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纳尔逊美术馆藏“民国仿宋”磁州窑龙纹瓶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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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鉴定界常将某些送鉴陶瓷作品中，一时难以找到相应标准器参照的，而又可确定不是新仿的不好鉴判的陶瓷器归入“清末民国”、“民国仿品”等。陶瓷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是断代，如果在此环节中出现谬误，就偏离了陶瓷史发展进程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所得结论自然不可靠。

冯先铭是我们敬佩的古陶瓷研究领域前辈学者，虽离开人世，却留下了很多宝贵的学术著作，供后人学习、缅怀。笔者从踏上陶瓷研究之路始，冯先铭的文章书籍都是必读的学习工具，从不怀疑。随着知识的积累，有了独立的思考，认为先贤前辈们在资讯不算发达的当时，能有如此高深的见解，更是敬仰。正是因为他们所处时代、环境等，所见并不如今天丰富，小的失误在所难免。如：当时不见建窑“鹧鸪斑”，推测《清异录》“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的记载有误[1]等；在鉴定中，冯先铭《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认为：“日本收藏一件，内书‘寿山福海’四字，彩未脱落，纹饰布局完整。另一件建窑黑釉碗，内以金彩画亭台楼阁，左右画树，口部一周书七言诗四句，为民国时加彩。”[2]误把金彩文字天目定为建窑产品，错将金彩文字武夷山图天目定为民国加彩赝品等。目前除笔者有文[3]指出外，无人怀疑。以至胡雁溪在论述“金彩”时，还特别强调“此碗后经冯先铭先生鉴定为民国时加彩”等[4]，亦对此论深信不疑。但文中所附数件宋代“建窑系”黑釉金彩碗部分有问题，如“福寿康宁”碗，虽黑白图，还有底足面图片（跳刀纹与足底收刀痕为故作，这种圈足建窑及吉州都不见），再对照《宝藏》2005年3期35页的该碗彩色图片，可确信是一件新仿品[5]。

冯先铭、冯小琦《仿古瓷出现的历史条件与种类》、《磁州窑瓷器与历代仿品》[6]中刊有一件著名的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美术馆藏白地黑花龙纹瓶（图1），被定为民国仿品，并被奉为圭臬[7]。文曰：“从该瓶造型上看，磁州窑虽烧过此类器型，但此瓶颈部过长，足外撇过大。从纹饰上看，主题绘龙纹，而宋代磁州窑属民间瓷窑，龙纹极少见。有代表性的一件龙纹瓶现藏于日本白鹤美术馆，龙纹刻划极为生动，三爪有力，而此龙形象呆板，而且违背了宋代仅画三爪龙的规律。瓶身下部刻‘花瓶刘家造’五字铭文。‘花瓶’一词在宋代还未出现，明人张谦德的《瓶花谱》中才有‘古无花瓶’之说，‘花瓶’一词才出现，那么在宋代器物上出现明人用的词汇是矛盾的。‘刘家造’是伪作者参考磁州窑‘张家造’瓷枕作坊标它记加以伪造，以使人上当。而且此瓶釉面的开片不是土浸所致，而是有意用硫酸烧的，是新瓷作旧的常用方法之一。”判定此器的依据为：磁州窑龙纹极少见、龙纹呆板并违背了宋代仅画三爪龙的规律、“花瓶”一词在宋代还未出现、“刘家造”为伪款（时不见“刘家造”）、釉面的开片是用硫酸烧的等。

笔者过去对此也是从不怀疑的，自从见到磁州窑发掘出土的五爪龙纹大盆[8]后，对其文中所说有了疑惑，联想本人所见多件宋代谷仓上的四、五爪龙，以及外销瓷、绥中三道岗沉船、新安海底沉船等瓷器中的龙纹看，认为宋元对龙纹、龙爪并没有太多限制，限制五爪龙应是元至正之事，《元史•顺帝纪》：至元二年（1336年）“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S等服。”[9]只是对服饰而言，真正限制五爪龙应是明清之事。而且清代的关帝庙中，所见壁画上的“双龙戏珠”、“火龙戏珠”却为五爪龙[10]。范冬青也认为：宋元阶段，龙爪有三、四、五趾不等，以三趾、四趾为多见，且对龙纹装饰的应用并无限制[11]。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的一个民窑体系，也是著名的民间瓷窑，窑址在今河北邯郸磁县的观台镇与彭城镇一带，磁县宋代属磁州，故名。磁州窑创烧于北宋中期，并达到鼎盛，南宋、辽金元、明清仍有延续。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磁州窑的器型和纹饰为民间所喜闻乐见（图2-7）[12]，影响范围较广，发展迅速。北方各地纷纷仿制，中心窑场以邯郸市的观台镇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主要分布在河南鹤壁集窑，修武当阳峪窑，禹县的扒村窑，登封曲河窑，山西介休窑，霍县窑，山东淄博窑，江西吉安吉州窑，福建泉州，四川广元等，都大量烧造与磁州窑风格相近似的瓷器。

磁州窑龙纹也不算太少，除龙纹长颈瓶、大盆（图8）[13]外，还有梅瓶、扁壶、玉壶春瓶、罐（图9）[14]等。观此龙纹瓶，龙纹决不亚于日本白鹤美术馆的三瓜龙纹梅瓶（图10）[15]，看不到板呆与不自然之处。

“花瓶”一词是否明代才出现？冯氏引明人张谦德《瓶花谱》“古无花瓶”有误。原文为“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矣。”[16]元未明初人瞿佑（一作“v”）（1341～1427年）有《花瓶》诗[17]；宋人陈与义有《瓶中梅》诗[18]；南宋《清波杂志》有“见蟠脚及花瓶” [19]；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有“香案、花瓶、麻炉、香烛”、“虽小家无花瓶者，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 [20]；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有“碗、碟、杯、瓯、花瓶、汤盏”[21]等。1954年在安徽萧县白土镇征集到白釉瓶一件，瓶身刻有“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花瓶壹对，供养本镇南寺慈氏菩萨”，高圈足上刻“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铭文[22]。从实物看，金皇统元年（1141年）前“花瓶”一词已较普遍使用。证明花瓶一词在宋代是常用之词，且窑户自铭“花瓶”的例子可证“花瓶”在各窑是常规用语。元泰定四年（1327年）尤泉窑青釉牡丹纹瓶有“括仓剑川流山万安社，居奉三宝弟子张进成烧造大花瓶壹双，舍入觉林院大法堂佛前永允供养，祈保平安，家门吉庆者。泰定四年丁卯岁仲秋吉日谨题。”[23]著名的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青花云龙象耳瓶上有“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明弘治九年（1496年）青花转枝莲龙耳瓶上有“信士弟子程彪喜舍香炉花瓶三件共一付” [24]等。花瓶实例更多见，河北张家口宣化下八里村辽天庆六年（1116年）墓中壁画上绘有18个花瓶，每瓶置花一束，有牡丹、、莲花等[25]；下八里村辽天庆七年（1116年）墓中壁画上绘有白色盘口花瓶，瓶中有红花一枝[26]等。

“刘家造”在已发现的磁州窑瓷器中也较常见，还有“李家造”、“马家造”、“常家造”“王家造”（图11）等十余种[27]。

该龙纹瓶的釉面开片决非硫酸所为，硫酸只能腐蚀釉表而决不会使釉面开片。与该龙纹瓶相同的开片纹有磁县南关石桥东南出土的白地黑花鹰兔纹枕[28]、峰峰矿区出土的白地黑花人物枕[29]及绥中三道岗沉船出土的龙凤纹罐（图12）[30]等。

最重要的是，目前这种龙纹瓶的标本（图13）[31]已见出土，与之造型、纹饰相同。因此，将该龙纹瓶定为“民国仿宋磁州窑白地黑花龙纹瓶”的证据明显不足。

传世磁州窑类型作品中确有一些清未民国仿品，如张家口博物馆所藏，定为宋代的“白釉黑彩牡丹纹梅瓶”[32]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所藏“嘉泰三年”（1203年）款白地黑花瓶（图14）[33]等就是这一时期所仿，这类瓶造型、纹饰与磁州窑类型梅瓶相异，显现出一种小心拘谨的形态。

冯先铭等前辈学者为我国古陶瓷研究、鉴赏所作的努力及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毕竟由于受当时考古资料的局限，某些观点虽未完全成熟，却为后来者指明了研究目标。受其影响，很多人仍将美国堪萨斯州纳尔逊美术馆藏白地黑花龙纹瓶当成“民国仿品”，有关磁州窑书籍中不敢收录该器。故撰此小文讨论，不足之处，敬希各方家教正是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