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会发生金融危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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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7月，由泰国货币急速贬值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影响广泛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这场危机十周年纪念到来的时候，全世界许多研究者都在思考：这场危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如今的国际金融市场是否又在蓄积着一场新的危机？看似有着繁花若锦烈火烹油经济增长之势的中国会不会成为下一次金融危机的引爆点？对各个经济体来说，目前应采取那些最重要的结构性改革政策？等等。

在对世界上业已出现的金融危机进行历史性考察时我们发现，能够触发一个经济体金融危机的因素大致有四类：一是银行大量坏账致使存款人信心丧失引发挤兑和支付危机；二是股票房地产市场出现过于巨大的资产泡沫，国际游资获利出货突然撤资外逃，泡沫突然破裂，公众信心崩溃并使得参与两类市场投资的大量金融机构出现无法填补的财务黑洞导致大面积破产；三是政府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时本币定价过高同时又缺少足够雄厚的外汇平准基金支持，一旦遭受投机性基金攻击立即引发国内企业和居民也跟风采取本币抛售行为，从而引发国家货币恐慌；四是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7％，经常项目赤字占GDP比例大于5%，在国家外汇储备不多的同时又面临大量金融债务的还款付息高峰期。很显然，这四类因素中前三项都是金融因素，只有第四项是国家财力因素。

在十年来的经济金融研究领域，分析亚洲金融危机原因和教训的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因此我们在这里无须再浪费笔墨讨论这个话题。现在，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应当关注的则是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和怎样构建避免金融危机的长效机制等问题。

从上面列举的可能在一个经济体中引发金融危机的四类因素说，中国目前一个都不存在。

1998年以来，中国在金融改革中以银行改革为重点内容，中国的决策层清醒地认识到，在间接融资占绝大比重的金融体系中，银行最重要，在银行系统中工农中建四大行和农村信用社系统的改革又是重中之重，因此采取了“抓两头（上述两部分），带中间（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的改革策略，通过不良资产剥离、国家注资、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在海内外上市及将农信系统管理权下放给省级地方政府等一系列措施，已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银行业的系统高风险状况，全行业不良资产比重也成功地控制在8％以下，因而消除了由银行体系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近一年来的行情被很多境外媒体和研究者以“泡沫严重”诟病之。其实，中国股市自去年下半年来出现指数快速上涨只是对2001年6月以来五年左右熊市的一种矫枉行情，从性质上说属于“补涨”，是中国经济长期繁荣预期带来的资产价格红利，大体在正常的价格走向区间中。而房地产行情的连续几年上升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市场需求拉升和地方政府行为造成的成本推动等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用泡沫论解释纯属不懂中国国情。从这一基本分析出发可以看出，股票房地产行情也不会成为近中期内可能导致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一个原因。

第三类因素即汇率制度僵化及本币币值严重高估引致海外投机资本攻击的情况在中国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性。因为：（1）人民币币值现在的问题不是高估而是严重低估；（2）人民币已于2005年7月放弃了单一盯住美元的制度而采取参考一篮子货币且人民币币值随市场供求进行波动的弹性制度；（3）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中的许多细项还实行比较严格的管制，国际投机资本无论在流入还是流出方面都存在许多阻碍，因此，由热钱进出造成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根本不存在。

用第四类因素对照中国情况同样会产生乐观的结论，以目前的贸易顺差增长水平、外汇储备的雄厚程度及2007年出现20％以上的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率，中国不可能出现因外债偿还引发的信用危机。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根本没有必要将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由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问题列入优先考虑范围。值得注意的倒是另外一些问题，主要有三：

第一，由过度管制和求稳心态下调控格局所产生的金融资源浪费问题。金融资源浪费的集中表现就是严重过剩的流动性。流动性本质上由货币构成，所有形式的货币都代表一定的实物资源，因此，流动性严重过剩背后的涵义就是实物资源或是有相当一部分闲置或是总体周转速度下降，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说明了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

第二，由于缺少能对创新和成长导向型企业提供支持的强大而又完整的创业投资体系，缺少创业板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中国正在面临另一种意义上的“产业空心化”风险。按通常的理解，人们把制造业大量向境外转移称作“产业空心化”，中国发生的不是这种情况，而是由于金融政策上的短见，缺少中资创业投资的早期支持，使得实体经济中一出现冒尖的创新型成长导向型企业或是被国外的创业资本收购大量的股权，或是找到境外战略投资者后跑到海外上市最终控制权转移，使得中国境内创新型科技型企业“成长红利”严重流失，而中国境内则留下大多的传统、落后、高能耗、短生命周期类的企业，我认为，这种意义的“产业空心化”对中国经济的长期成长来说其后果十分可怕。

第三，中国近三十年来的粗放式经济成长已使得资源承受力和环境承受力处于一个需警惕的风险临界点。对高能耗、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如果不及时进行结构性调整和整顿，即使在未来十年乃至于二十年中国仍能维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方方面面的矛盾势必会激化，未来的结构调整成本也会更加高昂。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运行态势和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已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金融危机和金融风险的高传染特性也要求我们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不断地保持清醒头脑，在注意中国经济金融安全时以结构性改革、以实体经济向“新经济”演进为制定新金融政策的目标，以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为最终着眼点，中国的金融发展就不会偏离正确的轨道。除了经济金融政策方面的调整外，中国今后还应当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转变政府职能问题。中国经济成长具有易热难冷和浪费严重的基本特性，而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大型公共设施项目建设和支持本地的大型传统项目上马是经济易热难冷和重复投资、面子工程越搞越多的最终根源。因此应当尽快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主要在市场监督、打击造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环境和社会安定、支持创业和就业、执行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尽可能地退出各类项目投资。中央政府应重新制定地方官员的考评标准，在干部选拔方面做创新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