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山大地震》的创伤记忆与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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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影《唐山大地震》通过一个极其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示了大灾大难之后母子两代人的创伤记忆，并更为细腻地描写了他们的精神创伤在历经艰辛曲折后终获疗愈的过程。影片表现的虽是个体记忆，但其指向却是民族集体记忆，因此，《唐山大地震》在某种意义上也势必成为构建我们民族记忆的文本之一。

［关键词］ 《唐山大地震》;创伤记忆;民族记忆

当悠扬空灵的超度亡灵的乐音响起，当镜头从坚硬石碑上那一排排的名字间滑过，当电影中的那位非电影人物宋守述老人喃喃自语“过两天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轻柔朴质的话语像纪念碑上的文字深深镌刻进我们的心。老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会常常来看望长眠于此的亲人，而对于我们这些没有亲历大地震，也从未到过唐山、汶川、玉树的人而言，从1976到2008乃至2010的当下，从唐山、汶川、玉树到我们安然生活的一隅，大多数人是通过《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第一次正视和思索着这些民族的巨大灾难。因此，《唐山大地震》中虽然只是表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家庭的悲欢离合，但是它在某种意义上势必成为建构我们民族记忆的文本之一。

在灾难频仍的今天，世界电影似乎特别青睐灾难片，描写大地震的近年备受瞩目的就有好莱坞大片《2012》，而小松佐京的小说《日本沉没》自1973年被拍成电影以来一直深受日本国民欢迎，2006年运用高新技术重新拍摄后，又取得超过70亿日元的票房。但这些电影不仅把灾难作为整部影片的叙述中心，而且总体上是建构在对未来的幻想上的，观众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往往只是意识到居安思危而鲜有更深层次的心灵冲击。《唐山大地震》却大不相同，首先唐山大地震是中国当代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之一，年代相去不过三十余年，加之近年地震频发的真实创痛也远未平复。其次尽管影片也真实地再现了1976年7月28日那场震惊世界的巨大灾难，但那仅仅是电影叙述的出发点，全片真正要讲述的却是：灾难给人们带来了种种难以弥合的创伤记忆，每一个人是怎样挣扎着一点一滴地疗愈这创伤、又是怎样顽强地生存下去的。确如片中所说：“房子可以重建，可心里的废墟却很难重建。”影片为我们讲述的正是这艰辛的心灵重建之路。

《唐山大地震》的第一个镜头是铺天盖地的蜻蜓飞掠唐山市区，此后，天地骤然色变，楼房轰塌，街道陡开，人们张皇失措，呼天抢地……23秒的天灾转瞬即逝，天灾之后的人生抉择残酷无比。母亲李元妮在23秒过后失去了所有，她眼睁睁看着刚刚还和自己亲热的丈夫，瞬间消失在房屋倒塌下的灰烬里，她的还在屋中甜甜睡着觉的一双儿女，刹那被一块水泥预制板压在了下面。预制板不可能同时拉起来，只能够撬动一端，压下另一端。作为母亲的她必须在两个孩子之间做出抉择：救出一个，放弃另一个。然而更为残酷的是，选择之后，母、子、女三人此后32年的人生轨迹，由于“选择”所背负的悔与罪、怨与恨，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转折。

李元妮无疑是无数唐山大地震中幸存的成年人的代表，她对赶来的婆母不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只有我一个人啥事没有。”从此她心灵背负的便是对逝者的负罪感，加上她在女儿与儿子之间的不同寻常的抉择，使她的负罪感可能比别的幸存者更加深重。但她没有选择自杀，并拒绝了那个电器修理工的求婚。她虽然痛彻心扉，但她并不孤寂。首先是因为她有方达，她要把方达养大成人，尽管也像所有唠叨的母亲一直心疼孩子，又为孩子的不听话而黯然神伤。

然而支撑她的还远远不只这些，她之所以拒绝了求婚，当然不是固守从一而终的礼教，也不是因为她的内疚，而是因为她懂得一个宁愿用生命去营救自己的男人，是最值得用一生去守护的；更是因为她要为已逝的丈夫和女儿守望一个完整的家，她不愿、也不想走出她心中的废墟，这废墟才是她坚强活下去的真正支撑。家里的显要位置供奉着丈夫、女儿的照片，供桌上的贡品一丝不苟，都是他们生前的最爱。每一年的祭扫，她都在焚烧小山般的纸钱，每一次都在絮语着自家的日常生活、新唐山的建设，就像他们只是出门在外而已，以至方达说：“妈，这也太}得慌了吧。”其实在影片结尾看见那位现实中的宋守述老人说“过两天我再来看你”，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唐山人的生活常态，他们从未忘记那些逝去的亲人。

李元妮同时也选择了坚守唐山。她甚至宁愿让婆婆带走自己的命根儿方达，也不愿意离开唐山。不论是人间天堂杭州，还是新建起来的公寓，都没有动摇李元妮住在唐山这个“家”里的决心。因为，在唐山这个“家”里，她在陪伴着自己的亲人，让他们的灵魂能够找到永久的安息之地，更为重要的是，她的灵魂也能得到些许的安宁。她与女儿重逢的时候说，绝不允许自己过上“花红柳绿”的日子，这同样也是一种坚守。知道“逝去”的女儿即将归来，却没有摘下墙上的照片，不是如方达所说老太太高兴糊涂啦，而是母亲通过照片和盆里新鲜的西红柿无声地告诉女儿：我从未忘记你。

对于李元妮而言，时间绝非“逝者如斯夫”的流逝，时间和岁月是一种记忆的堆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她在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的自我折磨中，在守望废墟中实现着自我心灵的救赎，实际上也正是这座建造在心尖上的废墟让她坚守了32年。或者说，她此刻一点也不脆弱，她的内心无比坚强。在这里，记忆显示出它的非凡能量，因为记忆不仅诠释着自己的过去，更是个人乃至群体赖以设计自我的出发点，更是人们立足当前、着眼未来的根本动力。

母亲李元妮在生死抉择之际喃喃低语：“救弟弟。”虽然是因为母亲看见了弟弟的身影，也听见了弟弟的痛苦，情急中说出“救弟弟”也是人之常情，但这在“被抛弃”的女儿方登幼小的心里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以至在她人生的每一个拐点这个声音都仿佛幽灵一般的冒了出来，影响着她的每一个人生抉择。如此一来，女儿方登的创伤记忆在地震幸存儿童中就很有代表性，而她的成长历程中创伤与疗愈、寻找自我存在之路也要比母亲艰辛和扭曲得多。

方登在地下真切地听到了母亲对自己的“判决”，承受了死亡的那一刻，她流下了绝望而孤寂的眼泪。人在遭逢突发事件之后，尤其是面对亲人的反常举动所作出的本能反应，往往不是把怨恨指向灾难或者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是把心理的怨怼等情绪直接指向了亲人，这种心理强烈地消解着亲情，极易使人与人之间陷入隔绝和冷漠的状态之中。因此当方登从父亲的尸体旁爬起来的时候，没有去寻找自己的母亲，而是在阴雨中顺着人流开始了她的另一种人生。

方登被军人夫妇王德清、董桂兰收养，她也由影片开始的那个活泼爱说话的小女孩变得阴郁执拗、沉默寡言。用一句“我记不起来啦”搪塞所有的询问，用沉默来应对新的人生，方登就此悬置了自己的记忆，将痛苦的记忆强行压抑到意识的深层，这是对于精神创伤的一种退行方式。然而创伤记忆并没有就此消失，它用噩梦和头痛来时时提示它的存在。方登长大后考上了医科大学，固然有养母的影响，恐怕动因更来源于她的内心隐秘。在医科大学她认识了一位男友，我们大可谴责那位男友的不道德，等等，但如果我们细细品味，怀孕、退学乃至远走天涯，对于方登而言，并非出于被迫，而完全是她的自主选择。作为医学院的学生，避孕应该是一种常识，而方登选择了怀孕，而且对男友强调自己是唐山人，经历了生死大考验的唐山人自然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对生命的体悟和关爱，她要保住孩子。其实，她下意识地在内心深处和自己的母亲叫板：你没能保护自己的孩子，而我在这种艰难的抉择中却能！最终她选择远走加拿大，其动机还是来自内心的怨怼。正如母亲在重逢之际所说：“她躲我那么远哪。”

方登什么时候能从沉默的深海底浮上水面呢？在这里家庭温情、人的慈悲与爱怜逐渐显示了巨大的功能。在养父母的体贴中，我们看到小方登在灾后第一次浮现了笑容，说出第一句话：“我叫王登。”名字的保留也为方登的内心留下了一块柔软的芳草地，为她日后的心灵救赎开启了缝隙。远走加拿大，邂逅异国之恋的温情令她有勇气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尤其是在她真的为人母后，向自己的母亲复仇的心态也有所消减。她回到养父身边，面对老人“我天天惦记着你”的嘶喊，面对着老父的悲喜交加，她的心灵再次被震动，终于说出了自己隐藏多年的秘密，养父停了半晌，一字一顿地说：“可亲人还是亲人哪。”

32年后的汶川地震令她再次亲历了灾难式的创伤，也真正触动了她踏上正视自我的归途。32年前她是被救助者，32年后她是救助者，她亲眼目睹了那位母亲的艰难选择，亲眼目睹了母亲们在生与死之间为孩子们所作的决定，她终于体味到了仇恨之外的痛。

当母亲跪在了她面前百感交集地说：“我，给你道个歉吧！”方登并没有立即去搀扶跪在面前的母亲，她心中还没有最终解开怨恨的羁绊，但实际上当她踏上归途就已说明她开始体谅母亲。直到方登与母亲在墓地抱头痛哭，方登才意识到这32年间母亲所经受的巨大精神痛苦与情感的折磨，在爆发的一连串的“对不起”中她真正原谅了母亲，解开了自己的心结，也实现了自我精神创伤的疗愈。

我们在历史文献上，常常看到如此记载：唐山大地震，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发生于中国唐山的里氏78级大地震，造成242 769人死亡。242 769是个极其枯燥抽象的数字，其实在每一个唐山人心中都如电影中的李元妮一家、现实生活中的宋守述老人一样有着关于自己亲人的鲜活记忆，每一个数字、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在《唐山大地震》里，冯小刚就是在为这些活着的、逝去的普通人书写历史，在这种书写中，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就成为民族历史的一个部分，电影让原本静态的社会记忆（档案文献）转化为了动态的社会记忆（被阅读和被谈论）。也就是说电影演示的虽然是个体记忆，但指向的却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共同建构了当代中国的民族记忆，同时也涉及灾难记忆与当代中国人的自我身份建构等问题。用伽达默尔的话说：“我们不仅本身就是这种环环相扣的长链中的一环，而且我们每时每刻都可能从这种源自过去，迎面走来并传承给我们的东西中理解自己。”①因此在历史与回忆的关系中，美国学者詹姆斯.E.杨主张将回忆重新纳入历史叙述，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进而指出：“尽管回忆能力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它却依然是让人成其为人的东西。若是没有回忆能力，我们就不能构建自我，而且也无法作为个人与他人进行沟通。回忆固然并非总真实，我们却不得不认为我们的回忆是真实的，因为它们是我们赖以汲取经验和建立关系，尤其是赖以绘制自我认同图像的材料。”②

我们的民族前行于鲜血淋漓中，如果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在时间的包裹之下，或许真的如鲁迅先生所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③因此，尽管很多影评人指出电影中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尽管制片方夸口票房要拿多少亿、23秒特技烧掉多少钱，这些相对于影片要传承的东西多少都有些反讽的意味，但我们仍要说，在这样一场天灾人祸频发，然而我们民族的自我反思能力亟待改进和提升的年代，《唐山大地震》的创作难能可贵。

注释：

①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补充与索引》（修订译本），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70页。

② ［德］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季斌、王立君、白锡乙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

③ 鲁迅：《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3•华盖集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

［作者简介］ 刘研（1970― ），女，辽宁葫芦岛人，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