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红头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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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走了，走了几个月了。

母亲带走了许多东西。带走了人世间最纯净最深厚的爱，带走了那声“孩子……”的呼唤，带走了我喊“妈妈”的机会，甚至带走了整个世界。

也有没带走的东西，比如那方红头巾。

近来我眼前总是闪动着那方红头巾。

记忆中，从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母亲就扎着那方红头巾，它应该是母亲一辈子用得最久的纺织品。母亲也没有其他颜色其他式样的围巾，只这方红头巾。单纯的枣红色，无任何花纹。单纯的棉线织成的，无混纺的毛线。不厚，团起来能一把握在手里。正方形，周边带有早已结成缕的线穗。母亲对折成三角形，两只角在颏下一扎，一只角留在脑后，仅能遮住后颈。虽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家都穷，但也有人用厚墩墩的毛线头巾或毛绒绒的长围脖，但母亲没有。最初用它的时候，母亲还不到三十岁，而到我大学毕业离家的时候，母亲已见白发了。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它是母亲头上惟一的御寒用品。红头巾倒没有褪色，一直是红的。

那时候不比现在，东北的冬天格外冷，格外长，贪婪地吞并了两头的春秋两季。我家住的小山村孤零零地蜷缩在大村子的，别的地方还没怎么冷的时候它就好像瑟瑟发抖了。因此，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母亲都要扎这红头巾。春天用来挡风挡尘。荒凉的山坡上，母亲扎着红头巾一镐一镐刨地，一铲一铲施肥，一桶一桶担水，一株一株栽地瓜苗。秋天还是用来挡风挡尘。下霜下得白花花凉瓦瓦的园子里菜地里，母亲扎着红头巾一捆一捆割苞米，一锹一锹挖土豆，一个一个拔萝卜，一棵一棵砍白菜。一年四季母亲穿的衣服都很旧，一件灰不灰蓝不蓝花不花的外衣从春穿到秋，穿得和荒草坡、庄稼地几乎没什么分别。因此，母亲身上最显眼的就是那方红头巾。放学回来的山路上，远远看见院子里那方晃动的红头巾，就知道到家了；在家里肚子饿的时候，就趴在窗口或站在门前张望，望见那方红头巾由远而近，肚子就不咕咕叫了。可以说，红头巾意味着母亲，意味着家，意味着炊烟和温暖。

但印象最深和最刻骨铭心的，还是冬天里的红头巾。小时候，家里吃毛粮，即带壳带皮的高粱、谷子和玉米粒。当时农村连磨米机也没有，由各家自己磨自己碾。磨米的地方叫磨房，碾米的地方叫碾房。但我家所在的小山村因为只有五户人家，没有磨房，碾房有也不成样子。石碾子就在路旁，上面勉强支起个棚子，四周用苞米秸随便一围，里倒外斜。下雪时棚子的窟窿里呼呼涌雪，刮风时从苞米秸空隙处飕飕进风。母亲就一个人在那样的碾房碾谷子。她默默跟在蒙住眼睛的毛驴后面不停地用簸箕填谷子，再把碾去外壳的谷子（碾后叫小米）撮进笸箩。由于没有风车，母亲就用簸箕一上一下把米颠得高高的，让谷糠分飞出去――我们叫簸米。

簸米是最累人的活计。母亲很瘦，又老是咳嗽。簸米的时候，瘦削的双肩从单薄的棉衣下支起，两只胳膊吃力地端着簸箕，差不多每簸一次都有一声咳嗽同时响起。她头上的红头巾这时候就几乎看不出红色了，落了一层谷糠和灰尘。簸一次，咳一声，红头巾颤抖一下。有时候一连声咳嗽得太厉害了，母亲只好抱着簸箕伏在笸箩上，只见红头巾随着咳嗽声喘息声痉挛一般急剧地颤抖。那是最让上小学的我揪心的场景。母亲的苦难、乡下贫穷生活的苦难、人生的苦难就定格在了那里。很长时间里，我每到一个村子就一定找碾房，进碾房就找风车。结果我所见到的几乎每个碾房都有风车，单单我们村的没有。我做梦都想有一架风车――有了风车，母亲就不用簸米了，就可以少几声咳嗽，母亲的红头巾就可以少落一些谷糠少几次颤抖，场景就不会那么让我揪心。我可怜的母亲，母亲可怜的红头巾……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红头巾是什么时候呢？是的，是我大学毕业动身去广州那天。那天很冷很冷，滴水成冰。母亲和弟妹们把我送到火车站。母亲哭了，在我跨上车门时母亲泣不成声。火车开动后，我看见母亲瘦削的双肩上因抽泣而急剧颤抖的红头巾……

那以后，因为每次回家都在夏天，我再也没见到母亲的红头巾。而在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倏然见到了那方久违的红头巾，在我的心间，在我的心壁，在我的心底――母亲走时没能带走它，它留了下来。

发稿/邹抒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