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牧甫崛起广州的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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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黄士陵被公认为篆刻巨擘，与吴昌硕南北并峙，不过近三十年间事。正当缶翁流风稍歇，黟山派以广州为据点，辐射全国，日益得到现代印家赞赏、模仿、学习，并尝试从牧甫精湛印艺中吸取养份，光其余绪。试观今日印坛名家，取镜秦汉之余受牧甫启迪者触目皆是，大有非儒即墨之概，他已是传统经典，供后人借古开今。

黄士陵，字牧甫，亦作穆甫、穆父，别署黟山人，晚号倦叟、倦游窠主。安徽黟山人。幼失怙恃，但少年劬学，工铁笔，闻名乡里。其弟志甫序黄牧甫客南昌时所作《心经印谱》云：“兄八九岁时，诗礼之暇，旁及篆刻，自乌迹虫篆，以及商盘周鼎、秦碑汉碣，无不广为临摹。至今积二十年，酷暑严寒，未尝暂废，其嗜之之笃，至于如此。天下事未有嗜之而不工者，其所造亦可想矣。”而牧甫印艺之有所成就，却在光绪八年(1882)移寓广州及赴北京国子监入学之后。羊石是黄牧甫长久驻足的艺术舞台，不妨如此说，其书画篆刻在黟山孕育，在南昌发展，在广州成熟，果实累累；牧甫在岭南开枝散叶，其篆刻艺术至今在广东仍极具影响力，其他流派难以企及。有论者以黄牧甫发轫岭海，号为粤派。如钱君匐、叶潞渊合著《中国_印源流》即系一例。或以接牧甫余风非止于粤人，相较之下，不若以其本籍黟山派视之较恰当，但牧甫在故里所受尊崇远不及在侨寓之五羊，则可断言。时至今日，粤人仍以广州孕育一位篆刻巨擘而自豪。

细数近世南北名家，多有受到牧甫印艺熏陶或服膺其篆刻观念，指不胜屈，如齐白石、张樾丞、寿石工、乔大壮、傅抱石、吴仲垧、金禹民、钱君、曾绍杰、蒋维崧、孙龙父、罗叔子……。岭南脉，李尹桑、易大厂有幸亲炙，若邓尔雅、简经纶、罗叔重、冯康侯、余仲嘉、张祥凝、黄文宽……，无不接受黟山法乳，影响既深且广，流风迄今笼罩南粤印坛，自有其艺术魅力在焉。

黄牧甫本皖人，以“末伎游食之民”迁居他方，青年时代寓江西南昌，以摄影术谋食，其印艺始发黟山、南昌，成功于广州，并非偶然，有客观因素。先是笃志向学，勤奋治艺，识见过人；其次得力于广州当时具有浓厚文化氛围，名士云集，嘤鸣相求，这方土壤显然要比作为江西省会的南昌为佳，安徽黟山地方偏僻，更无论矣。

广东地处秦岭以南，广州接近沿海，四方辐辏，商贸发达，惟学风不逮江南远甚，但自清中叶翁覃溪三任广东学政，提倡风雅，士风丕变，学人辈出，如张维屏、黄培芳、谭敬昭，人称“粤东三子”。迨道光间阮芸台总督两江，主持风会，道光四年(1824)沿杭州诂经精舍之例，在粤秀山创建学海堂，用课粤省举人、贡生、监生，于经史之外倡实学。阮芸台任内又开局延聘学人重纂《广东通志》，质量之高为历次之冠；又大量刻书，重刊《国朝汉学师承记》、《通志堂经解》、《十三经注疏》等诸经总义，推动学术；辑刻《皇清经解》，都一千四百余卷，卷帙浩繁，为广东刻书历史前所未有。扭转乾隆中叶“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见《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查访遗书情形及现无购得缘由折》，载《纂修四库全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的局面。

阮芸台于广东文教多有发扬，鼓舞来学，致稍后出现陈东塾、朱九江等名儒，士风不坠，广东学术因此兴旺一时，金石自然不会例外。直至光绪十年(1884)张香涛督粤，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十四年复于广州建成广雅书院。与阮芸台相同，张亦力倡刻书，在广雅书院之侧设广雅书局，仅《广雅书局丛书》九十三种，已达1771卷；累计刻书5746卷，3096册，量多质高，人称善本。为广东书院中刻书最多者。

由道光四年至光绪十年六十年间及尔后一段时间，是广东文化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张香涛虽为洋务派首领，然发扬文教用心不在阮氏之下，即于编订《书目答问》以利士子可见端。黄牧甫最初由赣来粤，正值张香涛总督两广前夕，期间得志锐之助，赴京入国子监就学，得从吴意斋大激、盛伯羲昱、王廉生懿荣研习金石，所诣益广。又为祭酒盛伯羲摹阮氏覆宋本石鼓文刻石，置于韩文公祠壁。谡工篆籀，庋藏宏富，牧甫随侍左右，得饱览珍藏，眼界大开。是以意斋接任粤抚，牧甫亦随同前往，又与尹伯圜、王同愈助其钤拓《十六金符斋印谱》稿本三十册。2001年，前临时澳门市政局举办之“看似寻常最奇崛――黄士陵书画篆刻艺术展”中有范甲先生所藏谡藏器拓本四屏，其上有牧甫释文及题跋，若无吴大激、盛昱、王懿荣等身兼学者、鉴家之显宦，决计成就不了黄牧甫。意斋劝其纳粟为官，然牧甫无心仕进，有“末伎游食之民”一印明志，其钟情于艺术如此。

在粤期间，牧甫曾应聘在广雅书局充校勘之役，图书牌记多出其手，至今可见。牧甫尝致书刘世珩云：“陵书局行校，自惭空疏，砚田所入，仅供饱暖。所幸未为同人见恶，惟此可为知己一言。”(信札为彭长卿所藏，见彭撰《篆刻大师黄士陵》，刊《岭南书艺》1988年第一期)有说牧甫在穗鬻艺所得甚丰，恐非事实。惟在粤得交梁鼎芬、潘飞声、龙凤镳、黄公度、陶浚宣、王秉恩、黄绍宪、伍德彝等，或为名士，或为学人，或为鉴家，或为同道，治艺当有启发。后来移驻武昌入端方幕，得睹匐斋金石，颇乐于得此“贤东道主”，已是后话。

黄牧甫于光绪八年(1882)初次赴粤，寓居广州三年；十一年入北京国子监为生员；十三年返穗；二十六年年底回里。二十八年应端方之聘赴武昌，协助纂辑《訇斋吉金录》，三十年(1904)返里定居。以牧甫道光二十九年(1849)生，光绪三十四年(1908)卒，享年六十，寄寓广州为时十七年，此外曾借居南昌、北京、武昌，所得均不若居粤之多，若非考虑叶落归根，他不会于中岁返回黟山，虽不至局处乡里寂寂无闻，但黟山不如广州文化兴旺，中外交通方便，则可断言。

综上所述，这亦间接解释了黄牧甫虽然印艺超群，于邓顽伯、吴让之、赵捣叔之后辟一新境，开宗立派，“武汉、广州一带操刀之士，受黄士陵影响最多”(见《印学史》，沙孟海著，西泠印社1987年6月第1版)，却无法同时与吴昌硕颉颃，缶庐固然较牧甫长寿，然前者长居沪渎，为文化枢纽，中外揄扬，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牧甫死因，茗屋宗兄曾访其遗属，撰文介绍，于此不赘。印友孙慰祖兄尝语笔者，审视牧甫晚岁篆刻，无一懈作，当系急病致死。按牧甫早年自刊李白句“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子少牧于印侧署款云：“先公善饮，故有此刻。”是征黄牧甫平素嗜好杯中物，或因此在花甲之年遇房产纠纷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遽尔去世亦未可知。

回顾黄牧甫在广州鬻艺历史，最终成为金石篆刻巨擘，固然其本人服古力学，但和当时广东文教发达，学术兴旺，特别是显宦宏奖风雅有莫大关系，乃得以潜心艺事，一展所长。“南天金石贫”，光绪年间广东孕育出黄牧甫如此光照印史的篆刻巨擘，直接、间接培植李尹桑、易大厂、邓尔雅、冯康侯、张祥凝等名手，国内知名，今日南国印坛沉寂，无以抗衡江南，从回顾清中叶阮芸台督粤以还，张香涛继之主持风会这段历史，广东学风兴盛，人才辈出，少不得因为一方大员提携，为学人创造治学条件。由历史观照现实，我们是否可从中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