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蒋臣建议行钞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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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原来流通纸币大明宝钞，发行后很快就贬值。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纸币的流通范围越来越狭小，至明末只是象征性地存在。天启时给事中惠世扬曾奏请行钞，崇祯八年（1635）给事中何楷再次提出，都未被采纳。到崇祯末年，又有蒋臣以此为敲门砖，因而演出了一场闹剧。
蒋臣是安徽桐城秀才，崇祯十六年六月被保举到京师选官。许多朝臣认为他有用世才，户部尚书倪元璐特地登门拜访，谈得很投机。蒋臣提出了行钞建议，倪元璐荐他为户部司务，又升为户部主事，思宗曾召见于中左门。关于蒋臣的行钞建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八说：“崇祯十六年……桐城生员蒋臣言钞法可行，且云：岁造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①“一金”为银一两，“金三千万两”即银3000万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蒋臣奏行钞法》记蒋臣言钞法说：“经费之条，银、钱、钞三分用之，纳银卖（买）钞者，以九钱七分为一金。民间不用，以违法论。不出五年，天下之金钱尽归内帑矣。”两条史料记述的角度不同，但都说明了行钞的根本目的在于搜括民间的藏银。明朝当时已危如累卵，军费开支庞大，财政极度困难。这一建议自然能打动思宗的心，当即下令内阁和户部讨论行钞事宜。
内阁对行钞持反对态度。九月十五日（10月27日）阁臣《议钞揭帖》说：“蒋臣持论虽坚，臣等实未见其必然之效。倘万不得已，或且试之京师，于凡百官俸廪，军匠月粮，以钞兼行，俾民间有钞可用。而一切赋税、课程、赃罚，纳钞悉与收受，俾知有用钞之利。俟上下通行，耳目相习，而后推之天下，或亦变通宜民之一道乎！”②揭帖还提出约请户部臣和蒋臣到内阁详细商榷，然后由户部自行回奏。当时的内阁成员中，对钞法提出反对意见的主要是大学士蒋德Z。蒋德Z是福建晋江人，天启二年（1622）进士，“性鲠直”，③常对思宗进谏，因此这揭帖也应该出自他之手。
户部则赞成行钞。他们提出了行钞有十便十妙之说：“一、造之之费省；一、行之之途广；一、赍之也轻；一、藏之也简；一、无成色之好丑；一、无称兑之轻重；一、革银匠之奸偷；一、杜盗贼之窥伺；一、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可铸军器；一、银不用而用钞，其银可入内帑。”④专管钱钞的户部侍郎王鳌永对行钞尤为积极，认为钞必可行，以钞收银，“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⑤
十月十七日（11月27日），户部以蒋臣的行钞条陈（已佚）为基础，议定了行钞办法八条。《崇祯长编》卷一有此条奏，但缺五、六两条，其余六条的要点为：
一、速颁榜文。蒋臣提出于十七年三月制钞，秋冬之间推行。今年颁发榜文，布告中外，每年约行钞5000万贯，免赋500万贯。四年后取消新饷和练饷，第五年减夏秋两税。“此令一下，民欣感泣下，不忧钞法之不行矣。”
二、详算界法。蒋臣认为纸币的发行数量要与“民间白金之数，稍稍相准，过此则不能行矣”。如每年行钞5000万贯，五年为2.5亿贯，此时民间藏银约已尽出，以后就不能再增发了。故以五年为界，界满以旧易新。在遇水早军兴时，则“增造数百万以补益之”。
三、制造宜工。为防止伪造，钱钞必须精好。蒋臣提出由内府或户部制造，户部则主张由“内府制造，民间无从模仿”。“大明宝钞”印文亦由内府印出，“宝钞提举印”或改为户部左右堂督理之印。“纸墨工本印色诸费，至五厘一张，则无不精巧矣。”
四、倒换宜信。课程赃罚，一切用钞，以防止“上用而下不用”，致钞法不行。蒋臣提出宜如洪武十三年（1380）例，在京在外各置行用库，便民倒换。“不论商民人等，换于官库者，每钞一贯止纳银九钱七分，而通用行使，输纳完官，准作一两实收；倒换铜钱，准作一千文，则争趋如鹜矣。”这办法每年发行5000万贯钞要损失150万贯，户部以此问蒋臣，蒋臣说还有减赋500万，制钞成本25万，共少收675万，“皆朝廷之施于民者”，内府可得4300万，还是合算的。
七、早开铸局。十三省布政司皆令开局鼓铸，铸造费用大省10万，中省8万，小省6万。“费银一两，铸钱一贯。惟务精好，不取铸息。”钞可随时兑钱，不许短少。户部和各钞关、各边饷司亦用铸本一二万，开局鼓铸，铸本可由不铸钱的地方负担。
八、设官宜重。负责钞法的户部左右侍郎宜兼都察院衔，以便通过抚按监督地方有司认真执行钞法。
思宗看了户部的办法后，对于“颁榜文，工制造，开铸局，信倒换，俱如议”。但将界期改为四年，并有其他的改动。他还说：“钱钞兼行，原属祖制，宜万世永遵。因未画界期，致年久昏烂。今率由旧章，务期裕国足民，上下通行。敢有阻坏、假造等弊，照律重惩。”纸币分界期原是两宋和金朝的成法，金朝和南宋先后予以废除。纸币的失败与是否分界无关，思宗以为大明宝钞的失败就在于“未画界期”，企图以分界发行来挽救纸币，完全找错了方向。
于是，思宗下令设内宝钞局，日夜督造宝钞，募商发卖。“京商骚然，绸缎各铺皆卷箧而去。”⑥蒋德Z说：“百姓虽愚，谁肯以一金买一纸？”⑦思宗病急乱投医，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造钞的原料需用桑穰（桑树内皮）、桦树皮和废纸等。内宝钞局提出造钞需要桑穰200万斤，要派内监到北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浙江等省采买。其中向杭、嘉、湖三府采买桑穰的价银2万两，户部提出以北新关的关税银抵充。内阁表示反对，拟旨说：“采取扰累，且关税例当解京，不准留。”⑧思宗大为不满，命令内阁重拟。桦树皮产于辽东，思宗命工部召商人去辽东采买。有商人提出支银100万两，思宗命工部支银，工部上告说库空如洗，无银可支。⑨至于废纸，则用历年积存的考卷、公文等，思宗命礼部“俱搜括送司，以充造作。其在京在外各衙门，废籍故纸，着该部一并搜取解司，不得违误”。⑩
造钞还要人工，由五城御史加紧召募。五城御史上奏说，钞匠现有500人，尚缺2500人，准备在畿内八府州县多方勾解。内阁拟旨“不许”，思宗亦命令内阁重拟。
蒋德Z坚持不另拟旨，并于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1644年3月5日）上奏说：
“惟是造钞一事，原系祖制，当此三空四尽之时，而能化纸穰为金钱，且岁得数千万之入，其利甚大。果如所言，即一时劳费，亦不足惜。而近来中外攒眉，动称窒碍，细酌情势，颇费经营。如造钞必须工匠，而匠则多未学习。计正匠一千名，每（名）月米一石，银三两；雇工一千五百名，每名月银三两三钱。计每月费米千石，银七千九百五十两，措处甚艰……闻内宝钞司原有钞匠五百，似宜照旧造使，俟推行有绪，以渐议之。至桑穰一事，则犹有可商者……今自贼寇残破之后，畿内及山东、河南几无桑矣。杭、嘉、湖三府虽宜桑地，而水旱时告，赋敛繁兴，农桑之家，愁苦尤甚。骤责以杀穰四十万斤，恐尽括之，亦不能够，而其害将有不胜言者。至于作房工料之费，及民情惶惑之状，臣尚未敢尽陈。诚恐害多利少，异日得不偿失，以为宵旰忧，则臣之罪更大矣。”(11)
又有给事中马嘉植，御史白抱一等也上疏力争。白抱一提出当时钞法的五不可行，其中第五不可行是：“今南北俱大寇盘踞，则行钞地方亦似无几。钞既不能遍及，利息似亦觉少。当此库藏匮竭之际，先费二三十万金钱造此不能通行之钞，未收难必之利，先费见在之金，何若留此金钱济目前急需之为得计乎？”(12)
国家纸币的流通必须以政权稳定为前提条件，当时根本不具备这一条件。明眼人一望可知，而思宗却当局者迷，真如把发行纸币当作了一根救命稻草。崇祯十七年二月初八日（1644年3月16日），思宗终于认识到事已不可为，宣布“停钞法”，(13) 这时距李自成攻克北京，思宗吊死煤山的日子只有40天了。
最后说一下二蒋的结局。蒋德Z的屡次提出不同意见，终于激怒了思宗，在三月初二日（4月8日）被罢官。李自成进京时他已移居外城，故能平安离去。次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蒋德Z曾为官，再下一年以足疾辞官，同年病逝于家。蒋臣则乘乱削发逃走，(14)下落不明。
注释：
①《明史》卷二五一《蒋德Z传》有类似记载，但时间误为崇祯十七年，记蒋臣的身份为“户部主事”。
②⑤⑥⑧(11)(1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八。
③《明史》卷二五一《蒋德Z传》。
④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捣钱造钞》。原文说是“省中条议”。但从史料看，内阁不赞成行钞，则十妙十便之说应由户部提出。
⑦《明史》卷二五一《蒋德Z传》。又见《春明梦余录》卷三八，但只说是“内阁言”，文字有小异。
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九《捣钱造钞》。
⑩《崇祯长编》卷一。
(13)《明怀宗实录》卷一七。
(1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二《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