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名字,几条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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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1842年被清廷割让予英国作为香港历史的起点，在二十年间，这昔日渔港已发展为一个“灯火连宵，笙歌彻夜，繁华几过于珠江”的城市。说这话的是王韬，时维1862年。再过十二年，香港文学的苗头开始冒现。因上书太平天国而为清廷缉捕的王韬逃到香港，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循环日报》设有固定的专栏，选刊王韬辑述的小说及创作的诗文，配合他鼓吹变法自强的社论，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因而有学者誉他为香港文学的“鼻祖”。

新文学的萌芽

但王韬的诗文，用的是传统文言。1924年英华书院学生刊物《英华青年》上的五篇白话文小说，才算是香港“新文学”的萌芽。1928年创刊的纯白话文艺刊物《伴侣》，是香港文坛“第一燕”。香港十分重要的一位小说家侣伦（李林风），开始在该刊发表短篇小说，当年他才十七岁。

其后，《岛上》、《红豆》、《诗页》、《今日诗歌》、《时代风景》等新文学杂志陆续诞生；许地山、侣伦、张吻冰（望云）、岑卓云、杰克（黄天石）及刘火子等作家，都曾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成为香港新文学最早的果实。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南华日报》、《华侨日报》、《大同日报》、《工商日报》等报章先后刊行，都辟有副刊。自此，报章副刊成为培育香港作家的主要土壤。

由抗战爆发到香港沦陷前，多份报章由内地迁到香港复刊或在香港创办，计有《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等数十份。副刊主编不乏名家，如戴望舒曾主编《大公报・文艺》、《星岛日报・星座》；茅盾及叶灵凤先后主编《立报・言林》。夏衍、萧乾、聂绀弩、司马文森等，都曾为报章的文艺园地出力。

现代主义的发端

日据时期文艺报刊“万马齐喑”的局面，在抗战胜利后一下子回复热闹。现已少人提及的《新生晚报》于1945年创刊，出版超过三十年，其文艺副刊《新趣》收纳了不少知名及新进作家，包括：三苏、十三妹、董千里、望云、平可、西西、戴天、胡菊人等。其中三苏及梁宽等以“三及第”文字（文言、语体和广东方言并用）撰写“怪论”，成为另类富有香港特色的书写风格。及后，梁羽生和金庸先后在《新晚报》连载《龙虎斗京华》（1954年）及《书剑恩仇录》（1955年），融合武侠与人情，开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也是香港副刊催生的新文类。

如果说四十年代以前香港文坛由“南来作家”主导，则五十年代可说是“香港文学”的新起点。侣伦、夏易、舒巷城、昆南、王无邪、叶维廉等第一代本土作家固已渐见成熟，新一辈作家如西西、古苍梧、也斯（梁秉钧）等也整装待发。由诗人马朗（马博良）主编的《文艺新潮》（1957年），积极引介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学者认为是“香港早期现代主义的发端”，流风所及，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也产生一定影响。另一份综合性刊物《中国学生周报》（1952年创刊，1974年停刊），孕育了不少香港重要的青、壮年作家。同样以年轻人和学生为对象的《青年乐园》、先后由黄思骋、力匡、齐桓主编的《人人文学》及《海澜》月刊、慕容羽军主编的《文艺新地》、黄天石创办的《文学世界》、夏果主编的《文艺世纪》，也激发了不少文学爱好者的创作热情。

商业狭缝中的茁长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主流报刊莫不以娱乐、消闲文章吸引读者，但仍有不少有心人尽其所能培育年轻作者。足为代表的是刘以鬯，他主编《快报・快活林》副刊期间，腾出空间让年轻作家练笔，西西的《我城》及也斯的《剪纸》便分别于1975年及1977年在《快活林》连载。在商业狭缝中，刘以鬯扶掖了不少文坛后进，对推动香港文学发展卓有贡献。他在报章撰写通俗小说之余，也持续发表高格调的创作，《酒徒》1962年于《星岛晚报》连载，成为香港文学的其中一部经典。

连载小说以外，专栏散文在七八十年代也进入全盛期，报章副刊纷纷引入“名家”以增加号召力。既有学者型如小思、梁锡华、潘铭觥⒊乱南等；也有才子才女型如倪匡、黄、亦舒、林燕妮等，都各具强烈的个人风格，反映香港文学的雅俗兼容。

同人刊物的继起

随着电子传媒日渐普及，几份晚报先后结束，日报的文学空间也日见萎缩，报章推动文艺创作的功能已大不如前，文艺杂志在这形势下倒能薪火相传。五十年代中期昆南、王无邪、叶维廉、卢因及蔡炎培等创办的《诗朵》，为香港现代主义诗歌奠定基础。六十年代是香港文学期刊出版的高潮，涌现了风格和路向各异的刊物，足证新一代文化人已趋于成熟。

七八十年代可说是“同人刊物”的天下，“同人”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他们出钱出力，在公余抽空从事刊物编辑和出版工作。由关梦南与李家升等创办的《秋萤》、黄国彬及羁魂等创办的《诗风》、也斯、张灼祥、西西等创办的《大拇指》、香港青年作者协会主编的《香港文学》双月刊，以至稍后周国伟、何福仁等的《素叶文学》、陈德锦、唐大江等的《新穗诗刊》、洛枫、林夕等的《九分壹》诗刊，都属同人刊物。

在同人艰苦经营的另一面，也有不少刊物托生于大机构之下，如林以亮（宋淇）、陆离及也斯等主编的《文林》，得到星岛报业机构的支持；由宗教团体资助的有黎海华编的《文艺杂志》；由文化机构、团体或基金支持的刊物有黄继持等编的《八方》、古苍梧等的《文学与美术》，以及由刘以鬯创办、现由陶然主编的《香港文学》等。1994年香港艺术发展局成立，资助文学杂志出版，其中2006年创刊的《字花》，由年轻作家邓小桦、张历君、郭诗咏、高俊杰、李卓贤等担任编辑，承接推动和推广文学的重任。关梦南主编的《中学生文艺月刊》，今年创刊未几销路即突破四千，是近年仅见的良好反应。

本土意识的浮现

上面提及的“南来作家”，指的是因政治及经济等种种原因由大陆北方南下香港的作者，他们许多只视自己为香港的“过客”，作品内容大都缅怀大陆的人与事，作品主角也往往以回到大陆为最终“归宿”。直至居港日久，才接受以港为“家”的现实。也等到香港土生或土长的一代成熟，香港文学才开始展现明确的“本土”意识。

舒巷城的《太阳下山了》可说是六十年代富本土意识的代表作，以四十年代贫民区生活为背景，勾勒战后香港基层市民的艰苦生活，流露鲜明的香港地方色彩及生活气息。刘以鬯的《酒徒》，以近乎梦呓的笔触写出“笙歌彻夜”的都市中文人的困窘境况，至今读来仍不失其时代意义。西西的《我城》以开朗明快的笔调写七十年代香港的社会众生相，以乐观态度提出“城籍”的说法。西西也是最早关注香港“前途”问题的作家，《浮城志异》写出了回归前人心虚浮的现象，但也寄寓她对这个城市的盼待和关爱。也斯则始终以善于反省的目光，展现香港社会的多元并存，《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藉旅行见闻、社会观察、文化比对，带出此地的虚浮与实在。

强韧活泼的文学生命力

香港虽然是个极商业化的都市，文学作品往往乏人问津，文学的生命力却也极强韧。前辈作者保持笔健，新一代作者也继起有人。董启章宏大的叙事结构，游走于真实与虚构之间，《地图集》以考古学式书写，点染香港的殖民沧桑；近年的百万言“自然史三部曲”，构合多学科知识扣问人性以至世界的本质，更具野心。他也坚持在作品中渗入广东方言，以挑战读者的成见，并示其立足所在。谢晓红的《好黑》，以深沉而带抒情的笔调，于零碎的生活片段中试图重组人际关系。既写文化评论也写小说的潘国灵，以时或轻盈时或沉重的笔法刻划世态，而不失对人性善良一面的信念，《亲密距离》正好显示相反相承的吊诡共存。最近被台湾出版界“册封”为“新天后”的韩丽珠，一开始便关注都市中的人际疏离，以及生活的空虚，《风筝家族》、《缝身》以卡夫卡式的奇诡与荒诞，呈现不可思议却又真实不过的人生处境。中学还未毕业便出版第一部小说《据报有人写小说》的黄怡，在年轻作家中鲜有地写得轻盈跳脱。

其实，最能展示香港文学特质的，还是诗与散文。香港的诗人与散文家，可说是一人一种风格。散文领域中，小思的敦厚与淮远的反叛，陶杰的泼辣与董桥的儒雅，各走极端，也各有读者。李国威的情感丰富、绿骑士的亲切、陆离的直率、康夫的苦涩、邓小桦的尖锐，都个性鲜明。近年来，杜杜、叶辉、欧阳应霁的饮食书写结合文学与文化关怀，也别开生面；梁文道的书话和文化评论更风靡大中华地区。诗方面，力匡的传统、昆南的现代、关梦南的生活质感、王良和的亲切、饮江的社会触觉、廖伟棠的民谣风味、黄灿然的讽喻、钟国强的平实……通过文字都可触可感。可惜的是，除了特别著名的几位，他们的作品在书店中并不容易找到。

后记：以上陈述，主要资料取材自香港公共图书馆2001年8月出版的《一步一脚印：香港文学纪行展览资料汇编》。因篇幅关系，只能提供一种鸟瞰式的概观。所举的名字虽未必为大陆和台湾读者熟悉，所提的线索如报章杂志推动文学的作用、多元风格并存且个性鲜明的特质，或有助读者追迹香港文学时掌握一点头绪，发掘一点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