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药产业的发展需要一次集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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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承认中药“药品地位”的国家大约有11个，亚洲之外，只有澳大利亚和南非

禽流感的爆发流行和病毒有可能传播给人的事实再次让人类面临潜在疫情。世界范围的紧张空气和疫情防范显示着不同国家面对疫情时的不同态度，但除了捕杀疫区禽类和必要的隔离消毒措施外，所有国家都如出一辙地在寻找甚至火线研发预防和治疗的药物。

目前世界范围内被证明对禽流感有效的药物只有瑞士罗氏公司的达菲，达菲的主要成分莽草酸来自于中国的一种调料――八角。尽管罗氏公司已经利用其他方法合成了莽草酸，但庞大的市场需求依然让达菲在供不应求的同时为罗氏带来了年销售逾10亿美元的业绩。

日本“中药”已领先于中国中药

世界天然药物市场每年有大约1000亿美元的交易额，中国的中药占交易额的3％左右，而这3％中，中药制成品的出口量每年都在一亿美元上下，这一亿美元的份额中，中药原料提取物的比例又在不断提高，所以说，中国出口的大多还是原料药。这样的一个格局清楚地揭示了中药在世界天然药物市场中所处的地位。

以达菲为例，如果把中国八角茴香的性味、归经讲清楚，说明它的功能主治是健脾、祛风，再说明白它的炮制方法和在处方中君臣佐使的位置，它就叫中药，而从中提取或合成出某种活性成分，在充分的药理、病理、毒理实验之后，制成适宜的剂型，用来预防和治疗某种疾病，完全就是西药。让全世界的人理解并接受阴阳五行、升降沉浮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告诉人们哪个成分有效相对直观简便得多，这也许是推广方面中药和西药的一个天生的差距。

目前世界上承认中药“药品地位”的国家大约有11个，九个在亚洲，亚洲之外，只有澳大利亚和南非。我们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药品被当作食品补充剂和保健品出售，既然是食品，理论上讲就会比药品的摄入量大很多，所以对重金属、微生物的要求就很严格，加之近些年来关木通、麻黄、朱砂等中药因为种种原因被一些国家禁止，国际濒危动植物保护条约又限制一些疗效独特的中药交易，在中国大量种植的木香也在限制交易之列，再加之中药自身的一些硬伤，比如农药残留和黄曲霉素，中药“副作用小，安全性高”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

当然，中药也在千方百计地提高自身的含金量，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强制执行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但紧接着，我们好像又陷入了发展方向的迷局。国家曾经大规模鼓励药材种植基地建设，但这个旨在控制庞杂混乱的中药原料药市场的规范，同样引来了质疑，中药是在野生条件下发展的，家种对疗效是否会有影响?人参是野生的好还是家养的好，从相差上百倍的价格就可以看出。

同样的质疑也出现在对剂型的发展上，日本中药的名称叫汉方药，他们认定的处方大多是中国东汉时期的处方，他们不使用提纯的方法，提取采用的多是混合水提，他们认为这样才仿照了传统中药煎药的传统工艺。可就是这样，现在公认的事实是，汉方药的现代化水平领先于中国中药。

而在中国，似乎没有多少人在为如何把自己的传统优势产业做大做强而处心积虑，面对日本、韩国已几乎垄断的市场，中国的精英们在网络上吵得昏天黑地的话题是：中医中药是否是伪科学?这样的理论环境对于产业发展绝对是不利的。提取某种原料制成浸膏粉末也许可以称之为中药西药化，这在欧洲的植物化工厂早已经不是难事，而要搞清楚安宫牛黄丸可以救人于弥留的原理并加以现代制剂水平的提高也许才是中药现代化。

传统产业创新成为沉重话题

中国5000年文明史能够延续，有着中医中药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历史上每一个名医的出现都伴随着一次理论的去伪存真，即便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后来也证明有糟粕需要摈弃，而现在中国中药产业的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一次集体创新。

这样的一次创新不但要求我们洞悉市场的需求，要求我们有强大的技术支持，更需要我们对医中药理论有一个更深入更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也许还要包含对于经济和环境的考虑，工业社会的环境对中医中药的要求和地广人稀、生态环境优良的农业社会有很大的区别，人与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要求我们对于中药产业发展的宏观思维必须回归到“天人合一”的中医哲学思维的精髓。而这样的哲学思维同样适用于我们更多的传统产业。

现在不光中医药面临这样的尴尬，我们的许多传统产业都仿佛越来越失去水分的老姑娘，看不到登上国际主流市场花轿的一天。我们的陶瓷，曾经是“best china from CHINA”中的主角，而现在，高档的陶瓷产品却出自韩国、南美，我们的景德镇也沦落成了国外超市的配送车间。传统产业如何从根本上崛起仿佛再次成为沉重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