生顺利就业，增强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质量，而且要加强对在读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方面的培训，引导大学生有效探讨认识自身性格、价值观与职业偏好，培育他们的职业生涯管理能力，以使大学毕业生获得初职之后，在工作繁忙、学习时间有限的情况下，运用大学阶段所学的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凭借已有的职业生涯管理能力，树立正确的职业流动观念，提升职场竞争力和主动适应社会的能力，并根据自身特点和社会职业需要，选择并确定有利于发挥个人才能和实现个人理想的职业。另一方面，增强在校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直观感受。高校做好在校大学生的实习工作，让大学生在实践过程中，不仅深化对行业、各单位、各职位的认识，而且在与相关人员交流的过程中了解自己的效能与职业旨趣;还可以利用校友资源，请一些毕业了的学长学姐回校，讲述他们的就业经历与择业过程，分享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校大学生易被这些活生生的个案触动，毕业后一定程度上还可以参考性地以这些“故事”为坐标，确定自己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

3.微观层面：大学毕业生本人需提高职业流动核心竞争力

对大学毕业生个人来说，职业流动是他们追求自身发展空间、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渠道之一。故大学毕业生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难与职业流动速度不断加快的宏观社会背景中，应该提高职业流动核心竞争力，进行合理的职业流动。首先，树立正确的职业流动观念。一方面，大学毕业生既要认识到现代社会职业流动是非常普遍的事物，自己不可能再像计划经济时代的员工那样呆在一个单位一生未动，条件成熟时可适度进行职业流动;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还要认识到职业流动过程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并非每次职业流动都能促进流动者职业阶层地位提高，不能盲目流动。其次，选择合适的职业流动目标。对于刚毕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增加经济收入确实应成为他们职业流动的目标之一，但他们仍然很年轻，未来的职业生涯仍然很长，职业发展更应成为他们职业流动的首要目标，职业流动不能过于急功近利。再次，做好职业生涯规划，不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有利于个体取得更大的职业成就，大学毕业生应该利用大学阶段所学的职业生涯规划知识，并虚心向周围职场人士请教，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职业起点与理想，制定出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根据职业生涯规划决定是否进行职业流动;同时当今社会是一个学习型社会，学习不是被迫而是主动的需要，大学生步入社会后仍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积累工作经验，提高普遍性人力资本与专用性人力资本存量。最后，加强职业流动社会支持网的构建。大学毕业生进入职场后需加强社会交往，积极扩大职业流动社会支持网的规模，提高网络顶端，增强网络异质性，“扩大网络构成，积累社会资本”[19]，获取职业流动信息与各类资源，促进自身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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