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攻》非“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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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之亮先生导演的电影《墨攻》与鲁迅先生的小说《非攻》都以宏扬墨家思想为旨归，但两者对墨家思想的理解及创作态度却大相径庭。小说《非攻》忠于史实与墨学思想，是艺术方式的“我注六经”；电影《墨攻》则重在炒作墨家“兼爱”、“非攻”概念而行商业电影武打加爱情之实，与史实及墨学思想不搭界，是艺术方式的“六经注我”。

[关键词]墨家；非攻；兼爱；差异

在汉传统文化资源中，墨家以其观念上的“兼爱非攻、尚贤尚同”思想与实践上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苦行僧式实干精神，极其典范地表达着中国下层民众所憧憬的人格精神与社会理想。墨家与儒家在先秦并称“显学”，两家的学用指向却大不相同。孔子带领学生游说列国，坚韧不拔，求的是其学说为君王用。墨子却把学生结成类似于慈善组织游走列国与民间，“腓无_，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却被讥为“劳形苦心，扶危济急，是的东西，大人们不取。”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因其治国驭人之政治功用而被历代统治者尊奉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墨家思想因其草根倾向民间精神而被历代统治者排拒到边缘，乃至“其学几绝”，实乃历史逻辑之必然。

不过，作为民族记忆，好的思想资源被彻底遗忘也不容易。有清一代学者搜集勾沉、校定注释而成《墨子注》、《墨子闲诂》等书，精湛闳博，使墨家思想之学术表达卒能成诵。作为艺术方式表达，鲁迅先生于1934年写过短篇小说《非攻》，取材《墨子・公输》，精神之透脱，叙事之沉着，语言之风趣令人叹服。时隔七十余年，又见到张之亮先生导演的电影《墨攻》，重构《墨子・公输》故事，气势恢宏，场面火爆，剧情紧凑，电影手段运用相当不错。两个作品，两个墨者形象，都表现出作者对墨家人格与思想的崇敬景仰及承传愿望，令人感动。鲁迅先生的思想倾向只融合在文本中，未对社会伸言自己的创作意图。张之亮先生则明确表示：“希望通过电影传达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让更多人关注。”两部作品，同在张扬墨学，但对墨家思想的理解及隐匿在作品背后的艺术态度却存在差异。比较这些差异，似可就历史资源之艺术表达得出一些有益启示。

首先看墨者拯救行为主动与被动的差异。鲁迅先生《非攻》中的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弱小的宋国，心想：“宋国是小国，怎禁得这么一攻，我去救他一下罢。”于是主动实施了自已的拯救行为。小说对墨子出门的叙述很传神，“等耕柱子端进蒸熟的窝窝头来，就一起打成一个包裹。衣服却不打点，也不带洗脸的手巾，只把皮带紧了一紧，穿好草鞋，背上包裹，头也不回的走了。”墨子走了十日十夜，到达楚国郢城，草鞋早破得不能穿了，“用布包着两只脚，满脸尘土，旧衣破裳，像一个老牌的乞丐”，东打西听，语言不通，好不容易才找到公输盘的寓所，开始自己的拯救活动。小说描绘的是一个内在充溢着“利天下，为之”的自觉主动与平常心的墨子形象。《墨攻》中墨者的拯救行为则是另一番模样，是应梁王求救之请而发生的被动行为，并且墨子还未退还梁王交给的贵重信物牙璋玉，令人有些匪夷所思。刘德华扮演的墨者革离(可能是以能守善攻的墨家弟子禽滑厘为原型)是在万人瞩目中登场的，长袍逸曳，目光炯炯，如救世主临世，进城即慷慨激昂发表演说，鼓动梁城民众起来抵抗。两个作品，两种处理，哪一种更符合历史事实及墨家精神呢?《墨子・公输》原文为：“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原文把墨子拯救行为的主动性表述得很清楚，更没有牙璋玉作信物的事。小说《非攻》也设计了墨家弟子曹公子在宋城慷慨演说鼓动民众抵抗的情景，鲁迅先生的处理是：墨子赶路看见弟子演说，很是不悦，不与曹公子打招呼便匆匆离去，后遇见吃力推小车运沙筑城防的弟子管黔敖，墨子道：“你去告诉他(指曹公子)：不要弄玄虚!”鲁迅先生对墨家行事作风的理解与描绘，显然更切合墨家“摩顶放踵”、“以自苦为极”的实干精神。再比较两作品对“非攻”思想理解与表达的差异。“非攻”是墨学的重要观念，即否定不义的以强凌弱的攻国之战。儒学与墨学在“非攻”上道不同，不相为谋。小说《非攻》有一段儒门弟子公孙高与墨子辩论的对话：

“先生是主张非战的?”

“不错!”墨子说。

“那么，君子就不斗么?”

“是的!”墨子说。

“猪狗尚且要斗，何况人――”

“唉唉，你们儒者，说话称着尧舜，做事却要学猪狗，可怜，可怜!”

这段辩论几乎是《墨子・耕柱》原文的白话翻译。《墨子・非儒》中还有不少类似讥儒的尖刻言论，鲁迅先生采用它，意在显示儒墨应世观之不同。当然儒家也不赞成不义的以强凌弱的战争，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斗”与“不斗”，即用什么来方式来制止不义的“攻”。儒家是主张“斗”的，“杀身以成仁”、“威武不能屈”， 以暴制暴；墨家是主张“不斗”的，不赞成牺牲与毁坏攻守双方军民的生命财产，而竭力运用“义”的说服力量与先进军事科技的震慑作用阻止战争发生。小说《非攻》中墨子以义利之辩把楚王与公输盘说得哑口无言，使之自感气短理亏，继之又与公输盘沙盘演兵，模拟宋城攻防战。“公输盘九攻之，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围有余。”在义理与演战都失败的情况下，楚王放弃了攻宋的打算，墨子实现了自已的“非攻”。电影《墨攻》则完全抛弃了《墨子・公输》与小说《非攻》中墨家的“不斗”方式，改变为激烈火爆的“斗”。墨者革离一入梁城就质问百姓：“你们以为投降，不去抵抗，赵军就会罢休，你们就可逃过劫难吗?――你们为什么愿意苟且偷生，而不愿意尽力一战呢?” 他显然找错了应负投降责任的对象。接着革离对百姓作的抗战鼓动就更像是一篇儒家宣言了：“不错，会有人战死在阵中，但是能留香名于后，如果能活下来，你们的头颅会昂得更高!”这些话完全是儒家“杀身以成仁”、“威武不能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名言的翻版，哪里像墨家的语言?电影把片名取为《墨攻》，不知意何指?墨家明明主张“非攻”，革离明明进行的是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守城战呀?如果指梁城陷落之后革离进行的反攻，那么那一场伤亡惨重，没有胜利者的“攻”是不符合墨家精神的，不能称为“墨攻”；如果指革离叛逆墨家的“非攻”思想而改变为“攻”，那么这“攻”字前面就不应该带上墨家的“墨”字，且后一解释也不符合导演要宣传墨家思想的意图。事实上，观众倒更容易把片名涵义理解为后者，因为革离自己说“墨家不同意派人来”救援，是他“自己要来”的。革离这话表明他背离了墨家，而他手举利刃大开杀伐而又高喊自己是“墨者革离”的行为，更是歪曲了的墨家。历史事实是，墨子听说以强凌弱的攻国之战要发生，总会不请自来解危，而且是提前悄悄地来，不去惊 动将要挨打的弱小一方，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就解决了问题。除前文已提及的《墨子・公输》中楚王将攻宋国的历史事件外，《墨子・鲁问》还叙述了齐国将攻鲁国、鲁阳文君将攻郑国等以强欺弱的历史事件，墨子都是以这种方式摆平的。这才是真正的墨家“非攻”。电影中革离口头也说“我认为非攻、兼爱才是和平的唯一道理”，但行动却完全以非墨家的方式行事，更像一个拯世济民，万众景仰的儒家英雄，或者像一个万众追捧的金庸式侠客或西方电影中的佐罗，就是不像一个谦和厚道，不事声张，默默解困扶危的墨家弟子。

电影中“兼爱”观念的理解表达也值得商榷。“兼爱”是墨学最核心的观念，墨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都从这一观念引伸出来。“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才能实现社会和谐，世界大同。所以“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之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家这种“兼相爱、交相利”的爱心是没有等级、亲疏差异的，在任何场合，对所有人都一样。儒家也讲“仁者爱人”，但儒家的爱是有等级、亲疏区别的。儒家强调“亲亲”，即爱自己亲近、看重的人、爱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爱”的涵义较墨家类似博爱的“爱”狭窄得多。墨家斥责儒家“亲亲”为“伪亦大矣”，儒家则不能接受墨家把父亲和君王当作一般人来爱，斥责墨家“兼爱”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墨攻》中革离表现出的“爱”是不是墨家的“兼爱”呢?值得怀疑。在梁城攻守双方已经牺牲了大量无辜生命后，革离才作出牺牲自已以避免更多伤亡的决定。他为什么不像老师墨子那样在这之前去制止战争爆发呢?电影没有提示革离此前有过任何这方面的努力。革离为避免梁王迫害逃出梁城后，掘地道的黑人对革离说的一番话更明显改变了他“兼爱”的信念。黑人说：“墨家的‘兼相爱’是爱所有的人，事实上你们不懂得选择你们所爱的人。”革离深受此话触动，若有所思，随即决定：“回梁城，跟值得爱的人道个平安!”这一决定表明革离已经由墨家“兼爱”的立场转变为选择“值得爱的人”去“爱”的立场了，他转变到儒家“亲亲”的立场上去了。而且，革离的行为滑得比儒家立场还要远。如果说，革离心中“值得爱的人”包含梁城民众是符合儒家观念的话，那么，他撇下自己的敌人匆匆去寻找自己所爱的女人就与儒家精神相悖了。在儒家看来，“民为重”、“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亲亲”主要是指向男权社会中男性可亲之人，女性不过是传宗接代的工具，没有什么伦理价值可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是相当现代的观念，非墨非儒，它只为现代人所接受和看重。把革离“英雄救美”的行为诠释为宏扬墨家精神的壮举实在说不通。

从以上辨析可知，电影《墨攻》的导演并非像小说《非攻》作者那样深谙墨家之道，并忠实于墨家思想来创作。对墨家思想知其皮毛的张之亮先生“希望通过电影传达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让更多人关注”的愿望恐怕是会落空的，客观上还可能会对人们认识墨家产生误导。当然，比较两作品对墨家艺术态度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对电影《墨攻》自身具备价值的否定。作为耗时十年精心制作的商业片，《墨攻》以运用电影手段之娴熟与契合大众趣味之精准而取得了巨大票房价值，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同时电影在思想内涵上也有不俗的深度。环绕革离的几对矛盾及相关人物性格命运的设计，体现着导演对人性恶的深刻洞悉与震撼性表现。梁王的首鼠两端与恩将仇报，梁将子张的愚昧嫉妒与心狠手辣，梁城难民被胁迫当内奸的委琐与疯狂，赵军统帅的阴险与冷酷，美女将军被摧残至于割喉，种种场面，有机交织成一幅人性扭曲的世界末日图景，强烈地透现出类似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的深邃与阴冷，使人观之惊悚。有如此雄健的思想力量荡动在作品中，对于以媚俗求生存的当今电影界来说，已是相当难得了。不过，电影对墨家思想“六经注我”式的随意篡改，似乎带有当今影视界“戏说历史”的遗风，较之鲁迅先生小说对历史“我注六经”式的严谨艺术态度，不免有些令人平生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