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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中国画家要谈得上是家传户晓的,首推齐白石(1864-1957)、张大千(1899-1983)无疑。两位大师以其高超的画艺及独特的面目鹤立于近现代画坛,深受海内外收藏家及书画爱好者的青睐。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人士,均会因应某种原因对某些画家作品情有独钟,最普遍是考虑其名气、艺术及经济价值,或是基于一些特定历史及社会因素。清代江南一带的文人雅士,便以拥有弘仁(1610-1664)这位明遗民、僧人画家的作品为傲,成为“以有无定雅俗”的一种品味及身份象征。又如乾隆时期的扬州,当地商人阶级崇尚新奇品味,而迂怪新异的“扬州八怪”画作遂得到广泛欢迎。近人对齐白石、张大干的作品趋之若鹜,多少亦因为基于某种指针意义。然而,特别之处是他们的画作并不只限于收藏界的爱好,甚至更深入普罗大众的生活层面。尤其是齐白石的作品,从艺术馆、画廊、拍卖行,以至餐馆装饰、邮票、饰物、贺咭设计等,均经常被广泛展陈和应用。
张大千博览古今,经他收藏及过目的书画名迹不计其数,他的画艺上溯北宋董源(?-962)、巨然(活跃于约960-约986)下纳清初“四僧”,尽得文人画传统的精髓,而又能自出机杼。他早年即饱游名山大川,后期更得天时地利,足迹遍及世界,构成了他博大、全能又多元化的艺术气格。从他细致精确的敦煌壁画手稿、工笔仕女,及至气吞山河的大写意泼彩山水作品,无不令观者赞叹而蜚声国际。加上他交游广博与擅于酬酢的个性,造就了他特殊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张大千曾多次到访香港,为朋友、门生创作了不少书画,留下之艺事掌故至今仍为本地艺坛所津津乐道。
齐白石来自农家,早年曾当木匠,出身与张大干无可比拟。他的艺术风格源出于民间的乡土工艺,早年学画始于临摹一本残缺的《芥子园画谱》,能师承者均为民间画师或是名气不大的地方画家,后期主要是摄取了明代徐渭(1521―1593)及清代的山人(1626-1705)、石涛(1642-1707)、吴昌硕(1844-1927)的写意元素以至于成熟。他亦有别于大部分的画家会兼事收藏,而有载他的谈艺录也极少触及古代书画,尤其是明清以前的作品。可以说齐白石涉猎的文人画传统殊不深入、也不全面。至于他的游历、际遇亦不能与张大干的传奇一生相比;他早年便有此表白:“我不希望发甚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少的嘴,于愿已足;并不作远游之想。”后来得到了诤友的规劝,力陈为艺之道切忌“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而必须于游历中求进境,遂有“五出五归”之行。
齐白石“五出五归”的游历主要是往还于城市之间如西安、北京、南昌、钦州、广州,与及途经的风景名胜如华山、庐山、桂林等。齐白石算是踏出内地的只有越南和香港,前者是1906年客居钦州时,因其地界与越南只有一河之隔,遂趁机过境一睹当地风光,并绘有《绿天过客图》作记。香港则是他先后往返钦州时路经之地,其中1909年那次南下,在他的《寄园日记》里有较详尽的记录。
齐白石此行是他“五出五归”的最后一次,于是年3月7日(己酉年二月十六日)自家乡湖南湘潭出发,同行数人沿长江经湖北武汉、江西九江、安徽芜湖,至江苏南通、浙江上海,然后出东海南下。齐白石这段江上旅程过得颇为惬意,为沿途的小姑山及采石矶做了详细的速写记录。但自3月14日转乘轮船出海后,则经历了数天“欲呕不呕之苦难堪矣”的旅程,令他“游情甚怯”。这大概亦是齐白石再没有为途经景物写生的原因。他于3月17日午后抵香港,入住了中环的泰安栈。香港中环一带自1904年填海后便以干诺道为新海旁,沿岸主要为客货轮码头,并设有不少客栈旅馆(图1)。齐白石前后在香港逗留了八天,于3月24日早上乘船离开。从《寄园日记》得知,他停留期间主要是在中环地区活动,抵港当晚则往离中环较远的太平戏院,观看了他评为“殊不足观”的粤剧。翌日上午参观了博物院,晚上则看了日本的默片电影,内容是关于西洋的人情风俗。香港当时的博物院即是中环旧大会堂,为现今香港艺术馆的前身,它建于1869年,是香港的首座文化活动中心(图2)。当时展陈物品由矿石、动物标本到家具,内容包罗万有,故齐白石记道:“物颇繁不胜记载。”又翌日,他穿过后街欲登山寻幽探景,但未及半山便因疲累而放弃。3月20日,他在日记写道:“与同游少游,得见熊一、豹一、小猩猩二。”查香港当时只有动植物园会饲养这类罕有动物供公众观看,其位置在中环之督宪府后面,至今尚存。3月21日他继续逛市,买了一件称意的长夹衫。适时香港已值春夏之交,天气回暖,对来自湖南的齐白石乃有此观察:“此地与故乡大异,是时无着棉衣者。”随后他走进一菜市场,仔细地叙述了:“见有黄瓜、紫茄、辣椒、扁豆等果类。尚有橘在树间。”
齐白石在《寄园日记》里所叙述有关香港的情况均是一般见闻,并没有关于艺事的记载。他在南方的见闻能够影响他的画艺要算是绘画荔枝,这是他在1907年那次造访钦州时,首次见到荔枝便开始以之入画,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荔枝图轴》便有“自钦州归后始画荔枝”的题识。
齐白石与张大千的艺术有不少迥异之处,其中较明显的是张大干画山水较多,不少又与他的游历息息相关。齐白石则多绘花鸟虫鱼,艺评亦大多视他为一位花鸟画家。他的山水画数量明显较少,题识中有直接指名画某地风景的更属罕有。另方面,张大干的艺术因承传自中国文人画传统,作品皆尽以表现文人的精致优雅品味为能事。齐白石则不论山水、人物、花鸟、虫鱼,均以率直、粗豪的风格见称,又把一般文人画家弃如敝履的市井、农村题材入画。难得的是齐白石能成功地将民间艺术的通俗本质提升至“雅”的层次,因此亦博得传统文人及收藏家的欣赏。齐白石1919年移居北京发展,适时民国初年,北方画坛仍是以保守的画风为主导;大部分活跃画家均恪守传统,如陈半丁(1876-1970)、金城(1878-1926)、萧(1883-1944)、俞明(1884-1935)、于非厂(1888-1959)、溥畲(1896-1963)、陈少梅(1909-1954)等。齐白石跻身其中却能脱颖而出,亦在于他建立了一套雅俗兼容的独特风格。如果说清代“扬州八怪”率先以迥异时流的手法打破了中国画雅俗的藩篱,那么齐白石则是在20世纪以个人更鲜明的艺术面目再辟新径。
中国文人、士大夫向来以“诗言志”,但受到唐代王维(701-761)“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影响,绘画亦成为他们宣泄情感的另一重要媒体。历来文人每遭逢厄困或有感于时之际,大多会走上韬光养晦的退隐之路。但基于出身及思维的局限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