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消弭留守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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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克在回望自己的留守岁月时，心底的惊悸不减当年，似乎，他仍是那个握紧石头独战狼狗、为自己砸开一条生路的少年……“30多年过去了，爸爸的身影，依旧模糊得很。”今天的罗克，坐在一家大型国企的窗前，被孤独侵蚀过的冷静，立此存照般地定格在了百叶窗后的条形阳光下。

这是一代留守少年的缩影。

继一个又一个“罗克”之后，在乡村像荒草一样生长的留守儿童共同“缔造”了一个被公开多年的数字——5800万。这个数字是否已被刷新，我们无从知晓，也无意知晓，我们只想穿梭于这个庞大的群体，体味社会的暗疾和乡村的伤痛，尔后和5800万个孩子一起，试图用外在的坚强消弭不堪的记忆。

《礼记·礼运》云：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孟子·梁惠王上》亦云：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有着恢宏温情的兼爱思想，自古及今，纵贯史籍，时时彰显了中华民族的礼仪风尚以及民生心怀。但令人齿冷的是，当留守从简陋得几近凋敝的乡村蔓延，并最终“癌变”为滋生着溃疡和诟病的公共议题时，我们依然挥霍着留守的痛楚，在红头文件抑或会议报告中劲呼乏力的口号，这种涂抹着良知色彩的伪关怀，难免令留守在乡野里卑微的孩子在接纳菲薄的恩惠之余，心生另一种苍凉。

而悲剧不止于心底的苍凉。江西宜春一个小山村的5个留守儿童在水塘溺亡的新闻发生后，河南虞城3个留守孩子溺亡的消息再次经互联网悲怆地传播——2012年的五月，是如此的冰冷。

法国社会学者孟德拉斯在上世纪60年代《农民的终结》中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孟德拉斯“城市化正在吞噬乡村，农民正在消失”的担忧正在被见证。耐人寻味的是，在这本书出版20年之后，作者非常有意思地补加了一个跋，这个跋追补了20年后乡村的变化。是不是作者担心的那样，乡村真的变了，更现代化了？乡村深具诗意栖居的生活性？这对于当下的中国，应该有着深层的反讽意义。

如果我们不能从“二元体制”上刮骨疗毒，那么，社会的悲悯，当不止于无所抗拒的溺亡。这攸关的家国意义，都懂的。

我们的爱究竟在哪里？留守孩子共享大国阳光的渴望能否倒逼出制度的颠覆式改观？

壁垒依然坚硬，我们一贯忽略希望和未来的逾矩行径，难逃公众的拷问和挞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