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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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经济下行。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30多年，有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平均达到了9.7%，超过了9%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开创这一纪录的是日本，日本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保持了20年的高速增长。随后，中国台湾地区以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打破了纪录，韩国又以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再创一个新的纪录。接下来是中国大陆。我们从改革开放到2014年，一共36年的时间，平均每年9.7%的持续高速增长。这使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国已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
目前，中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从总量来看，2014年底，中国GDP达到63.7万亿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算，比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提高了近28倍。中国就总量而言，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
人均GDP以平均8.5%的速度高速增长。从人均GDP来看，2014年末，不到50000元人民币，比改革开放初期约提高了19倍，36年，人均GDP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8.5%左右。我们人均GDP如果换算成美元，是7500多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方法，人均GDP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什么机会呢？
从发展历史来看，有70个国家现在是“高收入”国家，这70个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其中有十几个发展中国家。这70个国家，各国历史各不相同，但是还原它经济发展的历史，从它到“上中等收入”阶段，达到“高收入”阶段，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2年又4个月。这70个“高收入”国家中，有20个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人口大国”，它们实现这个阶段的跨越，平均用了11年又9个月。大国经济，在起飞前的准备和起飞初期，它的发展速度会慢，但是到了起飞的中后期，特别是到了工业化、城市化加速的时候，它比小国要快，因为它的冲击力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和趋势，给中国10年时间，中国能否实现这个跨越？中国2010年达到世行划定的“上中等收入”的起点线，给10年时间，也就意味着到2020年，我们能否实现这个跨越？2020年正是中国实现发展的第一个百年目标――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就经济来讲，它包含的内容也非常广泛，我不去多讲，今天就讲两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我们提出来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GDP的总量比2010年（按不变价格）翻一番”。2010年，中国GDP总量不到41万亿元，翻一番就是80多万亿元。按照2010年的汇率换算成美元，也就是17.6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的GDP总量是17.4万亿多美元，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20年实现了翻一番的目标，中国经济的总量，达到了美国现在的水平。
第二个数字，我们提出的目标是，“到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这里有一个分配因素，带有不确定性。我们将它还原成生产，就是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2010年，人均国民收入是34000多元人民币，按不变价格翻一番，就是68000多元人民币，这算成美元就是12600多美元。世行划定的高收入的起点线是12476美元。也就是说，正好用lO年时间，到2020年，我们实现了从“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跨越。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遭遇系统性挑战
有机会就有挑战。挑战也很简单，概括起来就一句话，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已经发生了系统的变化，这个系统的变化大概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供给（生产）方面，一个是需求（销售）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供给和需求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化。
供给产生了哪些变化呢？国民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全面地大幅度提高。总成本概括起来是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工资成本，人口红利在下降，工资、价格、社会保障福利在提高，更不用提老龄化趋势提前到来。但现在2亿多60多岁以上的人，中国是“未富先老”，这和国际社会不太一样。这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的成本是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能源、原材料等，价格大幅度上升。这是因为稀缺性导致的。
第三个方面就是环境，环境成本也在大幅度上升。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穷的时候，破坏环境没人在乎，也没人去管。但是现在环境变得越来越宝贵，成为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它对整个经济发展的约束力度越来越强，甚至任何一个变化都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秋天我去河南，雾霾比较严重，大家说是因为秋收之后，农民烧秸秆。再过几天，我去东北，雾霾，有人说，东北冬天烧煤取暖，所以导致雾霾。我就在想一个问题，过去河南农民就不烧秸秆吗？过去东北人就不烧煤取暖吗？为什么就没有雾霾？为什么现在有了雾霾？实际上，就是整个环境资源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稍有任何一个变化，都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成本就是技术进步。穷的时候，技术进步主要靠技术模仿，这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见效最快的技术进步方式。而且如果知识产权保护不严，也是最经济的技术进步方式。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当你的技术总体进步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可以模仿的空间也就变小了，另外，随着立法融入世界，法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也就不能随便去模仿了。技术进步越来越要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各种技术进步当中投入最大、周期最长、成本最高。所以，技术进步的成本也在上升。
这四个方面，人工成本、自然资源成本、环境成本和技术进步的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这就使得整个国家经济生产的总成本大幅度提高。
那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要转变，从以往的主要靠要素投入量大、规模扩张带动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带动增长。如果不做这种转变、效率滞后的话，成本消化不掉，它就进入价格，形成这个社会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价格一旦起来，成本推上去以后，就社会来讲，就是不稳定，大家怨声载道，就经济来讲，这个国民经济没有竞争力，成本高，价格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性。没有竞争性就不可持续，经济就会出现严重衰退。
从旺盛变成了疲软
另一个变化就是需求，过去在穷的时候，需求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甚至是长期短缺经济。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非常羡慕穷国的企业家，因为穷国的企业家只需关心生产就可，不用关心销路。只要将产品生产出来，有的是人在那儿排队抢购。但是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情况就发生了改变，需求从旺盛变成疲软。
投资需求疲软。投资为什么会疲软呢？按说居民收入提高，银行存款增加，银行储蓄规模扩大，银行可以把更多的钱贷出去，形成投资。这里其实有一个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力如何。如果自主研发创新力不足，那就糟糕了，情形变得很尴尬。过去，投资需求增长快，很重要的是发达国家往你这里转移资本，转移技术，转移产品，因为你的劳动力更便宜，资源更便宜，环境便宜，成本低，你更有优势，所以人家来了。现在，这些都不便宜了，所以人家也就不来了。世界上总会有比你更穷的国家，那个地方的成本更便宜，人家就往那儿去了。人家旺盛的新技术、新产品，而你自己的自主研发能力上不来，这时候，银行拿着大把的储蓄，在市场上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找不到项目。如果银行硬投，那就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就会形成泡沫，所以银行大把的储蓄投不出去，这就会形成投资需求的疲软。
消费需求疲软。按理说，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应该提高，但是，也不一定。为什么呢？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力是否跟着提高，它有一个前提：国民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两极分化，把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我们知道，人的消费是受生理限制的。越是有钱人，消费占的比重越小。如果大部分的钱给了少数人，有钱人不怎么花钱。而大部分青年精英的收入增长迟缓，积累了贫困，他就是想消费也没有钱，越没有钱的人对未来越没有信心，对未来越没有信心的人越不敢花钱，他就会牺牲现在必要的消费，节衣缩食，增大储蓄。储蓄对国家来说是投资，是积累，但是对个人来说，是未来的消费。就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力普遍下降。
高失业风险。投资需求疲软，消费需求疲软，加在一起，总需求不足。意味着市场不活跃，购买力不强，企业销路不畅，企业资金循环周转有问题。而那些欠银行的钱还不上的企业，则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停产、破产的企业增加，就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失业率就会上去。
宏观经济失衡致“双重风险并存”
国民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宏观就是总量，总量如果发生问题，突出的矛盾就是总量失衡。无外乎两个表现：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在追逐不足的商品，带来通货膨胀。另一种失衡是总需求不足，小于总供给，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销路不畅，经济萧条，带来高失业。宏观经济失衡最典型的两种表现，要么高通胀，要么高失业。
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这个总量失衡的程度能够调整到国民经济运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2010年10月，我们对外宣布，中国政府从反危机的政策轨道上率先退出，从那开始，意味着进入了新的一个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我们现在叫新常态。
新常态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有了新的特点，既有通货膨胀的压力，又有经济下行的威胁，叫双重风险并存。双重风险同时发生，宏观政策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若是扩张的话，全面刺激经济，有利于遏制经济下行，但是可能把潜在的通货膨胀激活。若是紧缩的话，有利于遏制通货膨胀，可是加剧经济下行。
到底怎么办呢？
上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滞胀。一方面是需求疲软，增长动力不足，高失业，同时，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滞胀一旦出现之后，政策就很难办，既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虽然采取了很多调整的办法，但效果不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西方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虽然在短期上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长期累积的弊端非常严重。以至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滞胀采取的政策调整所形成的政策积弊。
这次危机深刻到什么程度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多次发生的周期性危机，没有导致出现全球的负增长，2008年这次金融危机，导致2009年全球首次出现负增长。这就说明，1970年代以来，为缓解滞胀，所采取的政策弊大于利。
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发达国家遇到的，一直到现在它们还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虽然我们没有用“滞胀”这个词，而是“双重风险”，但是，经济的内涵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新常态下的新失衡。
第一重风险：潜在的通胀压力，根源是投入产出结构失衡。它看起来是个总量问题，经济速度快、慢的问题，是经济下行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性的失衡，是由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
从PPI看，中国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先来看通货膨胀。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非常低，PPI已经44个月为负，2015年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PPI是-4.O多，从PPI来说，也就是厂商生产的价格来看，我们已经进入了典型的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从CPI来看，中国也进入了通货紧缩。我们的CPI消费品价格指数从2013年以来，长期稳定在3%上下，很多时候降到了2%以下。2015年前三个季度，CPI为1.4%，考虑到统计误差，一个国家的CPI如果降到2%以下，这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重点不应该是治理通胀，而是防止通缩。因为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是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通缩是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钱，通缩意味着市场萧条，降价，意味着企业活力不够，销路不畅，然后导致失业率上升。所以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坏，对劳动力大国来说更是麻烦，治理起来非常困难。
再来看另一重风险：经济下行。经济下行看起来是动力不足，我们现在寻求新动力，一个投资，一个消费。
从投资来看，为什么我们现在投资需求疲软？其实不是说银行没有钱，也不是流通当中货币供应量不够，而是结构性的。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现在缺少有效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现在它的融资问题不大，那问题出在哪？这些国有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创新力不够，自主研发能力不强，所以产业结构升不了级，它在现在这种结构不变、技术不变、产品不变的基础上，如果敢扩大投资的话，就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低水平重复的结果，就是加剧产能过剩。在中国目前普遍去产能的时代，加剧产能过剩的投资不可能维持。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消费需求疲软，看起来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在下降，但深层次的问题，同样是结构问题，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
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三个层面出了问题，包括宏观层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
宏观层面是什么呢？国民收入生产出来之后，初次分配，在生产者当中进行分配，生产者包括：政府、企业、劳动者。政府是税收，企业是资本盈余，劳动者是工资。
中国长期以来这三个部分，分钱的时候，政府税收增长最快，平均18%以上，劳动者工资增长最慢。这三个人拿到钱，劳动者的工资拿去消费，但是它的增速慢，而且比重在下降，这样，消费肯定就上不去。这是宏观。
中观上，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地区之间收入水平差别非常大。发达和贫困，差距非常大，如果发展均衡，贫困地区都上来的话，中国消费规模能够大幅度的提高。中国收入水平为什么会有地区差，会有这种繁荣和落后的差距呢？往深了看，主要原因是城乡差距。我们做过分析，中国的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城乡，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哪个地方的城市化程度高，它的整体收入水平就高；哪个地方的农民多，城市化水平低，哪个地方总体上居民平均水平就低。
微观层面，劳动者之间，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国家统计局从2002年开始公布基尼系数，到2014年，总共有12年的时间，这12年，中国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上。大部分年份甚至在0.45以上，也就是说，20%最富的人分享了40%甚至45%以上的国民收入，剩下80%的人分享了不到60%的国民收入。
出现这种情况，收入分配差距的红灯线就开启了，需要加以注意了。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49.1%，也就是20%的人分享了49.1%的国民收入。
这几年我们有所注意，有所调整，效果有，但是不大。到2014年，这个数据为46.7%，还是在警戒线之上。但收入差距如果继续扩大，它会使得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于下降，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不仅影响公平，同时影响效率，影响增长动力，所以，寻求经济增长的动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调整、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包括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
这些调整都是很艰难的，不是短期政策能够奏效的。中国经济下行，来自于内需不足，内需一个投资，一个消费，投资上不去，是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消费上不去，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同样是结构问题。
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双重风险并存的新失衡，深究一下，这个新失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结构性失衡。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经济下行，都是一系列的结构矛盾所导致的，因此中国现在要使得中国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政策的着力点、核心应该聚焦在调整结构，所以现在结构调整问题就成了“十三五”期间核心要处理的基本问题。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这些问题，宏观政策方面，现在回到了危机之前的“松紧搭配”的格局，也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
回过头看，这些手段松紧搭配无论怎么巧妙，能否解决问题，我们说它实际上就是在对付，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它能为解决问题赢得时间，但它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这么说？中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失衡，表面看起来是总量、速度快和慢的问题，但深层次的原因是结构失衡了，快也好，慢也好，问题是出在结构上。松紧搭配的政策等于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它缓解矛盾，不是解决背后原因。要解决背后的原因，要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样才能真正解决一系列的结构失衡。
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靠什么？当然首先要创新，所以我们提出五大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其核心就是创新。没有创新，就不可能有结构的改变，没有结构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发展方式的转换。
技术创新自不待言，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制度创新。制度重于技术。
制度创新有两个，一是经济制度，一是政治制度。全球116个发展中国家，只有15个国家跨过了从“上中等收入”至“高收入”的跨越，剩下的都没有跨过去，而且尽是拉美漩涡、东亚泡沫、西亚北非危机。虽然今天没有讲它背后的原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腐败。这些国家都高度腐败，权钱交易，寻租。
首先，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腐败背后是什么呢？制度。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改革的核心，要解决的是市场化的完善，我们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20年，不仅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同时经济体制要初步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扭曲，市场不能起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政府不能起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大量的政府越位替代了市场，企业要获得机会和资源，不能通过市场竞争获得，而是要去找政府谈判，劝说政府官员将机会批准给自己。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大量的权力，同时这个权力也缺少约束。
市场化进程如果迟缓，政治体制改革肯定滞后，政治改革要解决的是两大问题：民主、法治，民主解决的是授权，法治解决的是约束。民主共和，监督约束。最近讲的最多的是，“权力要在民主的阳光下”，“权力要关进制度的笼子”，关键就在这里。
其次，保护私权，这是达到法治社会的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有法律，但未必有法治，这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孟德斯鸠当年的一句名言。你要法治，按照亚里士多德政治理论，一个是，得有良法，法得好，法的贯彻成本低、公平、公正，这是一条。第二条，大家都得拥护它，得有法治精神，守法自觉，这才叫法治社会。
要达到法治社会，核心问题是私权（包括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一定要保护，公权一定要规范。这个社会是不是法治社会？重要的不是给老百姓定了多少法，而是给当官的定了多少法，对公权到底有什么法律约束？这才是真正的法治，也是真正的困难所在。
我们国家很有幸，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时间表与路线图。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一个决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这是2020年的法治目标。如果能够坚持下去，我们确实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