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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建起:温暖的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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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稀记得某个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没有情怀做什么电影。我些许认同,但某些导演更执著地认为电影里更应该有一种关怀,来完成他除了娱乐化方式的另外一个使命。

在霍建起很多的影片中,关怀都被作为一个关键词而存在与影片之中,他总是以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不用层面的人群并给予一个作为影人的关怀。

在霍建起的影片中,你总能感受到一种共鸣与感动,他从不拘泥拍成一个模式的影片,只要是好的作品,能碰撞出心灵的火花,那就是创作时动力和创作中所需要展现出来的关怀。

霍建起

1958年生,北京人,中国电影美术师,导演。1995年独立执导第一部影片《赢家》。1996年拍摄影片《歌手》。1998年拍摄影片《那山,那人,那狗》,1999年拍摄了影片《九九艳阳天》。2000年拍摄了影片《蓝色爱情》,2003年拍摄影片《暖》。2005年拍摄影片《情人节》等。

“我怀念约翰・福特片中的的友善、关爱、透彻、严肃、和平和人性:我怀念那些自自然然的事实,那些不仅仅是拿来当背景的地理概念;那些故事虽然有趣,但是不愚蠢,演员总在扮演不同版本的自我……”文德斯在他的《情感电影―影响的逻辑》中如此追忆令他印象深刻的电影。

越来越多的大制作以牺牲小成本制作的姿态出现,而许多新电影不再指称电影之外的任何真实世界,它们代表的只是包含在其他电影里的经验―好像“生命”本身不再为电影故事充实材料。

也许很多人不会赞同保罗・莫里西的“电影是日渐衰微的语言,一种很快就会死亡的艺术。”这个观点,因为更多的导演在为电影注入更多的艺术形式、表达方式和热情来对抗保罗・莫里西等人的悲观论调,来让电影在观影者的心里留存,引起共鸣。

依稀记得某个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没有情怀做什么电影。我些许认同,但某些导演更执著地认为电影里更应该有一种关怀,来完成他除了娱乐化方式的另外一个使命。

温情的表达方式

霍建起喜欢黄永玉老先生的《比我老的老头儿》中其间有一段关于冬天的闲话:“天冷了”,“北京的天真蓝”,“是啊,枣树都长这么高了”, “我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够用了”。两个老人这样深沉和诗意的感伤,让霍建起植入了《暖》中对那段往事的想象。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由许多偶然性被改变的,暖就是这样,如果她不从秋千架上摔下来,她的命运就不会是后来的样子。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农村几个青年间的爱情纠葛。男主人公在阔别了家乡十年后专程回去探望初恋情人,以表达内心的忏悔和对往日恋情的缅怀。

故事本身其实并不特别,可霍建起却将恋人的重逢与彼此的关怀表达得动人心魄。霍建起觉得,生活是无奈的,但诚意十分重要,人在旅途中需要彼此理解与关怀,常怀忏悔或心存感激才能够心安理得。作为第五代导演中的一员,霍建起至今看起来仍像个大孩子并保留着同龄人已少有的天真与单纯。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是希望社会的变迁过程能少一些痛苦的伤害,多一些希望和温暖。或许霍建起的理想主义情怀根本无法改变严酷的现实,但他仍然相信自己的理想主义情怀一定能够打动心怀理想的人们和每一颗善良的心,为今天的人在变动的时代里留下一方心灵的净土。

《暖》是根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而改编的小说。讲述的是盲人世界的寂寞:成为瞎子的暖与哑巴结婚后生了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她要求井河跟她野合,生个会说话的孩子留在身边。霍建起觉得这样的内容以影响化呈现给观众太残酷,于是他和编剧将影片变得比较温情:

“我将温情定位为电影的主题,这主要是考虑到受众。我也很喜欢小说的主题,可是如果让大家都绝望到那种程度,连我也没有那样的承受能力。”

暖没有变瞎而是变瘸了,与哑巴生了个会说话的女儿。现实生活并没有小说中那么多戏剧化的东西。暖最终嫁给了哑巴,是很正常的。如果她不嫁给哑巴她会幸福吗?生活没有终点,剧情无法预知。

“我们和莫言看片的时候,我不住地看他,等到暖的小孩儿出场的时候,莫言就开始坐卧不安,慢慢儿地,手就轻轻摸到脸上……看完后我问他怎么了,莫言说:‘我是赶在灯亮之前把眼泪擦干。’”

霍建起的爱人思芜是这部影片的编剧,他们没有让《暖》那么极致、那么深刻,因为他们觉得人生没有对错,忏悔点到为止即可。“做艺术家不要有野心,像生活一样艺术。我很喜欢塔可夫斯基、基耶洛夫斯基和阿尔莫多瓦这样的电影大师,他们都是超常的,但他们比我们痛苦。”

“其实人生的过程就是寻找后悔药的过程,人继续追求就是看有没有机会弥补。我其实对井河这个人物想得也比较多,人生在世,谁能不犯错?重要的就是看能不能弥补。影片结尾,井河再次承诺一定要把暖的孩子接出去,这就是他的弥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幸福的,他还有机会弥补自己的过错。有些人就是这样,在离开很久、失去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暖》的故事来自中国的乡村。对于那些仍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广大中国农民来说,《暖》里应该说是存在着一种关怀,至少可以向他们证明城里人并没有在物质极大化的今天泯灭了良心;同时影片还透露出:真的不需太久,温暖终将回到他们的身边,中国的农村也一定不再是被爱遗忘的角落。

由感而拍的关怀

每一部电影都是从记忆开始,而且每一部电影都是记忆的总和,《那山・那人・那狗》的记忆来自那年夏天,故事情节很简单,简单得有些直白,它表现的是少数民族地区送了一辈子信的乡村邮递员,在其快退休之际把这个接力棒交给了儿子,儿子继续走父亲的老路。这天是他们交接班的第一天,父亲不放心,执意要陪儿子走一趟,这条绿色的路来回一趟要走三天。一路上,平日很少见面,缺少沟通和亲近的父子俩,通过他们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和他们经历的事情,促进了彼此间的情感交流,增进了理解和亲情。影片深刻地揭示了两代人在观念上的不同与冲突,同时也表现了普通人身上的敬业精神。

影片是根据彭建明多年以前写的一个短篇小说改编的,《那山・那人・那狗》的故事说起来有种沉重感,可是在霍建起的手下,却把它描绘成了一幅幅淡雅的水墨画。在白色的荧幕上,展现出来的是青山、绿树、小溪、田野、清纯的小伙,秀美的姑娘,日出而作,日落炊烟袅袅升起,犹如一个充满诗意的湘西风土人情的画廊,它没有一丝的修饰,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了。你看那坐在门口等候邮件的王婆,摇着纺车的大婶,还有美丽、能干的湘妹子和绵延了千年的村寨。随着影片画卷的舒展变化,变幻出了父子俩踏上邮政之路后的感情历程,它揭示了新老两代人的情感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它就像一股清泉,流淌过我们的心田,带着一丝丝的清甜,舒服得让你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那是一种悟性的感受。

《那山・那人・那狗》通过儿子对父亲和父亲对儿子相互关怀为延伸,用那种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使得他们在感情上沟通了,最后成了知心朋友,也可以说是邮政路上的患难知己。这是霍建起有

意去刻画的人物内心世界里起的变化,也是给做父亲的男人们的一点启示。

对残疾人情感上关怀的影片《赢家》,是霍建起初试导演的第一部戏。残疾运动员常平和美丽的银行职员陆小扬在盛夏的北京邂逅。陆小扬的男友大鹏美术学院毕业后忙于经营一家装饰公司,使得正处于恋爱季节的陆小扬很失落。常平的出现打破了陆小扬的平静生活,在一次聚会中大鹏若有所悟,常平也不能对陆小扬再佯作不知。

常平参加了报告团,他的演讲大获成功。陆母听了广播深受感动,可她并不知道演讲者就是替大鹏为她换煤气罐,又把煤气罐扛上15楼的小伙子,她对常平并不热情。陆小扬对常平的感情日渐加深,常平的心情却很矛盾,他喜欢陆小扬,却又很难摆脱肢体残疾的隐痛,何况还有大鹏。大鹏百思不解,自己比常平差在哪里了?

常平因扛煤气罐上15楼,断肢的残端严重损伤,训练成绩明显下降,白指导冲常平发了脾气,并没收了他的假肢。大鹏想找常平谈谈,当他了解了常平身体状况时,要说的话一句也没有说,他祝常平取得好成绩。

常平终于在比赛中夺得了冠军,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陆小扬作出了自己的抉择。

《生活秀》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影片中的女主角来双扬并不完美,“我只想从不同侧面真实地表现这个人物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不是让她完美化。以往虽然有很多优秀中国女性形象长久地停留在荧屏,但我希望这个人物能够摆脱以往的固有形象。女主角的扮演者陶红不仅出生在武汉,性格也与来双扬较吻合,她的年龄对于表现激荡于不同环境中的人物状态也很适合,我想整部影片应该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路和想法。”

虽然池莉小说的原发地是武汉有名的吉庆街,但电影《生活秀》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重庆作为拍摄地。对此,霍建起解释说,“ 没有选择武汉是出于镜头美感方面的考虑,我们曾考虑过江浙一带,但那里过于秀美,缺乏厚度。至于重庆,对这里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到这儿后,几乎是一个晚上就做出了决定。从地域上讲,这里靠江,环境潮湿,山城的老房子、城门洞、石板路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人同武汉一样也有着一种漫不经心的生活状态,一切都与原小说十分吻合。”

在霍建起很多的影片中,关怀都被作为一个关键词而存在于影片之中,他总是以不同的角度去审视不同层面的人群并给予一个作为影人的关怀,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影片题材不拘泥于城市农村,也不论它的表现形式侧重于艺术还是更商业化一些。故事的人物却是很普通的、也是最典型的。他把自己的镜头面对自然,面对人生,去挖掘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来展示作为影人的关怀。他的影片都是有感而拍,情怀此中得来。

夹缝中蔓延出的关怀

电影有两个层面:商业与艺术,彼此都少不了对方,要遍及大众就得先了解他们是谁,他们要什么。商业必须致力于满足这些需求,因为消费者的要求持续在改变,电影艺术的任务在追随社会政治的发展,追踪转化群众意识,艺术讲故事给大众听,商业则要从说故事中图利。

当一个年轻的导演被要求与资本家的制作人合作之时,他的独立性马上被后者夺走了,他被给予一套公式去工作,很快就变成了江河日下的电影的一部分,而不再继续代表希望,这好似悲剧所在:艺术与电影的悲哀。

霍建起觉得电影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导演要拍适合自己的影片,避免出现文艺上的单一。“其实商业不商业主要看你的初衷,商业的意义是从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来看的,拍成一部片子由于受到资金、剧本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时是件很偶然的事。但是,这种偶然的背后却有着一种必然,那就是他对身边事物的“感觉”。

从《赢家》《、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到《暖》,霍建起的导演经历并不长,但在当今躁动的经济大潮中,霍建起却用着如此从容、平和的心态,拍出了那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并在那些故事中表现出种种关怀。

霍建起说:“我的成功都是我不曾想到的,在蒙特利尔电影节上演时,第一场结束后观众都鼓掌,而且都来和我握手,虽然语言不通,但彼此之间心灵是相通的。有一个女观众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半的话就哭了,那情景真是感人。我真实的感受是我千山万水来到蒙特利尔,等片子演完,我觉得我和他们都没有什么距离了,感情也一下子沟通了。当在加拿大魁北克市巡映时,我又看到了那位女电影观众,她也看到了我,她是专程从蒙特利尔找上她的朋友赶到魁北克市来再看一遍的。当时我真是感动极了,编剧思芜也没想到影片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

在霍建起的影片中,你总能感受到一种共鸣与感动,他从不拘泥拍成一个模式的影片,只要是好的作品,能碰撞出心灵的火花,能展现出一种关怀,那就是他创作时的动力。

霍建起时时刻刻在生活中寻找故事,在人生的泥淖中挖掘生活里最人性、最本质的东西。他的作品总是先被真情所动而后有感拍成。在当今被商业所挟持的电影里,他的影片虽说不上是不浊于污泥,但能算的上濯清涟而不妖。

如马隆巴达迪在不断追问自己的问题:你如何避开恶性循环的陷阱来拍摄一部电影?一部电影是由创造性、挣扎与痛苦所构成的。拍片与生活有这么多的重叠之处,以至于你要问自己:我应该如何将自己的生活呈现在银幕上?或是如何在生活中创造自己的电影?

笔者在接受一个导演在这样反复自问的同时,希望还能加一句“如何在电影中展现出一种关怀”,但愿这样一个疑问算不上是狗尾续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