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沟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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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许多抗击“非典”的报道和相关资料，我对那些日夜战斗在防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自有一种敬意，对不幸而罹“非典”的患者也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然而我的心情仍是沉重的。这不仅仅因为我们正面临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更在于我们在突发的时疫来临时真实信息常常受阻。
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总会遭遇许多难以逆料的灾祸，而应对得如何却与信息的传递大有关系。远的我们就不说它了，就说这次的“非典”事件，我们在疫情沟通的环节上是否有值得检讨的东西呢？
一些资料表明，我国“非典”最早出现是在去年11月的广东，这种不明病因的疾病很快开始传染，并导致了一些患者死亡。一时流言蜂起。然而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疫情，媒体并无及时而准确的反映。到3月下旬，此疫已蔓延到北京，报道尚说北京输入性“非典”得到有效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对此密切关注，北京随即被定为疫区。4月2日，有关部门首次披露中国的疫情，称病原并没有向社会扩散。然而人们对疫情的严重程度仍有疑虑。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将北京列为“疫区”。20日，北京的新闻会说，北京确诊“非典”病例为339例（从37例一下子到339例，前后只相差5天）。有关部门还将原来五日一报疫情改为每日公布。如果我们把4月20日作为我们抗击“非典”的一个重大转折点，那么这一天距离去年11月在广东最早出现此疫病例，已经五个月。
对于这次“非典”疫情沟通的迟缓，当然会有许多原因：或者这种疾病前所未遇，一时不明致病之因，没有结论性信息可供；或者顾虑公布疫情会引起人们的恐慌而影响稳定；或者还有其他种种因素。然而迟缓的结果是什么呢？在此期间，各地的人们因为对正在蔓延的疫情浑然不觉而毫无防范，人口照样在流动，甚至连医护人员也不知此疫的凶险，从而进一步加速了此疫的传染与扩散。截至4月30日，“非典”在我国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其他国家，也出现类似的疫情。国际舆论对此严重关注。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国内媒介才开始大量报道有关“非典”的疫情。这就是说，以许多人的健康与生命换来了姗姗来迟的信息公布。接着又用巨大的财力来遏制疫情的蔓延，各个行业与领域为此而蒙受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与损失。
那么我们再回过去讨论，对疫情的及时将会如何？由于我们缺乏这方面的实践和相应的调查数据，也仅仅只能作一点推测。假如我们的各种信息渠道真正是畅通的，当这种从未遇见的“非典”时疫初露萌芽时，立刻反馈到有关的主管部门；尽管其致因并未完全弄清，而媒体也能在最早的时候相应的消息。这当然很可能一时会引起人们的恐慌与骚动，但倘辅以种种有效的安定人心的措施，诸如防范知识的宣传与普及，应急治疗措施的加强，社会供应的保证与充沛，那么人们在经历了一阵恐慌之后，紧张的心理就会逐步缓解。此时的信息反而具有很好的公信力，因为人们会想，政府有什么必要吓唬我们呢？各种流言自然平息，而代之以一种积极主动的“非典”防范意识：人们就会自觉减少流动，规避疫区；培养良好的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成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换句话说，倘若开诚布公的“4月20日”能够提前两个月乃至一个月到来，或许“非典”的蔓延恐怕就不是如今这样的局面。所幸亡羊补牢未为晚。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是客观反映社会各种状况的重要工具，也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可惜媒体在这次应对“非典”的事件中并没有充分履行及时传播信息的职责。当然，其中有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宜深论。
多年来，我总觉得我们媒体的新闻报道常常“犹抱琵琶半遮面”。关于抗击“非典”的报道宣传，直至今日，似乎仍然想在遮盖些什么东西。比如，上海的第三第四例和第五第六例的4个“非典”病人，媒体的报道均说“来自北方某‘非典’发生地区”。颇为滑稽的是在报道上海的第三第四例的两个病人时，旁边还有一则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公告，称“此两人曾于4月15日乘坐过13次列车”，有关的乘客应去“报告登记”云云。“13次”列车从哪里来，是个常识。北京早已经成为仅次于广东的一个疫区，这是公开的事实，有什么可以讳言的呢？还有，对“非典”病人的居住地似乎也讳莫如深，那篇《一场与病毒的“殊死”赛跑》的报道（刊于5月7日解放日报与文汇报），看了半天，不知那位为防止“非典”传染的医生究竟追踪了哪些地方，而这恰恰是读者所最关心的。有文章介绍说：香港卫生署网站的每日疫情通报，“对于类似淘大花园等高感染率的危险地带，政府也在网上予以详细公布”。新加坡的政府网站除了每日公布新增、治愈的病人人数外，还列出“有可能和他们染病相关的公共场所”。相比之下，我们的报道总给人一种缺少诚意的感觉。
我们历来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然而做起来，往往总会露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尾巴。当前，在全国上下一致、和衷共济抗击“非典”的非常时期，信息的沟通只有开诚布公，才能真正稳定大局与人心，才是制胜之道。改善行政透明度，建立健全的信息流通传播机制，此其时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