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珍藏大系”:典藏的集中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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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是近年来南京博物院，对其藏品的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也是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南京博物院馆藏文物的出版工程。两年来，由南京博物院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共同出版的“南京博物院珍藏大系”已推出六本，即《吴门绘画》《常州京江绘画》《扬州绘画》《清代官窑瓷器》《历代织绣》。即将面世的还有《金陵绘画》《清代帖学书法》。先期的出版计划，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艺术典藏部分，以彰显地域特色的内容为集合点，囊括了绘画、瓷器、织绣、书法等多个领域。丛书内容的选择上采取精选法，将那些最具典型性、代表性的文物集中起来，以专题的形式对藏品资源进行整合，使其集学术性、资料性和观赏性于一体。全面而系统地介绍南京博物院馆藏的长期积累，并将持续出版。

藏品魅力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博物馆的发展走入到大型国家博物馆的筹划阶段。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国立中央博物院也因此应运而生。从国立中央博物院到南京博物院，80多年的青葱岁月，积淀了42万件藏品的规模，也使之成为现今国内第二大博物馆。一所博物馆最重要的标志体系，就是其藏品体系形成，南京博物院除其历史遗留的基础藏品外，通过考古发掘、收购、社会捐赠等手段使其不断提高了南博藏品的典藏水平，同样，这些也是扩充丰富“南博珍藏大系”系列图书的重要力量。在此最值得挥写的一件作品是为清初王E等人绘制的《康熙南巡图》手卷粉本，是近些年社会力量的捐赠。此卷内容为《康熙南巡图》的第七、八卷稿本，由于正本的散轶，此一粉本显得尤为珍贵。“南博珍藏大系”中集中展现了稿本的第七卷，将江南水乡、城垣、市井、百态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区域社会风俗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独享与传承的纠葛

南京博物院典藏文化地域风格的独特魅力，在“南博文物珍藏大系”先期出版作品的绘画流派系列划分中，彰显出鲜明的代表性。绘画走人明清，可谓是异彩纷呈。得益于江南经济的繁荣发展，江南绘画可谓是成就斐然。从明初的浙派到其后的吴门，从清初的四王，到常州、京江、金陵绘画。江南绘画续写着一部重要的明清绘画史。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董其昌，早就被艺术史家们说烂道透，他的出现有着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意义，其倡导以一种全新变化的路子对待古人楷模与画山水的具体办法，改变了明代绘画与明代复古主义风格的基本性质。把董源、米芾、赵孟\、倪瓒、黄公望等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董其昌直接创立的华亭派，清初正统“四王”的娄东画派、虞山画派，南京地域特色的金陵画派，都是其忠实的“粉丝”。毫不夸张地说，董其昌的理论几乎操纵着后续的整个明清正统绘画。“南博文物珍藏大系”的画家流派划分中无不渗透着这一理论。《金陵绘画》的开篇，董其昌以“金陵前贤”的身份彰显其中，展现了《瑞芝图》《山水图卷》等重要作品。《娄东虞山绘画》中也有意识地刻画董其昌的先贤作用。这种地域的相邻与情感的共鸣，区域的独享与传承，使得江南明清绘画似乎附着上一种集体认同，彼此的交织以及大环境背景下的文化认同感，都纷纷统一到了各自的绘画特色与理论中去，并历久弥新。

学术的生态

一个被公认的藏品学术体系的形成，缺少不了优秀学者的支撑与奉献。南京博物院早期的蔡元培、傅斯年、李济、曾昭、尹焕章等老一辈先生以及继往开来的后续学者才是最重要的学术力量。上世纪四十年代，曾昭先生和李济先生合著的《博物馆》一书，是中国具有开创性的博物馆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这些曾经旅居国外的学者，无疑带来了先导性的理论，提供了新鲜的血液。书中提到博物馆的首要功能至今具有重要的意义，“收集材料，以科学方法保存，使其历久不坏，以供现在及往后之用”，然而藏品的“历久不坏”归根到博物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服务于公众，传承弘扬民族文化。因此，建立起符合自身发展“收藏、展示、研究”体系，提高到了重要位置。“南博珍藏大系”的推出，成为其重要的展示方式。如果将文物束之高阁，人们就无法了解文物的社会价值、欣赏文物的美，博物馆也无法充分地综合利用文物资源。为了更好地与世人共享这批文化珍宝，更好地服务社会公众，南京博物院在近年展览实践的基础上，对其藏品体系的系统化整理、公开的出版与研究，成为文物研究与展览、传播与保护系统的先验基础。

（作者单位系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