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传承与培育学生工匠精神的三大困境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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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促进劳动者执着追求产品质量的极致，回应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跨越是传承与培育工匠精神的逻辑起点。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既是对劳动者“才”（技术技能）的要求，更是对劳动者“德”（职业道德与素养）的考验。对于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而言，传承和培育学生工匠精神面临着三大现实的困境：一是文化困境，即历史文化传统的偏见和社会价值导向的异化；二是制度困境，即工匠培养制度的缺失与市场管理制度的失位；三是模式困境，即培养模式的“技术主义”偏差与教学模式“说”和“做”的悖论。

关键词：高职院校；工匠精神；传承；培育；困境

作者简介：吴玉剑（1986-），男，安徽安庆人，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职业素质教育；刘燕（1988-），女，安徽池州人，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研究。

基金项目：2015年江苏省高校哲社课题“现代学徒制模式下高职学生劳作意识培育路径研究”（编号：2015SJB497），主持人：王生雨；常州大学高等职业教育研究院2016年度立项课题“供给侧改革视域下高职学生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培育路径研究”（编号：CDGZ2016034），主持人：吴玉剑。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7）04-0082-04

2016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一时间引发社会的热议。学者们对工匠精神的关注和研究也日益增多，时下的研究多聚焦在工匠精神的内涵与外延解读、如何传承古代优秀的工匠品质等方面。细致分析多数学者的观点，不难看出他们所认为的工匠精神的共性特质在于劳动者立足职业岗位，不断提升个人职业素养，孜孜以求地追求产品质量。从这个视角看，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既是对劳动者“才”的要求，更是对劳动者“德”的考验。

一、我们何以需要工匠精神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领域存在突出的供需结构性矛盾。一方面产能过剩，关键技术缺失，企业生产的产品总体处于中低端水平，优质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他们急切渴望获得更高更多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在国内优质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前提下，出国（境）采购成为了他们无奈的选择，从日常生活消费品到电子产品，国人的海外抢购热时常见诸报端。由此细想，国内的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存在很大的不对称性，即生产规模大多数处在中低端水平，产品供给并不能有效满足社会急速增长的优质需求，而这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经济转型升级的出路和对策。国家大力倡导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解决供给与需求错位矛盾指明了政策方向。然而，工业进程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仅仅依靠生产设备的更新，更需要劳动者（工匠）自身技艺与职业素质的提升。

高职院校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阵地，在传承与培育学生工匠精神上既义不容辞又责无旁贷。一直以来，学生找不到满意工作，企业招不到合适员工，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结构性失业始终存在，结构性失业反映出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要的不一致性。事实上，在与就业市场和行业企业的接触中，高职院校也逐步意识到培养学生专注、刻苦钻研、追求卓越等职业素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但是囿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障碍，高职院校在传承与培育学生工匠精神方面面临着“内忧外困”的尴尬局面。

二、文化之困：历史文化传统的偏见与社会价值导向的异化

（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偏见

从庄子的“技进乎道”到清朝魏源的“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他们提到的“技”指的就是工匠精神。但是在古代重农抑商，崇本抑末思想影响下，工匠的技能被误解为奇技淫巧。在古代“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序列中，工匠的社会地位不高。在我国传统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思维中，倡导的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读书改变命运”的观念影响至深并沿袭至今，认为处在劳心层的管理者地位远远高于出力的工匠。身处学校的学生们最大的梦想依然还是想成为“人上人”的管理者，并不想长期成为“受人管”的一线技术工人。纵览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我们并不缺少工匠和工匠精神，但是确实有许多优秀的工匠精神和历史传统没有很好地被传承和延续，工匠被社会矮化、工匠精神的日渐式微，其主要的原因在于孕育精神的工匠文化的缺失与偏见。一言以蔽之，我们缺失的是培植、传承工匠精神的文化土壤和历史传统。

（二）社会价值导向的异化

异化本是哲学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主体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分裂出自己的对立面，变为了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物质财富的迅速膨胀让许多人茫然不知所措，处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环境中，社会价值导向也隐然地发生了异化。“一心只读圣贤书”、踏实钻研、埋头苦干的工作态度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不屑和冷嘲热讽。首先，社会风气日益浮躁和急功近利，许多人梦想着一夜成名、一夜暴富、不劳而获，他们崇拜的是财富与名利，并不是高超的技艺，加之长期受“普高职低”思想观念的影，社会对工匠价值缺乏高度认可与尊重。很少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去从事制造业一线工作，去做一个默默无闻而又辛苦的技工。这同样可以从社会对现代学徒制的态度中可见一斑。社会公众尤其是学生的家长始终对高职的现代学徒制抱有误解和偏见，认为自己的孩子与企业签订学徒制合同就是务工协议书（合同），参与积极性极低。须知道，现代学徒制是培养优质工匠、培育工匠精神的有力载体，缺乏充分的企业实践而单纯依赖学校教育则很难培养出众多优秀的工匠。其次，中国人的工作态度中“差不多”思维根深蒂固、由来已久。在有着浓厚工匠文化的德国与日本，匠人们都能精益求精地提升自己产品的质量，深入剖析其中缘由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一个共性的特质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工匠（匠人）们皆秉承严谨、认真的处事态度，将工作做到最好和极致视为自己的人生准则，甚至视做好产品如同信仰宗教一样虔诚。反观我们自己，早在几十年前，胡适先生在其《差不多先生传》中讽刺了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事不认真的人。从处事不认真到处世不认真，许许多多的人就在“差不多”的圈套里度过一生。“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时至今日，这种心态仍然是许多人处事的真实写照，以这样的心态来对待职业岗位中革新技术，提升质量，恐怕只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由此观之，工匠精神并没有成为当前一种普遍的社会共识与社会心理。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长期以来我国整体的消费水平偏低，消费者对优质和高端产品的需求不足。这段时期，产品数量的供给占绝对的主导，即生产供给首先要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重点解决温饱和“有无”的问题，根本无暇顾及甚至也不需要思考产品的工艺改进和质量提升。企业生产中需要优先考虑的是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外加市场调节的缺陷，企业很容易陷入以追求最大利润为价值取向，强调短期见效、快速盈利的生产惯性和思维定势。另一方面，中国工人结构的构成主体是农民工，这一群体极少受过系统的技术学习与培训，技术素养本身就存在天然的缺陷。企业追求生产数量的惯性思维，工人的天然技术缺陷致使职业价值体系异化为唯快、唯量，盲目追求生产速度、一味追求生产数量，忽视甚至于漠视产品质量，更有甚者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安全而去生产有毒、有害产品。

三、制度之困：工匠培养制度的缺失与市场管理制度的失位

（一）工匠培养制度的缺失

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制度是一种人们有目的建构的存在物。制度的存在，都会带有价值判断在里面，从而规范、影响制度内人们的行为。工匠制度并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在经济社会体制系统的长期运行中内生的。大量优秀工匠的涌现需要培植工匠精神的深厚文化土壤，更需要融入这些优良文化基因的工匠制度。

2015年的“两会”过后，“工匠精神”成为热词，不仅仅是制造业，其他行业也都在热议如何培养工匠精神。对于高职院校而言，热度过后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工匠精神培育在现时还只是“口号式的存在”、理论上的存在，国家层面支撑工匠精神培育的政策法规和具体制度寥寥无几。培育工匠精神需要政府的主动参与和高效作为，以保障政策与制度供给。首先，政府要做好顶层设计。完善崇尚实业、崇尚工匠精神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尽早尽快出台一系列可具操作性的制度文本，为高职院校培育工匠精神提供可以参照的标准或依据。其次，逐步构建企业深度参与的校企合作机制。显然，现代学徒制已经成为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新型模式和有益探索，但是，校企深度融合问题仍然是制约现代学徒制向前发展的瓶颈。政府要继续在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给予学校更多的自，以优惠的政策与制度引导企业想参与、真参与，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功能，破除以往空谈企业社会责任、流于形式的“捆绑式”校企合作模式，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互利共赢”的校企合作新机制，充分发挥现代学徒制在传承和培育学生工匠精神上的最大效能。

（二）市场管理制度的失位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各类市场管理与质量管理法律法规、政策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但是，总体而言，我国的质量安全标准与国际接轨不够，标准普遍偏低。尚未建立完善的商品质量惩罚性赔偿制度，质量安全违法成本偏低，没有形成如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一样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此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在路上，政出多门、相互扯皮推诿的现象依然存在，导致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执行力不足。市场管理制度的失位所引发的最严重后果便是企业缺乏消费者至上的生产与服务理念，生产与服务始终徘徊在中低端水平，形成产能过剩而消费者的优质需求却得不到满足的错位性生产格局。

工匠培养制度的缺失与市场管理制度的失位在外部环境上给高职教育和高职院校带来隐忧，突出表现在：一是导致高职院校自身陷入角色的困顿。由于国家缺乏顶层设计、社会和行业中缺乏相应制度，在工匠精神培育中，高职院校没有可资参考的政策框架和制度文本，难以构建富有成效的教育模式，也就很容易陷入将其与说理性素质教育和传统知性道德教育等同的认知误区；二是造成高职院校的师生参与动力不足。行业企业工匠制度极不完善的外部环境将会诱使高职院校的师生认为工匠精神是“可有可无”和“似是而非”的虚拟存在，很难让他们对工匠精神产生理解和认同感，参与动力不足，那么，久而久之，在日常教育教学和实践中，缺乏实践载体与平台依托的工匠精神难免会有被边缘化、被忽视和遗忘的危险。

四、模式之困：培养模式的“技术主义”偏差与教学模式的“说”与“做”悖论

（一）培养模式的“技术主义”偏差

工匠的成长和工匠精神的养成既要依靠学校教育与实践，也要依赖于其日后在职业岗位上的培训和提升。但是，按照一个人职业成长和发展的规律，个人职业前期的教育至关重要，它会影响一个人未来的职业发展甚至决定个人一生的发展命运。自我国职业教育肇始，就被冠上了“差生的教育”的帽子，高职教育自然也身陷囹圄。即使是从事高职教育的局内人也当局者迷，很多人也将高职教育狭隘地理解为技术教育，推崇技术至上，过分张扬工具理性，忽视了学生价值理性和人文素养的培育。教育理念的偏差集中表现在办学导向与培养模式的误区。不少职业院校存在重视技能传授、文化教育，忽视学生职业素养培育，多年来形成的优先保证就业和满足糊口营生的办学导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很多职业院校对“传技”和“育人”关系的把握出现了偏差，甚至片面追求升学和“绑架”技能大赛。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就是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张扬必然导致价值理性衰微”，其后果是将会把效率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忽视“工匠”自身的存在与需要。基于单纯技术教育理念的人才培养模式，其鲜明特征是培养的学生“外强中干”，他们崇尚技术改变一切，要求技术最优、生产最大，却背离了技术为人服务的基本原则。

（二）教学体系中“说”与“做”的悖论

不难发现，当下的高等教育普遍存在一个共性的问题，那就是“说”的多“做”的少。教师理论课所占比重很大，实践课课时少且质量难以保证。首先，表面上看来校园十分热闹，老师忙着评职称、报课题、跑项目，学生热衷于创业、出国、考研，看似热闹实则充斥浮躁的大学校园并没有太多人愿意静下心、沉下身，踏踏实实去做、去认真实践。其次，受体制机制的影响，当前的高职实践教学体系中企业的参与度并不高，校企合作也只是存在表层组织建设上的合作，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高职的大部分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缺乏企业工作实战经验，故而教学中不自觉地就陷入了“说”的多而“做”的少的窠臼。凡此种种，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应然与实然的悖论性问题，即以鲜明实践性见长的高职院校，其教学模式中原本应是“说”与“做”平分秋色、学做并用，抑或是“做”应比“说”更胜一筹，但现实的情形却是高职院校中“说”的远比“做”的好，“说”的好听，“做”的却并不一定好看。显然，这与我们所熟知的“学中做、做中学”的职业教育原则和规律相违背。仅仅靠说而不愿去认真踏实做的工匠恐怕很难认知、理解并具备工匠精神，如此这般，产品质量与效率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

工匠精神并非舶来品，在我国古代文化中也有其雏形。“庖丁解牛”、“班门弄斧”等能工巧匠的故事广为流传，曾几何时，精益求精的工匠们推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让世界为之注目。但是，在工业化进程中，为了追求速度和规模我们逐渐遗失了当初让我们引以为豪的工匠品质，满足人基本的需要遮蔽了工匠们追求卓越的匠心。正如有些学者所言，在很多I域，工匠精神已经缺失很久了，粗制滥造似乎成为了一种时代病。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首先从工匠培养做起，从学生工匠精神的培育做起。然而，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工匠精神传承与培育中存在文化、制度和模式三大困境，可以预见的是这些困境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我们难以跨越而又必须要跨越的障碍。有鉴于此，就工匠精神培育而言，作为以“职业性”和“实践性”见长的高职院校既要理性认知，又要理性实践，既需要传承我国古代工匠“敬畏职业、执着岗位、坚守原则、矢志创新”的优秀品质，又要借鉴吸收德国、日本等工业发达国家“精益求精”工匠精神（匠人精神）的内核，关注学生的职业态度，塑造学生职业素质，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素质基础，充分彰显高职教育的特色优势，为我国的供给侧改革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和示范效应，为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既定目标集聚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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