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理由冷落阎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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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0月22日晚11点，卡夫卡文学奖组委会举行颁奖典礼，正式授予中国作家阎连科2014年度卡夫卡奖，这是卡夫卡奖设立14年来首次授予中国作家。

于世界文学来讲，卡夫卡奖绝对称得上一个大奖，其意义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可这样一个具有里程碑象征的奖项，在作家的祖国却一片沉寂。除了媒体零星“偏僻”的报道外，公众关注的程度还不如四川那个在交响乐团伴奏下将二胡拉得像锯木头似的县委书记。相比前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举国欢庆、万众喧腾，如英雄凯旋般的无上荣光，那真叫冰火两重天。

这样的局面似乎不能责怪公众，因为诺贝尔在中国家喻户晓、名冠神州，而卡夫卡却难有几个人知其名字。但是，一般公众不知卡夫卡，难道文坛能不知道，主管文化的政府部门能不知道，媒体能不知道？知道该奖的分量，却遭遇如此冷落，于情于理都感觉不正常。

对一般百姓来讲，卡夫卡的名气当然不能与诺贝尔相提并论。可稍有文学知识或热爱文学的人，要是不识卡夫卡，那可就丢人现眼了。作为世界公认的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他的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令后来的许多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奉为鼻祖，高山仰止。其代表作《变形记》、《城堡》等很早就翻译成中文，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他的小说《中国长城的建造》更是以描写中国百姓受无形权力的驱使去建造毫无防御作用的长城，表现了人在强权统治面前的无可奈何与无能为力，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共鸣。因此，以卡夫卡命名的文学奖，就如在中国以鲁迅命名的文学奖一样，具有公认的权威性与强大的影响力。

其实，阎连科近年来获得的文学大奖远不止卡夫卡奖。去年，他接连摘得布克国际文学奖提名和第十二届“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获评“2013中华儿女年度人物”和“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他还是两届中国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得主。阎连科著述成就斐然，他的作品通过表现社会底层劳苦人民生与死的挣扎与困惑，给读者带来充满极端化与疼痛感的阅读体验。尤其小说用陌生化的语言展示了人性深处最真实的呼喊，表现了与众不同的风格，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因而，他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摘取诺奖的中国作家。

而这样一位重量级的作家获大奖后竟然如此被冷落，究其原因有很多。从公众角度上看，大家看重的是诺奖，而不是文学。在许多国人心目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诺奖情结，总觉得一个13亿人的泱泱大国历史上竟无人问鼎诺奖（达赖、刘晓波等获奖除外），是一种莫大耻辱。莫言获奖前，很多人除了电影《红高粱》外，并没有对其作品深入了解阅读过。但这不影响众人对莫言获奖的欣喜若狂，因为这一次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得诺奖。即便不是文学奖，如果是化学奖、经济学奖等，大家也会一样高兴，一样觉得扬眉吐气。哪怕没读过莫言的任何作品，但不远千里到他的高密老宅抠两块墙皮，也要表示对获奖者的崇敬膜拜。卡夫卡文学奖即便再专业，但那是文学的荣耀，而不是国民的荣耀。

文化主管部门和众多媒体的冷落，则主要是阎连科的“争议”色彩。可以说，阎连科的每一部力作问世，都伴随着争议而来。他的《丁庄梦》、《风雅颂》、《炸裂志》等长篇，总能引发一次又一次的争议，有的一次次遭封杀。以其小说拍摄的电影《最爱》，也没有得到公开放映。这就又产生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结果。如果按文学本身而言，饱受争议正是一个作家和作品的魅力所在。古今中外的著名大师和不朽作品，绝大多数是在争议中传世的。莫言的许多作品，当年也充满着争议，乃至被斥责为低俗。只是后来他学“聪明”了，才会得到有关部门的力推。阎连科因为始终没学“聪明”，不仅自己呕心沥血的作品难保，连老家的房子也保不住。

“你们授予我这个奖项，不是约伯在历尽黑暗和苦难之后获得的光明和财富，而是送给了那个感受苦难而唯一逃出来报信的仆人――那个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光。”这是阎连科在卡夫卡奖颁奖典礼上发言的一段话。为了他时常为中国民众投来的那一束光，也理应得到我们足够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