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自称“炎黄子孙”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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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契丹自称“炎黄子孙”并非是辽末天祚帝时期由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而是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无与汉人攀附亲戚之嫌，但他们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并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具有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一体”、“中华一家”中成员的思想意识。

关键词：契丹；辽；炎黄子孙；耶律俨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2）06-0137-06

自从《辽史》称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以来，很少有人对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问题提出疑问。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其说是由辽术天祚帝时期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并非是契丹人自称。看来，有关契丹自称“炎黄子孙”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作此文，对契丹自称“炎黄子孙”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不正确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辽史·太祖纪赞》认为：“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辽史·世表》也说：“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灌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日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日宇文，日库莫奚，日契丹。契丹之名，叻见于此。”这是元朝史官修《辽史》时写下来的话语。据学者们研究，元修《辽史》主要参考金人陈大任所修《辽史》。陈大任修《辽史》主要参考金人萧永祺等人所修《辽史》以及辽朝史官耶律俨所修《皇朝实录》。也就是说，这段话主要是据耶律俨所撰辽朝《皇朝实录》改编而成。从文中所述内容可知，辽朝史官耶律俨在修《辽史》时，依据契丹源于东胡之后鲜卑之说，取《晋书》、《魏书》等书以东胡、慕容鲜卑、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的观点，认为契丹为轩辕（黄帝）后，将契丹人说成是黄帝子孙。元人编写的《辽史》则认为契丹族是从鲜卑族中的宇文鲜卑直接发展而来，因此，取《周书》宇文鲜卑自称为炎帝之后的说法，将契丹说成是炎帝子孙。炎帝和黄帝是兄弟，同出于少典。有关契丹人始祖的说法虽然有黄帝和炎帝之不同，但最终还是一源，都是炎黄子孙。

长期以来，人们对《辽史》的这一记载，并无疑义。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不管是耶律俨的黄帝说，还是元朝史官的炎帝说，都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与青牛白马说和三汗说这些契丹本民族的历史传说相比较，它们显然是后起的说法”。又说“耶律俨所主张的黄帝苗裔说，是在辽末天祚帝时纂修的《皇朝实录》中才出现的”；认为有关契丹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由契丹本民族创造出来的传说，而是由汉人耶律俨（原名李俨，汉人李仲禧之子）于辽朝末年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时虚构出来的。即认为在辽朝末年以前并没有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这种看法恐怕与史实相去甚远。

老实说，由于流传至今的契丹史料不多，我们在《辽史》之外还真拿不出辽朝末年天祚帝时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十分有力的有如碑刻等方面记载的直接的确凿证据。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辽朝末年契丹人早已自称“中国”、自称中国“正统”等事实中看出，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据《辽史·刘辉传》记载，辽道宗时期，太子洗马刘辉曾上书说“西边诸番为患，士卒远戍，中国之民疲挽，非长久之策。为今之务，莫若城于盐泺，实以汉户，使耕田聚粮，以为西北之费”。这里所说的“中国”，就是指契丹。说明契丹在辽朝时期已经明确地自称“中国”了。至于契丹人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在辽朝末年更是频繁出现，如辽道宗成雍八年（1072年）刻石《创建静安寺碑铭》中宣称“今太祖天皇帝，总百年（一作“绍百世”）之正统，开万世之宝系”。寿昌六年（1100年），辽道宗派遣萧好古等前往高丽册封高丽太子，声称“朕荷七圣之丕图。绍百王之正统”。天祚帝即位后又在册封高丽王的册文中称“朕祗通先猷，绍隆正统”；在给高丽国王的诏书中称“朕绍开正统。奄宅多方”。就是到了天祚帝被金人俘虏，在其所上投降书中仍然念念不忘表白自己是“正统”，谓“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逾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契丹人一再表明自己是中国“正统”，虽然不能直接证明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但从中也能看出契丹人试图继承“中国”传统、附会为“中国”后裔的某些端倪。

二

我们虽然没有发现辽朝末年天祚帝时期契丹人明确自称“炎黄子孙”的文献资料和碑刻资料，但多数学者对辽朝末年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并不怀疑。这不仅是他们相信《辽史》的记载，相信史官尤其是作正史的史官不会随意虚构史实等方面的原因以外，还能从辽朝中期契丹人早已自称“炎黄子孙”等事实中看出来。

辽朝中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已见于考古发现的契丹人墓志碑刻以及相关文献资料。

据史书记载，辽圣宗在《赐圆空国师诏》中，使用了“上从轩皇，下逮周发，皆资师保，用福邦家，斯所以累德象贤”等词语。武玉环据此认为辽圣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以轩皇（黄帝）为自己的祖先了。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此外，《辽史》中还记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八月“壬辰，诏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厉鹗《辽史拾遗》引用《宣府镇志》对圣宗此诏作了进一步说明，谓“契丹统和十三年，帝在炭山，诏归化等处守臣，修山泽祠宇、先哲庙貌，以时祀之。于是，诸州孔子庙及奉圣黄帝祠、儒州舜祠、大翮山王次仲祠，俱为一新”。这条史料明确记载，辽朝官员奉圣宗之命，自辽统和十三年（995年），开始在奉圣州重建黄帝祠，在儒州重建舜祠，“四时祭祀”。辽圣宗重建黄帝庙和舜祠，四时祭祀黄帝及黄帝的后人虞舜，应该是契丹人以黄帝为先祖的一种表现。

辽代中期，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仅见于上述历史文献和方志的记载，也见于契丹人的墓志碑刻。比如，1989年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杨家营子镇石匠沟辽墓出土了《大契丹国夫人萧氏墓志》。墓志在谈到萧氏的丈夫契丹人耶律污斡里时说“公讳污斡里，其先出自虞舜”，明确将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虞舜说成是契丹人耶律污斡里的祖先，无疑是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直接的确凿的记录。萧氏丈夫耶律污斡里在辽圣宗时曾任上京留守。萧氏死于辽圣宗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该墓志即撰刻于萧氏逝世之年。这说明契丹在辽末天祚帝之前的圣宗时期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此墓志就是辽圣宗时期契丹自称“炎黄子孙”的直接的、十分有力的确凿证据。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碑刻并非仅此一件。2003年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平安地乡阿汉土村宋家梁屯北山辽墓又出土了《永清公主墓志》。墓志中记载说“盖国家系轩辕皇帝之后”。轩辕即黄帝，也明确记载了契丹人自称为“炎黄子孙”的事实，成为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又一铁证。据袁海波、李宇峰研究，永清公主是辽景宗第三子辽圣宗之弟耶律隆裕（《辽史》作耶律隆祐）的孙女。其父契丹人耶律宗熙（贴不）历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朝。该墓志撰刻于辽道宗寿昌元年（1095年），它不仅说明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是铁定的事实，也说明契丹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并非出现在辽末天祚帝时期，而是早在天祚帝之前的圣宗和道宗时期，契丹人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此墓志还能说明契丹人是“炎黄子孙”的说法并非是汉人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的，而是契丹人自称的。

有人说，仅据“两条石刻文字资料”来支撑契丹自称“炎黄子孙”的论点，“实在太过单薄”，不知何意？笔者认为，不要说是两条，就是有一条史料能够直接、确凿地证明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契丹自称“炎黄子孙”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铁定的事实，就不应该按自己的主观臆测随意地怀疑史书记载之事实为史官虚构；应该相信大多数史官尤其是修正史的史官在撰写历史时都十分注意证据，并非随意虚构。

三

契丹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已经见于辽中后期的圣宗和道宗时期的墓志碑刻和文献记载，那么，这些文字记载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呢？愚以为，主要应该依据于契丹人祖辈的世世代代的口头传说。辽中期，契丹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已经见于文字记载，那么，这一记载所依据的契丹人世世代代口耳相传的传说一定出现得更早。实际上，契丹人早在辽朝建国之初就已经与汉人攀附亲戚而自称“炎黄子孙”了。

据《辽史·后妃传序》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关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慕汉高祖刘邦以刘为姓之事，史书有不同说法。宋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说：“余尝见枢密都承旨张诚一说：昔年使北虏，因问耶律、萧姓所起，彼人云：‘昔天皇王（耶律保机）问大臣云：自古帝王英武为谁耶？其大臣对曰；莫如汉高祖。又问：将相勋臣孰为优？对以萧何。’天皇王遂姓耶律氏，译云刘也。其后亦锡姓萧氏。”所记与《辽史·后妃传序》记载大体相同。庞元英接着又记载说，“欧阳少师作《五代史》乃曰：天皇王阿保机，以其所居横帐地名为姓世里，世里，译者谓邪（耶）律。昔萧翰为契丹大族，其号阿钵，本无姓氏，李松为制姓名日萧翰，于是姓萧。”并说“二者不知孰是也？”。其实，说契丹萧姓是因李松而得，不见他书记载，似无道理；应以契丹人自己所说慕汉高祖刘邦和萧何所得为准。既然契丹人主张攀附刘邦、萧何之姓为自己的姓氏，无疑是在和汉人攀附亲戚，具有承认自己是刘邦、萧何后裔的意思。刘邦、萧何是人们公认的“炎黄子孙”，那么，契丹人也就成了“炎黄子孙”。到了辽太宗时期，契丹与汉人攀附亲戚的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据《旧五代史》记载，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天显十一年（936年）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文中曾说，“尔惟近戚，实系本枝，所以余视尔若子，尔待予犹父也”，与石敬瑭约为“父子之邦”。石敬瑭是汉化沙陀人。沙陀人属突厥族系，与契丹人并非同一族系。辽太宗将石敬瑭说成是“近戚”“本枝”，并约为父子，不像是与突厥人攀亲戚，倒像是看中了石敬瑭的汉化身份以及视后晋政权为汉人政权而与汉人攀附亲戚的缘故。辽太宗在册文中还希望石敬瑭“补百王之阙礼”，“成千载之大义”，就是希望石敬瑭能够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成为“中国”传人，这足以说明辽太宗说石敬瑭是“近戚”“本枝”并与之约为父子，是在与汉人攀亲戚。如是，则说明辽太宗时期，契丹人自视为汉人“近戚”“本枝”，也就是自视为“炎黄子孙”的意思。这既可以说明，那时的契丹人已经自称“炎黄子孙”，又可以说明契丹称“炎黄子孙”并非是直至辽末天祚帝时才由耶律俨虚构出来。

近年来，都兴智曾根据辽朝初年宗室耶律氏就以漆水为郡望封爵，太祖耶律阿保机自称刘氏，颓昱在世宗天禄三年（949年）被封为漆水郡王等视黄帝为其远祖的资料，指出“辽代契丹族炎黄子孙的文化心理认同”“早在辽初就已经形成了”，所论甚是。

辽朝初年为了和汉人攀附亲戚而自称“炎黄子孙”，应该是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影响的结果。

虽然有人对契丹自称“炎黄子孙”问题持怀疑态度，但对契丹人源于东胡族系并由鲜卑族直接发展而来的观点则没有人提出质疑。据《辽史·世表》记载，契丹族称其先世出于东胡，“（匈奴）冒顿可汗以兵袭东胡，灭之，余众保鲜卑山，因号鲜卑”。后来，为“慕容晃（鱿）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于是，契丹族便从鲜卑族的分支宇文鲜卑中分离出来，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路。契丹族的先世东胡和鲜卑早已自称“炎黄子孙”，并被一些汉族史学家和少数民族史学家记载到相关的史书之中。如，《晋书·慕容廆载记》认为，慕容鲜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日东胡”。《十六国春秋·前燕录》则更加具体地说：“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厌越以君北夷，邑于紫蒙之野，世居辽左，号日东胡”。有熊氏即黄帝。高辛氏帝喾是黄帝的后代。将东胡族说成是有熊氏的后代或帝喾少子厌越的后代，就是认为东胡是黄帝的后代。由东胡族分出来的鲜卑族也称自己是黄帝或炎帝的后代。如《魏书·序纪》认为，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就以黄帝之子昌意少子为自己的直接祖先。他们认为“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因称自己为鲜卑拓跋氏。《周书》则称控制西魏政权的宇文鲜卑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遁居朔野”。宇文泰的儿子建立北周政权的宇文觉更明确地说“予本自神农”，将自己所从出的宇文鲜卑说成是炎帝神农后裔。契丹人认为自己是“炎黄子孙”，应该是受其先祖鲜卑人影响的结果。据史书记载，契丹族从鲜卑族中分离出来以后，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等政权接触频繁，“贡献不绝”。他们对鲜卑人附会自己为“炎黄子孙”以及北魏等政权自称“中国”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不能不受其影响。到了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契丹族首领“摩会率其部落来降”；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契丹族首领窟哥又“举部内属”，唐太宗设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使持节十州诸军事、松漠都督，封无极男，赐氏李”；又在内迁营州附近的契丹人地区设置归诚州、玄州和辽州等，在松漠都督府地区设置弹汗州等八州，以各部首领为刺史。契丹开始成为唐朝的“化内人”。此后，契丹人开始以唐人自居，如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等起兵反抗武则天的武周政权，曾以“还我庐陵（唐中宗李显）相王（唐睿宗李旦）来”相号召，公开打出了反对武周政权、保卫唐朝的旗号，说明那时的契丹“化内人”已经以唐人自居了。唐人自称“中国”，并为后世普遍承认，常用唐人指称“中国”。契丹人以唐人自居，无疑具有自诩为“唐人”（即“中国人”）的思想倾向。唐代契丹“化内人”虽非契丹全部，但应该对契丹及其后裔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契丹人以鲜卑人为其祖先以及契丹有着与北朝和隋唐长时期交往的经历并且一度成为唐朝“化内人”分析，他们应该很早就知道他们的先人鲜卑人自称“炎黄子孙”以及在北朝自称“中国”的情况，也应该知道他们的先人自比唐人（即中国人）的情况。据此，我们认为，至迟在辽太祖建立契丹国之初，契丹人就开始以“炎黄子孙”自居了。

有人说，“即便某些史书载有鲜卑人自称炎黄之后的文字，也是出于撰著史书的史家之笔，无法印证其确是鲜卑人之‘自称’，因而，也就不能作为‘影响’辽初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的依据”。将史书记载的有关鲜卑人自称炎黄之后的文字，说成是“史家之笔”，也就是认为出于史家虚构的意思。如果研究历史的人都去按自己的意思去臆测“史家之笔”，符合自己观点的撰述可以视为史实，不符合自己观点的撰述都视为虚构，恐怕我们的历史研究就要走向主观臆测史学了。

其实，史书记载的鲜卑人自称“炎黄子孙”之事，并非全部是“史家之笔”，有的史家已经明确说明是鲜卑人自称，如《周书》中记载的宇文鲜卑人宇文觉说“予本自神农”，无疑是宇文鲜卑之“自称”。像这样鲜卑人自称“炎黄子孙”的史料，不仅见于文献记载，也见于有关金石碑刻。如，《蜀州青城县令达奚君神道碑》称“天命昌意，启我幽都；帝封始均，天雄弱水。积六十七叶，凡九十九姓。豫邻之代，分为诸国，兄弟七人，各统一部，天伦之盛，达奚居上”。认为这位以“达奚”为姓的鲜卑家族的先祖始均出自于黄帝之子昌意，即是鲜卑人自称“炎黄子孙”的一个例证。再如，《唐故河南宇文府君墓志铭》称出自宇文鲜卑的宇文琬，“代郡武川人也，炎帝为所出之先普回日受符之祖，则有定侯岳峙，文皇龙跃，承家翊魏，开国称周，弈菜英华，斯为盛矣”。称鲜卑人宇文琬的先祖出自于炎帝，也是鲜卑人自称“炎黄子孙”的一个例证。此外，出土于宁夏固原南郊乡王涝坝村的鲜卑人宇文猛墓志亦称“其先颛顼之苗裔”。颛顼为黄帝之孙，称鲜卑人宇文猛为颛顼之苗裔，就是认为鲜卑人是“炎黄子孙”的意思。这充分说明鲜卑人早已自称“炎黄子孙”。对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产生影响恐怕不是天方夜谭，而应该是毋庸置疑之事。

有人认为，“在辽朝前期契丹族汉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不大可能将契丹人附会为炎黄子孙”。这里我们且不说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与汉化绝对联系起来是否正确；即使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与汉化联系起来，但认为辽朝前期汉化程度不高，恐怕也存在低估契丹文化水平的问题。明人于慎行曾在其所著《读史漫录》中指出，辽金元“三虏国俗，元不如金，金不如辽”，“契丹自唐盛时，附在北鄙，衣冠食用，渐有华风，故其建国以来，声名政教，与宋不相远也。女真起白海上，不通中土，风俗鄙朴矣。至于蒙古，又出达靼部落，在漠北绝远之地，有国数十年，法度风俗，鸿漾未凿，即楚材创造于先，世祖润色于后，声教纪纲，渐人中华，而风俗文物，依然北荒之朴。较之辽金，有径庭焉。故曰：元不如金，金不如辽。”虬明人于慎行对契丹、女真、蒙古文化的论述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说出了一个重要史实，那就是契丹早在隋唐时期就已深受汉文化影响，“渐有华风”，至于所说契丹建国之后“声名政教，与宋不相远”，可能存在对契丹文化估计过高的倾向，但也可以说明契丹在建国之初的汉文化水平绝不会像有些人所估计的那样低。有的西方学者在对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包括契丹族进行研究之后，指出“所谓野蛮民族并不像一般所相信的那么文化低落，侵略中国而获得成功的边疆民族都有他们一套相当可观的文化”。西方著名学者沙畹也说过辽朝的第二代皇帝使辽成了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既然契丹人早在隋唐时期就已经“渐有华风”，辽代第二代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就建成了一个“真正的汉族王朝”，建国之初的汉文化水平就不应该估计过低。如是，契丹人在建国之初自称“炎黄子孙”，也应该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吧？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契丹人由于受其先祖鲜卑人以及隋唐契丹“化内人”自称“炎黄子孙”、自称“中国”的影响，早在辽太祖建国之初就已经自称“炎黄子孙”了，并非是直至辽末天祚帝时期才由汉族史官耶律俨在纂修《皇朝实录》时附会《魏书·序记》虚构出来。应该说，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不无与汉人攀附亲戚之嫌，并无科学根据。因为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起源并非一源，而是多源，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这已为中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燕辽地区丰富的远古人类考古及其文化所证明，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契丹人自称“炎黄子孙”，足以反映契丹人对“中国”的心理认同。且契丹人在自称“炎黄子孙”的同时，并不否认汉人也是“炎黄子孙”。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具有契丹人和汉人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一体”、“中华一家”中重要成员的思想意识。说明张博泉、费孝通等人提出的“中华多元一体”观念，并非完全“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学术概念”。无数事实证明，这一概念的提出，完全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实际。“中华多元一体”观念，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