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来的舞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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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与“勒”,在壮语中的意思是“母”与“子”,母子“访天边”,是为了邀请太阳以驱散家乡的阴暗与寒冷。这本是一个壮族民间传说,由于舞蹈编导丁伟为这一传说的精神所感动,也由于南宁市艺术剧院立志要搞出一部壮族舞剧,舞剧《妈勒访天边》不仅立在了舞台上,而且获得了全国第二届舞蹈荷花奖舞剧比赛的金奖。

作为第一部大型壮族舞剧,《妈勒访天边》可以说是“走”出来的舞剧——上半场是“妈”的走,在走的过程中经历分娩的苦痛而有了“勒”;下半场“勒”的走,在走的过程中接过绣球的幸福而有了“妻”——藤妹。但无论是苦痛还是幸福,都不能阻挡或拽住“走”的步履。“舞剧”据“传说”而来,“传说”又是民族的而非个人的“记忆”孕妇访天边、邀太阳,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一个民族追求的“光明事业”,不仅要全部族的努力,而且要数代人的接力。努力——接力,接力——努力……这样持之以恒地去完成一桩造福大众、造福社会的事业,个人就要不畏艰险,放弃安乐;就像追日的夸父、治水的大禹和移山的愚公,《妈勒访天边》在一个看来单纯的舞剧线索中蕴含着崇高的主题。

《妈勒访天边》是用人物的行动来揭示事件的意义——活着,就像愚公那样 “每天挖山不止”;死去,就像夸父那样“弃杖化为桃林”。鉴于此.这部舞剧的总体构成就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情节舞剧”;舞剧由于主要人物的行动线索而展开了一系列的情境.我们可以称之为“情境舞剧”。

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舞剧创作出现了“三化”倾向:一是交响化,指舞剧语言的构成方法追随音乐的作曲技法,舞剧的总体构成也常取交响乐的乐章式结构,舞剧《阿诗玛》是一个成功的范例。二是剧诗化,指舞剧的戏剧情节由外部事件冲突转为内在性格冲突,舞剧的戏剧性被包裹在浓浓的诗情之中。舞剧《阿炳》是这方面的一个佳作。三是情境化,这意味着舞剧编导不必再费心地去编故事或把故事“舞”个明自,而是要注意“境遇”的选择及其对人物“性格”的影响。所谓的“情境化”,不是简单地淡化情节,而是要强调“因情设境”,使“境遇之舞”成为人物“性格之舞”的外部动因,也使人物的“性格之舞”成为“境遇之舞”的内部动机——正如《妈勒访天边》之所为。

作为一部“情境舞剧”《妈勒访天边》的上半场是为“妈”设置情境,这些情境的设置和转换大多属“自然境遇”,着意刻画“妈”艰险不能屈的性格;下半场则是为“勒”设置情境,这大多为“人文境遇”的选择和安排,刻画的是“勒”安乐不能淫的性格。正是由于对人物性格刻画的一以贯之,使得舞剧“情境”的蒙太奇获得了一种内在逻辑,一种附着于人物的信念并深入到民族的性格的“逻辑”。“情境舞剧”相对于“情节舞剧”而言,故事线索单纯,主要人物也简练。这部只有妈、勒和藤妹三个人物的舞剧,无论从人物的关系还是从舞段的设计来看,其实都只是“两个人的舞剧”——上半场是妈与勒、下半场是勒与藤妹的舞剧。

《妈勒访天边》的“双人舞”设计,在展现出人物性格的同时,推进了舞剧情势;而成功的“双人舞”设计,又往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双人舞”以舞蹈双方各自的独舞作为基调,这样就可以看到两个不同性格在舞蹈中的个性反差与动态协调。这在“勒“之饰演者杨云涛的现代舞风与藤妹饰演者王亚男的民族舞风的合舞中有突出表现。二是“双人舞”设计要找到一个属于这一舞段独有的共同“意念”。如上半场“母子双人舞”中妈对勒有“护”的意念,而下半场“勒与藤妹双人舞”中藤妹对勒有“粘”的意念;双人舞的语言设计就要紧扣“护”或“粘”。三是“双人舞”的设计要在不同的“境遇”限制中去找动作动机的独特性。因为这是我们摆脱模式化的双人舞造型或托举的最有效的途径。

关于《妈勒访天边》这部“情境舞剧”,当然不能不谈除舞蹈之外的舞台综合手段对舞剧情境的营造。应当说,这部舞剧的情境营造,不仅在视觉效果上是新颖的,而且在设计意念上是统一的。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灯光、平台甚至歌队在内的舞台艺术综合效应.都统一在一种“间离效果”的意念中。这种统一,造成了一种全新的形式感,一种用现代剧场效果讲述古老民间传说的形式感,一种貌似“包装”而实为“弘扬”的形式感……站在《妈勒访天边》的高度来看广西近年来的大型舞蹈创作。真让人有一步一重天之感;从北海的《咕哩美》到柳州的《白莲》再到南宁的《妈勒访天边》,这其间的跋涉也正像“妈勒”本身那无止境的追求。追求着 “天边”的艺术佳境——我们舞剧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