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孝道,道德与伦理下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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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全国道德模范颁奖典礼，孝老爱亲模范向来是晚会的高潮。获奖者一个个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台上台下赚足了眼泪。

孝是中国人情感中最脆弱的部分。如果说某个人不孝，他必定会大发雷霆，倘若夸奖某个人是大孝子，他竞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孝的力量来源于至真的亲情。《说文解字》对“孝”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作为古代道德的根本，是毋庸置疑的。在家庭中，孝是长幼有序的伦理关系，对社会而言，是融进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对中国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孝的本意是对祖先的崇敬，后来转变为对长辈的孝敬。在儒家思想中，孔子将孝道文化加以集中提炼，赋予了孝自然亲情和人格平等的内涵，孝文化得以传扬。借助儒家学说的正统化，孝实现了个人情感和社会道德的高度一致，以孝治家、以孝治国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家庭道德和国家规范。

汉代对孝格外推崇，提倡“以孝治天下”，孝开始走上政治舞台。特别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孝道由家庭伦理扩展为社会伦理，孝与忠相辅相成，成为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核心，“以孝治天下”也成为贯彻两千年帝制社会的治国纲领。为了表明对孝的尊崇，汉代皇帝多以“孝”为谥号。自西汉惠帝至东汉顺帝，全国性对孝悌褒奖、赐爵达32次。对于著名的孝子，皇帝更加重视，把其作为弘扬孝道的榜样，精心扶植。东汉初年，临淄人江革以孝母闻名乡里，光武帝赐其“巨孝”称号，赐谷千斛。

从汉至清，孝治之风伴随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形成了牢固的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和心理情感。

对于中国的孝道，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中国的执政者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形式，激励人们孝敬父母，使人恪守孝道，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维护了国家的太平。

当然，孟德斯鸠看到的是孝对于维护统治的作用。传统的孝道在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工具时，它过于强调服从，过于强调对在上的君父尊长尽忠尽孝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都不可否认其更多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基本社会道德。

与社会道德而言，家庭伦理则是孝最基本的内涵。先秦儒学有关孝的思想中，以血缘亲情为孝的基础内容。孔子有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对父母的关心出于真情流露，才有可能对父母和颜悦色。可见，孔子讲孝以敬为要，这种诉诸亲情表达和维系家庭和谐的“孝”，是孝道得以千年传承的主要原因。

在农耕社会中，家庭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家长掌握着家庭的经济大权，所有家庭成员都要在家长的领导下从事经济活动。这就要求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服从家长的领导。这就是产生“孝”观念的根本原因。在此种观念下，家庭成员之间，只有长幼区别，只有“孝悌”观念，而没有相互尊重的观念。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于孔子的这个言论，向来有不同的见解。综观孔子的各种言行，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以家庭事业有持续性为首要标准，可见儒家学说赋予了孝道发展性的内涵。随着生产水平的进步，孝不再主要是维持经济的伦理规范，而是逐渐转化为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缘关系的情感关系。作为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优良传统，孝强调幼敬长、下尊上，要求晚辈尊敬老人，子女孝敬父母，爱护、照顾、赡养老人，使老人们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这种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封建制度的消亡让孝的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依附于统治工具的功能消失了，封建家长制下的愚孝也不复存在，孝只剩下了家庭之间的亲情关系。在新的社会劳动关系下，家庭成员之间，包括父子、夫妻、兄弟之间，那种等级制的孝悌关系也逐渐衰微，代之以相互尊重的关系。

今天，孝又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在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旧的道德规范中与当今社会不相适应的内容正在碰撞、磨合中实现新陈代谢，重塑与重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道德体系和体现时代精神的孝道文化，是每一个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