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录片还处于粗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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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电视与新闻学院副院长，首部国家级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1）》主编。

本报记者 谢培 特约记者 刘舒羽 发自广州

特别的时间和特别的环境

时代周报：你觉得纪录片《京剧》引发争议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何苏六：纪录片《京剧》包含着两个专业方向，一是纪录片的呈现，二是对京剧本身知识点的论定，两者合为一体。任何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题材，都会存在一些表述不当的地方，或者学界本身对此也存在争议。纪录片摄制本身也存在角度选择。京剧具体知识点门外汉不懂，需要专家指正，这很正常。

《京剧》引发争议还有其背景原因。一是大家期待比较高，《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播出之前没有多少宣传，这次《京剧》是央视重点打造，大力营销，于是被观众尤其是小众专家仔细研读，因为对京剧有感情，所以他们比较苛刻严谨。二是在新媒体的传播中，缺点容易被放大。中国纪录片研究中心曾经统计过，《舌尖上的中国》在网上的点击率是数以亿计，这是以前中国纪录片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其中绝大部分动因来自网络传播。《京剧》播放前期的新媒体宣传，让它的关注度呈几何式增长，一边“大家来找错”，另一边网络传播对“缺点”更感兴趣。于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和传媒环境中，出现了这种争议现象。

片子本身确实存在硬伤，只是现在我们还没拿到数据来做以下比较：之前的中国纪录片是不是也有这么多硬伤？《京剧》硬伤的比例是不是最多？这也将会是我们研究中心的下一个课题。据我了解，《京剧》的几位导演是国内范围里最严谨的纪录片导演，他们绝不会想着简简单单做个片子就好。

时代周报：借由《舌尖上的中国》的红火，更多观众开始关注中国纪录片。这种现象以前出现过吗？

何苏六：中国纪录片已有百年历史，当然也有过辉煌。战争等非常时期不提，1949年之后的某些历史阶段，纪录片也都被看重。中国与西方没有建交的时候，纪录片被称为“装在盒子里的大使”。“”时期，西方了解中国的唯一途径就是纪录片，例如《愚公移山》。

改革开放后，我国也拍了很多纪录片，包括《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收视率在30%-40%之间，放到现在，完全无法想象。

近几年纪录片经常引起社会关注，也与现在的泛娱乐时代密不可分。当泛娱乐淹没严肃文化，纪录片就比较低迷。当泛娱乐日益低俗化后，人们在心理上又会怀念有文化内涵的产品。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无论从历史文化或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纪录片都没有理由不强。

选材存在过度自我审查

时代周报：央视纪录频道在推动中国纪录片发展方面是否占绝对主导地位？

何苏六：2010年底，《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政府开展扶持纪录片专项政策是第一点，央视纪录频道的推出是政策具体实施的一部分。最近还会有更多频道推出。

中国纪录片发展这么多年，受制于很多东西，例如体制问题、创作机制问题、创作主体和传播营销主体不分家、市场要素不明晰等。关于中国纪录片的体系，我们中心也在研究中，现在的普遍认识是：没有这种东西。央视纪录频道出来以后，至少成为了一个平台。

时代周报：体制或机制问题，是中国纪录片目前最受制约、最亟待解决的问题吗？

何苏六：据我观察，政府一直在调整当中。在我参加的一些由政府扶持的纪录片项目中，以前作为绝对主导方的政府，现已逐渐将话语权比重转移给市场和专家。例如在某些国家级的纪录片评选活动中，政府人员已不再担任评委。这都是好的现象。

至于纪录片题材的限制问题，总的来说大环境很难改变。不过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方面也在慢慢开放。另外，创作者在选择纪录片题材时，也存在过度自我审查的情况，纪录片的播出媒体也过度谨慎了。

如果从播出主体的角度来评价，当下的机制比以往好很多了。央视纪录频道、上海纪实频道等，都开始研究受众，如果只靠体制内的电视制作人员，肯定无法满足观众要求。电视台是一个播出主体，不是制作主体，制播分离是应该的。以前不分离的时候，出精品很少，一年就一两部而已。

手法老套、形态单调是最大问题

时代周报：如果抛开机制不谈，仅从创作质量本身出发，国内纪录片与国外纪录片之间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何苏六：各方面都差得很远。首先在题材上我们就不够多样，自然生态、科教大片很少，军事、航空、卫生、体育题材都不够。其次专业性也差很远，国外的纪录片，纪录呈现和题材本身的结合更专业、更紧密。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纪录片导演，在国内分工明确，纪录片导演不可能是题材专业人士。在国外，一个动物学家研究一个课题，自己就能来拍一部纪录片。

当下中国纪录片的最大问题，还是手法老套，形态单调，用影像讲故事的技巧不够熟练。中国的纪录片导演，要么太把纪录片当回事，要么太不当回事。举一个例子，著名的探索频道并没有定位于纪录片频道，而是娱乐性纪实节目频道。中国导演在尝试纪录片呈现手段时过于拘谨，在面对题材专业性时又过于放松。总的来说，现在中国国内的纪录片，还属于粗放时代。

时代周报：中国的纪录片人才问题乐观吗？

何苏六：去年底，由我们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在人民大会堂颁奖，中国纪录片人几乎全员到场，不超过500人。专业人才匮乏，是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另一大问题。可以做比较的是，在伦敦一个城市，纪录片公司有上千家。

此外市场经费投入也不够。举个极端的例子，雅克·贝汉拍摄《迁徙的鸟》，投入是4亿人民币，中国当年所有纪录片的投入加在一起也不到1亿。国外高标准高要求，一集投入150万美元都正常，国内普通的纪录片，一集花费10万元就算很不错，更多时候成本只是几万人民币。

纪录片的回报不像电视剧来得快，但生命周期长，价格上需要走长尾效应。我们的投资者往往等不及。

时代周报：在纪录片大热的情况下，会不会产生大量良莠不齐纪录片面世的情况？

何苏六：这是必然的。现在好的作品很少，将电视台专业人员和民间人士全部包括在内，中国一年的合格的纪录片产品的片长，总共也只有几百个小时。虽然有部分民间创作和学生作品值得挖掘，但总的说来还是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