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净与前的南海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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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法显、玄奘一起被尊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他见证了1300多年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交通与交流。他真实地记录了唐代南海地区周边国家的历史与地理。

通往印度的第四条路

有唐一代，中国迎来了一股求法热潮，人数之多，周游地区之广，可谓空前绝后。以印度为代表的佛教重地一度成为取经者的热门目的地。沿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西行是当时中国僧侣的主流选择，著名高僧玄奘就是以长安为出发点，往西经今甘肃、新疆以及中亚等地，最终到达印度的。

作为西行求法的代表，玄奘受到众多中国僧侣的敬仰，这些僧侣中就有后来与其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的义净。“仰法显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风”，义净15岁时便萌生了求法西域的志向，然而，他并没有重走玄奘当年所走的路线，而是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海路。

唐高宗成亨二年（671年）初秋，37岁的义净在扬州遇见将赴龚州（今广西平南县）上任的州官冯孝诠，得到了他的资助，并和他一起来到广州。11月的初冬时节，东北季风来临，正是扬帆远航的好日子，怀着对佛律的渴求，义净从广州搭乘一只波斯商船，开始了去往印度的海上旅行。

寻踪历史，不难发现，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与东南亚、南亚各国有海上往来，而辽阔的印度洋上也航行着来自中国的船只。《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了由广东出国经海上航行到达印度东南部黄支国的路程。三国时东吴的孙权曾派朱应、康泰到南海地区，他们归国后撰述《扶南异物志》和《吴时外国传》等书，记述了当时南海地区的一些情况。东晋以后，中印僧侣开始通过海路来往于中国和印度，其中著名的有取海路回国的法显，以及通过南海路线来到中国的求那跋陀罗、佛驮跋陀罗等印度高僧。

至唐时期，中印交流更加频繁。当时，中国通往印度的路线至少有四条：西北道（沿中国的河西走廊、新疆，经中亚等地到印度）、西南道（经中国的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四川、云南，过缅甸到印度）、吐蕃道（经中国的到印度）、南海道（经南海航线到印度）。

然而，唐初吐蕃强盛，一度成为唐王朝的强敌，并在一段时期内对唐朝与西域诸国间的交通造成了阻碍，导致西北陆路时断时续。而此时，南海海上交通却已是繁荣通畅。7世纪以降，西亚、中亚、南亚及东南亚各国之间展开了海洋贸易活动。这一时期，唐朝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海上交通线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广州通海夷道”，其走向为：从广州屯门出发，沿南海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沿波斯湾西南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可以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沿途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多达90余个。

不过，唐代南海交通的路线并非仅有“广州通海夷道”这一条线路，中印之间的海上交通也绝不是固定于某一航线。但广州作为唐代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是毋庸置疑的，这里云集着各国商舶。当时每年的五六月份，西亚、南亚及东南亚的船只，都会顺着亚洲东南部和印度洋的西南季风，载着香料、象牙等货物来到广州。这些商客按不同的国别或在广州居住下来，形成“蕃坊”，到来年1月又乘着东北季风扬帆而去。海路的畅通为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众多蕃汉僧侣乃至使节也附乘商舶往来于印度、东南亚诸国与中国之间。义净正是在此背景下举帆南海的。

1300年前的南海航线

从广州乘船出发，义净一路向西南航行，过诃陵（今爪哇），约20天后到达苏门答腊岛上的室利佛逝国。

在7世纪的东南亚，室利佛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其地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之间的苏门答腊岛南部，控制着当时印度等地与中国的海上贸易通道。

在室利佛逝崛起之前，中国同南海周边各国海上交通的重心在扶南国。扶南是东南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国家，在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和泰国东南部一带，势力曾远达马来半岛，长期以来控制着南海海上贸易和交通。然而，在7世纪时，扶南被真腊（位于今柬埔寨境内）所吞并，其后室利佛逝和诃陵逐渐取代扶南成为新的南海地区强国，南海海上交通的重心和枢纽也转移到苏门答腊南部和爪哇岛一带。

室利佛逝不仅是东西航路凑集之地，在当时还是一个佛教中心，僧侣众多，国王崇尚佛法。在室利佛逝的都城（今印度尼西亚巨港），义净受到了国王的厚礼相待，“布金华散全粟，四事供养，五对呈心，见从大唐天子处来倍加钦上”。义净在这里待了6个月，研习梵文和佛教典籍，同时做好西去印度的准备。据其后来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曾在此学经的还有无行禅师、智弘等僧人。

之后，在国王的帮助下，义净沿苏门答腊岛东北海岸航行了15天，到达末罗瑜国。末罗瑜在苏门答腊岛北部、马来半岛西南海岸，在宋人所著的《册府元龟》中曾提到摩罗游国（即末罗瑜）遣使向唐朝进贡一事。义净在末罗瑜停留了2个月后再度启航，来到通往印度的一个重要中转站――羯荼（在今马来半岛的吉打州附近）。义净在这个佛教国家弘法讲经4个月后，再度往北航行约10天，于唐高宗成亨三年（672年）冬到达裸人国，即今安达曼海尼科巴群岛。

从裸人国出发向西北航行，半个月后，也就是唐高宗成亨四年（673年）二月八日，义净终于到达了印度东北海岸的耽摩立底国。耽摩立底国位于今恒河口、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普尔县附近，在古代它是从印度返航中国的起点――“升舶入海归唐之处”。法显当年至印度时，曾在这里居住过两年，称其为“多摩梨帝国”；后来玄奘也在《大唐西域记》中提到过它，称它为“耽摩栗底国”，并记录其“国滨海隅，水陆交会，奇珍异宝，多聚此国，故其国人大抵殷富”。义净在这里居住了一年，研习梵文及巴利文，并开始翻译龙树菩萨所著的“劝诫王颂”一卷。

十年那烂陀

674年，义净去往中印度，准备访问摩揭陀国的著名寺院――莫柯善提寺和那烂陀寺。在去往那烂陀寺途中，义净遇到了麻烦。当时小国割据，路险难通，一般要多人相伴一起前行。而义净因为染病，身体羸弱，每走两三公里要休息上百次，没能跟上20余名僧人的步伐。到了晚上，落单的义净遇到了山贼，连衣服都被抢劫一空。想起此前听到的当地“若得白色之人，杀充天祭”的传闻，义净不得不跳到泥坑中，用泥水涂抹身体，拿树叶蔽体，撑着拐杖继续前行。最终义净赶上了前面僧人的队伍，跟随他们一起到达了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在那里，义净一住就是10年，研习佛法，翻译佛教典籍，直到685年。

那烂陀寺是一所皇家寺院，位于今印度比哈尔邦中部都会巴特那东南，于5～6世纪时由笈多王朝的几代君王所建。作为古代印度的最高学府和学术中心，那烂陀寺也是很多中国古代僧侣矢志西行的最终目的地。寺中“僧徒主客常有万人”，当年玄奘就曾在此留学，取回佛经。

义净为那烂陀寺的雄伟壮丽所震撼，在其后来著作中提到的众多寺庙中，他特别详细地介绍了那烂陀寺，包括其位置、建筑规模、建筑结构、色彩、陈设、寺内外的圣迹，以及寺内的律仪及寺院管理制度等。

那烂陀寺的藏书数量十分可观，多达900万卷。寺内有三大殿堂“宝彩、宝海、宝洋”专门用来藏书。寺内不仅有印度著名佛教学者修持讲学，更有不远万里自中国、朝鲜、日本等国而来的一些僧人。

在那烂陀寺的10年，义净师从印度著名僧人宝师子研习佛教经典，并广泛搜集各种梵本佛经，同时他还考察了印度的佛教教规、社会习俗和风土人情。

685年，义净离开那烂陀寺，在耽摩立底国登船，仍走原路到达室利佛逝，并在此停留4年，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与《南海寄归内法传》。689年，义净回到广州，然而其多年辛苦得来的佛颂佛经却仍留在室利佛逝。于是，在广州停留了3个月后，他再次返回室利佛逝。691年，义净在这里遇到了一位去印度取经回国的唐朝僧人大津，便托他将这两本著作及部分译经带回了大唐。

695年夏天，61岁的义净回到洛阳，带回梵文佛经400部、金刚座真容一铺以及佛舍利。武则天亲自出洛阳东门外恭迎义净，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盛况空前。随后义净在洛阳的大福先寺、长安的西明寺与大荐福寺潜心译经，直至圆寂。

义净在其所著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了唐初40余年间去往东南亚和印度游历求法的61位僧人（包括朝鲜、越南、日本等地的僧人），其中有30余人是由海路去往印度的。但无论从哪一条路去往印度，都是一次漫长、艰苦、危险的旅行。义净所经历的既有海上“长截洪溟，似山之涛横海；斜通巨壑，如云之浪滔”的惊心动魄，也有遍访佛寺时“以叶遮蔽，扶杖徐行”的孤独困苦。而不管是“创辟荒途”的法显，还是“中开王路”的玄奘，又或者是海上西游的义净，他们都殊途同归。

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在整个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印交通史上，唐初是交通最频繁、来往最密切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众多的海上交通亲历者与见证者中，义净无疑是最典型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