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则渤海国史料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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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

大黄汤是渤海国的端午节令食物，其所具有的祛瘟避恶功效是与当时端午节防疫保健的主题密切相关的。《册府元龟》中记载的“盗修龙衮”，指的是渤海质子偷盗唐代宗的衮龙服一事，原本应作“盗修衮龙”，可能是对《太平御览》所载“盗衮龙服”的讹写。

【关键词】

渤海国；艾糕；大黄汤；“盗修龙衮”

据《契丹国志》载：“五月五日午时，采艾叶与绵相和，絮衣七事，国主着之，蕃汉臣僚各赐艾衣三事。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下。”有研究认为，既然“艾糕”和“大黄汤”两种食品均出自“渤海厨子”之手，那就说明它们源自渤海，“只有渤海人才能做的地道”，并进而提出“大黄汤”应当是用盐豉制作的汤。笔者对这两种食品源于渤海的说法是同意的。不过，对于 “大黄汤”的解释，笔者则有不同看法。

史料中出现的“艾糕”与“大黄汤”，显然是契丹宫廷每逢端午节都要食用的节令食品。因此，要破解“大黄汤”的真实含义，恐怕还要从古人的端午节俗上入手。

有学者的研究已经证明，端午节俗的本来主题是防疫保健，因此，古人端午节俗活动及饮食等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据此，我们不妨先将这两种食品与史籍记载的古人端午节主要饮食进行一番比对。

《太平御览》卷三一引《玉烛宝典》载：“五月五日，采艾悬于户上，以攘毒气。”又同书同卷引《风土记》载：“仲夏端五，……又以菰叶裹粘米，以粟、枣灰汁煮令熟，……黏米一名粽，一曰角黍”。又《淳熙三山志》卷四十记载：“（端午）饮菖蒲酒”《遵生八笺》卷四亦载：“（五月）五日午时，饮菖蒲雄黄酒，辟除百疾而禁百虫。”由此可见，粽（或角黍）、菖蒲酒、雄黄酒、艾草等在古人端午节俗活动中具有标志性意义。从这些史料中可见，古人采用这些事物作为端午节物，正是为了发挥其防疫保健的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契丹国志》中所记载的“艾糕”和“大黄汤”，同样也应是具有防疫保健功能的事物。

关于“艾糕”的具体制作情况，在我国古籍中罕有记载，却见于韩国古代典籍。柳得恭《京都杂志》载：“（端午）是日，作艾糕象车轮形食之，……艾叶，微圆背白，曝干……又可烂捣入糕，发绿色，以其作车轮糕”洪锡谟《东国岁时记》亦载：“（端午）是日，采艾叶，烂捣入粳米粉，发绿色，打而作糕，象车轮形，食之”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对“艾糕”的情况已有大致的了解。概言之，“艾糕”就是用艾叶和糯米为原料打制而成的一种糕点。如果将这种食物与我国古代的端午食物相对比的话就会发现，“艾糕”可以视为“角黍”与艾草的结合体。中原地区的古人过端午节时食角黍、插艾草的风俗，变成了食用“艾糕”――既有糯米，又有艾叶，所以，二者虽然形式不同，但究其实质却是极为相似的：无论是角黍、艾草，还是艾糕，都是要用它们来起到防疫保健的作用。

既然“艾糕”是一种具有防疫保健作用的食品，那么，据此可以推测，“大黄汤”也应具有同样的功效。还是和中原地区古人的端午节俗相较，后者在这一天还要饮用菖蒲酒、雄黄酒等饮料，以期达到“辟除百疾而禁百虫”的功效。这是基于古人对菖蒲、雄黄两种药物功效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古人看来，菖蒲、雄黄都具有祛瘟避恶的功效。同样，大黄在古人心目中也具有类似的功效，古人也常用它来制作具有防疫作用的饮品，如《千金要方》卷九记载：“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岁旦屠苏酒方：大黄十五铢，白术十八铢，桔梗、蜀椒各十五铢，桂心十八铢，乌头六铢，菝葜十二铢。右七味，?咀，绛袋盛，以十二月晦日日中悬沉井中，令至泥，正月朔日平晓出药，置酒中煎数沸，于东向户中饮之。屠苏之饮，先从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岁饮，可世无病。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这里所说的“屠苏酒”就是以多种药物配制而成的药酒，它被认为有很好的避瘟功效，大黄便是其中的一味药。

同时，从前引史料中也可见，古人在像端午、元旦这样的节令时日，常会服用一些药酒，如屠苏酒、菖蒲酒、雄黄酒等，以期能够祛病健身。据此也可推测，古人以药物“大黄”为原料制作端午节引用的饮料并非没有可能，因此我认为，所谓“大黄汤”极有可能就是以“大黄”这味药材为原料（至少是主要原料之一）制作而成的端午节令饮品，其作用和意义，与屠苏酒、雄黄酒等类似，都是为了实现祛病健身的目的。而前引研究中以“‘大黄’是一味极苦的中药，不可能用来做汤”为理由否定“大黄汤”药物属性的说法则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古人以药物制作饮料并在节日饮用是有先例的，而且，这些用于制作饮料的药物，从雄黄到菖蒲再到大黄，其味道无一不是苦的。显然，我们不能以药物味苦为理由，用我们今天的观念去推测古人的行为，而应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以所谓“了解之同情”去体味古人的所思所想。

关于“盗修龙衮”一事，始见于《册府元龟》卷四一《帝王部・宽恕》：“代宗大历八年闰十一月，渤海质子盗修衮龙，擒之。词云：‘慕中华文物。’帝矜而舍之。”史学界一般都将此事视作渤、唐间的亲善关系，以及渤海国仰慕唐朝文化的证据。不过，对于“盗修衮龙”一词的理解，学界却存在不同的声音。

首先，“盗修龙衮”在《册府元龟》（以下简称《册府》）中出现时，本作“盗修衮龙”，而自从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引用时径直改作“龙衮”以后，史学界在征引这条史料时，绝大多数遵循金氏的修改，写作“盗修龙衮”。

其次，对“盗修龙衮”一词的含义，学界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将之理解为“私取修龙衮”，即“盗”为动词，指偷盗；“修龙衮”是名词，指皇帝的一种礼服。而另一种意见则把它解释成“私自制作皇帝礼服”，即“盗修”为动词，指私自修造；“龙衮”是名词。

为了弄清“盗修龙衮”一词的含义，我们还是要回到史料本身，回到其最初的出处――《册府元龟》中，以及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去。所谓“衮”，是古人的一种礼服，《周礼・春官・司服》载：“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享先王则衮冕”郑玄注：“衮，卷龙衣也”衮衣就是一种带有卷龙文饰的帝王礼服，所以，“龙衮”的含义其实与“衮衣”是相同的，也是指龙纹礼服，只是一种强调礼服上的龙样文饰的说法。如《礼记・礼器》载：“礼有以文为贵者：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其中的“天子龙衮”就充分说明了“龙衮”的性质与含义，即皇帝穿的龙纹礼服。

历代典籍中关于这种礼服的记载颇多，而所用词汇，既有“龙衮”，也有“衮龙”。前者如“历代龙衮，织以成文”、“天子龙衮，而至敬不文”、“皇帝服龙衮”等；后者如“修衮龙之法服”、“衮龙之服，金石之乐”、“衮龙出于褐，卿相起于匹夫”、“元忠进志诚所造衮龙衣二副”、“请具衮龙衣、绛纱袍、通天冠”等等。由此可见，史籍中“衮龙”和“龙衮”并无分别，本可通用。因此，金氏将《册府》中的“盗修衮龙”改为“盗修龙衮”，显然是没有理解二者在含义和用法上的相通性。这样的改动，虽说于引文本意并无影响，但却是违反文献校雠原则的误刊误校。故学界此后在征引此条史料时，还应该依据《册府》的原文作“衮龙”，而不应再以金毓黻误改的“龙衮”为准。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盗修衮龙”一词的具体含义。其实，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分歧点主要在于“盗修”和“盗”的断句区别上。如果依前者的断句法，那么所谓“盗修”，就是“私自制造”或者“偷偷摸摸地制作”的意思；如果按后者的方式断句，那无疑就是“偷盗、盗窃”之义。要分辨哪一种说法正确，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只要再次回到史料典籍中去，看一看与《册府》时期相同或相近的典籍中，是不是有类似的记载。结果，笔者在同样编纂于北宋时期的类书《太平御览》（以下简称《御览》）中，找到了这样一段记载：“《唐书》曰：‘代宗时，渤海质子盗衮龙服，捕得之，词云：“慕中国衣服”上赦之。’”《御览》中的这段记载出自《唐书》，据研究即北宋咸平三年修订以前刘《旧唐书》的早期版本，保存了《旧唐书》的许多原貌；并且，《太平御览》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4年），而《册府元龟》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御览》的成书时间早于《册府》，所以，此条史料的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发现，这条记载和前引《册府》中的记载如出一辙，而且更加明确地说是“盗衮龙服”和“慕中国衣服”，两相对比，其意自明：所谓“盗修衮龙”就是“盗衮龙服”，在此指入质唐朝的渤海王子偷盗代宗皇帝的衮龙服。这里的“盗”无疑是指“盗窃”而言，“修龙衮”则很可能是由于“修”（繁体作“”）与“服”形近而导致的“衮龙服”一词的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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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梧挺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