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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山水绘画审美形态之“卧游”形态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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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自然山水作为一种审美形态,是文人雅士创作的一大灵感来源。山水被赋予了联系感情、愉悦心智的重要价值,山水审美活动也作为主要的审美实践受到重视。明末清初士人在山水审美上较前人更加热烈,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内在的游踪记录、景物描绘、抒感等,均比前人有更出色的表现。因此明末清初的游历活动空前的繁荣,游历方式也更为多样。

一个完整的游历活动,可透过结构分析的方式,依其主体、媒介、方法、时间距离、目的、功能等加以分类,从而解读其文化意义。明末清初山水审美活动空前鼎盛,因此,在山水审美活动中举目可见包罗万象的游历活动。归纳当时山水审美活动中的游历形态,笔者认为可按照遨游、卧游、郊游、园游四种形态划分,更能真实呈现客观事实与文化特征。四种游历形态中,郊游与园游为雅俗共赏的游历形态,学界已有诸多相关论述,相比较下,遨游与卧游更带有隐逸色彩,以文人士大夫与山人隐士居多。如果说遨游形态是对客观世界的外化,那么卧游则是向心灵时间的内化,是游历原本所具有的两个方面。本文以卧游形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刻剖析,希望能够发掘其中更深层的文化意义。

“卧游”一词由来已久,所谓“卧游”,顾名思义,即高卧席上,凭借种种可供审美的文化载体进行精神上的游历。南朝时期,山水诗与山水画成为主宰,宗炳因自觉“老疾俱至”,无法再遍游名山,故将昔日游历所见的景观绘成图画,闲暇时枕卧床笫,以图为藉,闭目冥想,神游八方,获得山水审美的。①自此,凭借艺术媒介进行精神游历的“卧游”方法,日后成为士人游历活动中一种便捷的形态,人们将在家里欣赏山水画称为“卧游”。

晚明卧游形态的流行,以诗文、绘画等作为文化载体,如陈继儒著有《卧游清福编序》,俞瞻白著有《五岳卧游》,李流芳绘有《西湖卧游图》《江南卧游册》,王铎绘有《家山卧游图》《西山卧游图》,沈周绘有《卧游图》,程正揆作有《江山卧游图》500余卷。卧游的实践是依赖于心灵的想象,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因此在游历媒介上,凡是能让游历主体引发对山水审美想象的载体,均可作为卧游的媒介。

在绘画方面,明代山水画派别林立,浙派、吴派、华亭派、嘉定派相互辉映,琳琅满目的山水画提供给卧游者丰富的媒介,因此晚明士人以山水画卧游的现象屡见不鲜。自从宗炳以山水画卧游传为佳话后,山水画与卧游的关系密不可分,卧游成为山水画的一种鉴赏方式,也成为了山水画创造的一种动机,故有山水画以“卧游图”题名。山水画以线条与色彩为表现形式,其形式功能的特征在于能具体而直接呈现景物,透过线条的构图与色彩的浓淡、枯润、虚实等充分表现山水的形态与神韵。

晚明一些画坛颇负盛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文坛作家,如吴派的文震亨,华亭派的董其昌、陈继儒,嘉定派的李流芳、程嘉燧等。在诗文与绘画的素养下,晚明人士不仅常在小品中以绘画比喻山水之美,也常在卧游中以绘画领略山水之美,如董其昌便以《草堂》《辋川》等画作卧游,获得山水画审美之趣:

余林居二纪,不能买山乞湖,幸有《草堂》、《辋川》诸粉本,著置几案,日夕游于枕烟廷、涤烦矶、竹里馆、茱萸沜中。盖公之园可画,而余家之画可园,大忘人世之家具,略相垺矣。独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忘我,是为异耳。②

借由观画董其昌走入画中山水,遍览枕烟廷、涤烦矶、竹里馆、茱萸沜等地之美景。李流芳画艺精湛,交友广泛,故受托于人,将新安山水绘成图画,作为卧游的凭借:

甲寅九月,扫墓新安,过吴门,别季弟,无垢于寓舍,持素册授予曰:“遇新安山水佳处,当作数笔,归以相示,可当卧游。”颔之而别,自禹航从陆至丰干,一路溪山红树,掩映曲折,或旷或奥,皆在画中行。归自屯溪,沿溪而下,清流见底,奇峰怪石,参错溪中,两岩束之,上限云日,所谓舟行若穷,忽又无际者。昔人称新安江之胜,今始见之……

此文透露的审美认知在于揭示“观山水”与“观画”融为一体。当李流芳行走于新安山水间,一路溪山红树掩映曲折,令人目不暇接,犹如置身画中,在这里“观山水”犹如“观画”;当其打道回府,将绘画供人卧游,惯见满幅溪山红树掩映曲折,犹如亲临新安山水,这里“观画”如“观山水”。

卧游形态在游踪上的特征可以分为客观世界的时空与环境,以及心灵世界的时空与环境两个方面。由于卧游的游历主体足不出户,全凭想象来完成游历,因此,从客观世界的时空环境来说,并无实质的游踪。不过,由于游历主体的能动性可随着主观意识而超越现实条件的限制,因此从心灵时间的时空环境来看,其游踪天南海北,无所不至。

从游历主体内心的心理活动上选择卧游形态的动机,可以归纳成三类:

一、因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卧游。如身体老病、气候变换、社会动荡、战火阻隔等非主观意志能操控的因素。明末清初社会的动荡使许多文人雅士不得已放弃实际的遨游,退而选择卧游作为抒感的方式。

二、因酝酿的需要而卧游。在实际的游历活动中,别人山水审美的经验可让游历主体对某一景点有更充分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强烈的向往,许多明末清初人士借由山水画、山水游记或山水诗酝酿游兴。

三、因欲望的牵制而卧游。此类动机与宗炳的“老病俱至”的原始卧游形态相去甚远。出于游历主体对人生的情感、功利、生死等的执著,不愿因为游历而失去既有的生活。功利的因素如明末清初画家程正揆官至工部侍郎,其生平做《江山卧游图》500余卷,在《江山卧游图》其七的跋语中将绘画动因做了很好的解释:

居长安者有三苦,无山水可玩,无书画可购,无收藏家可借,予因欲作《江山卧游图》百卷布施行世,以救马上诸君之苦。

由此可知,在仕宦生涯的羁绊下,其遨游之志埋没于功名,于是长期卧游。因人生的欲望的牵绊而产生卧游动机带有感官、情感、功利、生死等层面,以此游历主体在心灵运行中有明显的世俗价值取向。明末清初士人怀抱各种动机,借诗文、绘画等艺术媒介进行卧游,在游历形态上确立了一种时代特色。

注释:

①宋书·宗炳传//四库全书[M].258册,卷93,589页.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结宇衡山,欲怀尚平之志.有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图之于室。

②容台集·文集·兔柴记 [M].卷四,488页.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