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思想论文：解析工业化的科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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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程宏燕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立足于世界交往思考科技的发展和传播

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交往”这一中心词，范围涵盖远古时期氏族部落，近现代英、法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瑞士等尚处于封建社会的诸国以及印度、中国等殖民境遇的国度，在世界性视域下他们考察工商业的交往活动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对于科技传播机制与科技进步的影响，不仅强调区域、城乡、民族、国家之间工业、商业等的横向交流和历史上下的纵向传承，而且还特别揭秘分工体制、资本运动和科技进步的互促性。(一)横向交流和纵向历史传承是促进科技创新和传播的重要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在交往的范围仅仅限于相邻的局部地区，在没有更先进的文明侵入之前，“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5］但是当一个地方被排除在商业交往之外，那么这个地区的发明，包括科学理论和技术成果就将逐渐消逝，被历史掩埋。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交往越具有世界性，以大工业为基础的世界性竞争越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保存和活动创新;另外还指出，自然科学研究如果离开了人们解决问题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实践，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6］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存在、发展既要有工业这种连接人与自然的、满足现实需求的活动为土壤，又要有商业这种满足人与人、社会各个区域种种交往需要的活动为中介。社会每一历史阶段都是后人继承了前人大量的生产力、资金、人造自然环境和科技成果，并予以再创新和再传承，所以人们周围的感性物质世界并不是周而复始，而是科技推动下“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甚至由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7］，甚至樱桃树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商业活动而移植到德国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基于物质生活世界和科技的历史传承所构建的社会交往理论被哈贝马斯改造为基于“语言”为中介而形成的交往理论。哈贝马斯为了澄清被扭曲为工具理性的“理性”概念，提出生活世界的基础是交往理性，只有通过交往行为合理化，才能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制度框架层面上的合理化，只有在以语言为中介的互相作用的媒介中，即只有通过消除对交往的限制才能实现。”而这，又必须依赖于“在政治的和重新从政治上建立的意志形成过程的一切层面上的交往，才是合理化赖以实现的唯一手段”［8］。固然，人们日常生活世界里语言、行为等外在形式表征了交往的内容、分群和社会地位等，彰显了政治意志，但哈贝马斯在各个政治群体的划分根源和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形成根源上却摒弃经济基础，在纯粹精神范畴内思索语言交往世界。(二)分工细致的机器和工作流程是科技创新与传播的另一重要条件交往的重要前提是各个地区、部门商品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分工流程和专业化机器又为生产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性商品提供了可能。作为世界工业中心，英国大规模应用机器使农业劳动和手工作坊、工厂生产进行分工，使农村和城市职能具有明显的分工趋势，蒸汽机在交通工具上的应用使产地和加工地可以远隔千万里而进行协作性分工生产，分工的社会地位日益凸显。反过来，世界市场、国际化生产和世界贸易又促使机器、各种机械化工具日益改进，也就是说，“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在英国，机器发明之后分工才有了巨大进步。”［9］商业贸易扩大了产销地的圈子和联系，当市场扩大到手工劳动不再能满足它的需求的时候，人们就感到需要机器。于是人们便想到应用十八世纪时已充分发展的机械学。各种生产上的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机器的不断改进，并应用于各种原料生产地与商品销售地。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延伸，各种先进机器也就随之在世界各地散布推广，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技艺也随之传播。(三)资本的投入是科技创新的物质基础现代科技、资本及其依附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三者几乎在同时期诞生。资本运动推动科技进步，两者紧密结合，互为前提，共同促进蕴含科技含量的器物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他们仔细研读并加以吸收运用当时诸多经济学家著作和科技史书的思想，［10］从经济学角度解读科技与资本、社会发展的紧密关系。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里仔细分析了资本的概念和运动过程，并对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以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所说的资本是一种物，一种对象化的劳动，把资本外化为劳动工具或等同于单纯的货币的观点表示了不赞同。他认为资本是一种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11］。即资本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出现的一种自我运动，在这个运动过程中，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是货币，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购买了劳动力的支配权，劳动就被并入资本，随后资本开始发酵并成为生产过程。资本换进来的是工人这种活劳动，“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12］工人以工资方式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给资本家，资本家获得了这种力量，并转换成为自己创造财富的资本。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里说到工人的劳动就是他们主人的资本。问题在于，工人所获得的工资与付出的活劳动资本之间差距过于悬殊，所以，由于活劳动以微薄的补偿转换为活资本，和其它资本一起参与为资本所有者赚取绝对丰厚的利润。因此，科技创新及其最主要的机器产物在资本生产过程中成为工人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在工资收入与劳动付出之间永远地、绝对地不公平的前提下，货币资本驱使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成为资本家压榨劳动者利益、以赚取最大化利益的保证和基础。机器越是革新，工人处境就越悲惨，资本家就越能赚取更多利润。英国、法国的现代化过程证实了这一点。

立足于人的精神世界思考科技的文化价值

通过对多个现代工业发展前沿城市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现代科技与哲学、宗教、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种种文化形态的彼此关联。他们认为正是科技器物如机器、交通等的世界性扩张，以及商业贸易的世界性往来，引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的斗争、磨合和融合，反过来又促进科学精神、科技器物创新、科技知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提升。(一)现代科技冲击着传统的哲学、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风俗习惯等文化诸形态人的精神文化形态实质上由人的生存处境所酝酿而生。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个体行为规范、社会价值体系和国家运转机制这些精神世界是有差异的。马克思恩格斯经过实地考察曼彻斯特和亲身体验英国工业成就，比较了英、法、德国和瑞典的发展状况，意识到现代科技的社会化应用和国际化交往趋势对传统文化形态的冲击。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看到德国和瑞士农业社会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古典文化模式在现代工业文化冲击下面临分裂与重构。对于哲学而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多年来德国黑格尔派的思想土壤是相对闭塞、落后的农业社会，遗憾的是“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所以迷失在黑格尔思想的“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13］。那么如何产生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呢?马克思在《神圣家族》、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里都在强调唯物主义哲学是现代科学和哲学结合的产物。“如果说瑞士的工业生产几乎还完全保持着蒸汽机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方式，那又怎么能指望生产者的头脑中，除了与此相适应的思想以外还会有其他思想呢?如果说蒸汽机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又怎么能够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呢?”［14］马克思指出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促使农业与手工作坊为主的印度等亚洲国家那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就社会发展而言，这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每一种历史文化总是在科技的节节推动下渐次发生变革。现代工业文明必将取代农业社会的文化模式，引发思维模式、思想制度、观念范畴乃至于社会方式和活动方式等的渐次变更。所以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英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5］。(二)现代科技所滋生的高额利润加固了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自私人性思想的社会主导地位英国的科技社会化所带来的巨大利润推使金钱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日益膨胀，法国唯物主义思想中关爱人类整体的博爱意识逐渐被自私自利思想所排挤，导致异化现象蔓延到各个阶级。社会弥漫着“物化”气息。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异化”包含了两个方面:工人异化为替资本家赚钱的机器，丧失自我精神和身体的自由;资本家异化为金钱的奴仆，步入自私的泥潭，丧失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丰富人性和个性自由发展空间，也丢失了人本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和费尔巴哈对人自身的重视精神。资产者对工人的态度以是否有利于赚钱为基本判断标准。工人只是赚钱的工具、另类机器而已。一位资产者在听完恩格斯讲述曼彻斯特工人糟糕处境后无动于衷地说道:“Andyet，thereisagreatdealofmoneymadehere．”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围绕是否赚钱这一中心。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金钱与工具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动’。……他不能理解，他和工人之间除了买卖关系还有别的关系;他不把工人看做人，而是看做‘手’(hands)。……金钱确定人的价值。……牟利精神渗透了全部语言，一切关系都用商业术语、经济范畴来表现。需求和供应，需要和提供，supplyand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16］正因为如此，即使英国拥有最能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各项实用性技术，但是对于工人生活区的道路建设、排污建设、居住房屋的建设却是资本家所忽略的，原因在于改造它们并不能给资本家直接带来利润和明显的经济效益，投入多少并不能带来相应经济收益。所以就用最少的投入、最省的空间、最差的材料来建工人居住的房子。也就是说，现代机器进步和相应的工厂制度对维护劳动人民的淳朴本性和保证其身体健康没有什么帮助，科技的社会化反而加剧了贫民窟的悲惨状况，摧残了工人的身体健康，工业生产的恶劣环境使工人们的生活状况远不如身为农民时期。所以，恩格斯在关注草根阶层和资产阶级的精神异化后总结道:“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的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17］那就是在利己主义之上，还附生着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冷淡与不近人情。马克思恩格斯极为关注科技的社会责任性和伦理问题。《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围绕机器细致探讨了技术设计理念、技术活动流程、技术产品使用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应、技术创新的利益落脚点等对于劳动者的生活实践和文化价值的意义。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文明的一切进步“所发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18］，这种文明的进步并不是他所期待的。一个科技进步的社会绝不是单单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这也不是人类的最终命运，科技进步的最重要价值在于促进人的精神富足，“由于给所有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能够使人的“个性会得到自由的发展”［19］。在现代科技发展基础上真正实现人的尊严、自由、平等、博爱，这才是最终的价值诉求，即恩格斯所强调的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应当是迈向心灵、人性、空间自由的一步。那么，要消解这些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身体与精神的异化，就应当触及私有制和一系列不合人性的管理机制，科技发展应当以促进人民的生存环境和日常生活进步为基本落脚点，这样才能让科技造福于包含劳动者在内的整体人类，而不仅仅是资产所有者受益。目前，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技术器物的社会化进程，诸如转基因工程、高速交通工具的研发和先进医疗器械以及昂贵药物的应用研究等，都应当以绝大多数人所需、所求、所受益为目标而展开，而不是仅仅服务于拥有强大话语权的资产所有者、掌握政权阶层等，甚至不顾及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基本的生活环境与物质需求。要实现这一点，需要构建基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社会价值观、伦理道德体系等，并以社会制度和管理机制来保障，使人们共同享受科技福利。面对当今许多因物欲衍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和违背善良人性的科技伦理道德问题，我们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以人的价值、尊严、幸福为核心的科技文化思想，避免资本主义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性异化、拜金意识、环境恶劣等弊端再次产生。如今，国家的国际影响力的扩大日益依赖于科技的领先性和以此为中心的现代文化综合效应。最重要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科技知识理论与科技活动等处于频繁交流和彼此渗透的世界性发展状态。当代中国更需要敞开胸怀拥抱、交流、辨析发达国家的科技理论知识、科技器物、科技精神以及各种科技文化流派。王一川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要从地球模式、民族协同观、制度转型论、道气互动说和人权说五方面相互联系入手。［20］那么，这样去建设先进文化，是绝不能离开科技活动模式和科技器物基础上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精神等现代科技文化的基本要素。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抵达它的“经验之梯”就是以人民利益至上的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思想为基础，融合他国先进科技文化理念铸就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科技文化思想。它的内容必然应当是摒弃浓厚的工具性、功利性、殖民性、阶层歧视性、自私性和非公正性等弊病，彰显科技知识、科技研发和科学精神中服务社会民生、平等博爱、坦诚率真、尊重人性自由尤其是尊重普通民众的生命健康和人格尊严等内容。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基于民富的国强，实现基于人自由发展的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基于现代科技进步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