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悲凉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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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后”中，甫跃辉是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乡村记忆、上海都市经验并且受过严谨写作训练的作家。童年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他在回望故乡时，能够深入肌理、由内而外地打量它在时代变迁中的颓败与损毁。同时，这内心的“风景”又不期然地被“装置”进了他对于都市生活的书写中。在他那里，城/乡的二元对立体现为那些来自于乡村、企望进入城市的主人公在爱情、身体、物质等层面上的博弈与挣扎，如饶翔所说，这是“一群生命欲望在都市丛林中得不到伸张，反过来又被欲望所伤的‘卢瑟’（loser失败者）”。

《乱雪》是写乡村的。在“50后”、“60后”那里，乡村通常作为生存本体以及时代生活的载体而展现出其稳态、强大、庞杂郁勃的深层结构和强大的自我修复功能。“70后”这一代人经历了“到远方去”读书、工作、定居的过程，乡村多是作为“亲情血缘”的存留地而获得了情感维系的合理性，纯净想象或漠然隔离是他们书写的基本姿态。而对于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80后”来说，现代化进程的伦理之维使乡村遭到破坏，这使他们的笔触一开始就带上了审视、质疑和悲凉的色彩。

《乱雪》描写的是关于亲情和父子关系的故事。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礼治秩序、长老政治、血缘大于地缘等是基本的伦理和原则。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这千年不变、只需不断重复而毋需变化即可维持的“世代的黏着”性遭到了破坏和弃掷。《乱雪》中的老父亲一生辛苦，以上大学的儿子为傲，可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断地榨取着他的血汗。在他帮儿子找到工作后，这笔经济帐还没完没了，买房、娶妻、买车……压迫得他喘不过气。乡村与城市、父与子之间唯一保持联系的只有“钱”。与其说“钱”是来自于儿女的需求，不如说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不断侵入、蚕食、摧毁乡村的“巨兽”式的力量所致。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和情感记忆里，“乡村”、“土地”更多地是作为祖先的象征而存在。即便是在当下，当“流动”和“无根”成为人们的常态时，“故乡”依然不断地为他们提供着“根”的慰藉，使其能够在城市奔忙中葆有心灵的庇护。正是在这一点上，《乱雪》中的父子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在父亲看来，家门口的“松林”不仅仅是一片土地，更由于埋葬着祖先的骨骸以及他为自己和妻子预留的坟地而成为家族精神所在。在南方枯瘦的纷飞雪片中，老父亲来到松林，“那四个木讷的土堆仿佛源源地放出柔和的光芒。很久，他注视着它们，它们也注视着他。他和它们之间交流的目光柔软而绵长。”通过描写生者与死者、父亲与祖先的交流，甫跃辉捕捉到了乡土中国最温柔、最恒久的核心光芒。

然而，儿子却对此无动于衷，他急需将松林兑换成现钱，满足自己的物欲。为此，他一次次劝说父亲将松林卖给砖厂，甚至先和砖厂老板谈好了价钱再回来找父亲。父亲忍无可忍，最后将铁锹向儿子头上拍下去。作者以“一铁锹。又一铁锹”的简洁写实的笔触将父子之间血缘和亲缘的决裂描写得不动声色而又无比苍凉。在甫跃辉以往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大多是由于人的贪欲造成的，兄弟阋墙、猎杀鱼王、房产婚姻，都清晰地见证着我们时代道德伦理与情感关系的毁灭。《乱雪》中的父杀子则是这份时代证词最为悲凉的体现。它使我们看到，在这个物欲全面掌握生活和精神的时代，我们最根本的生存和心灵场阈都被全面异化。

甫跃辉对老父亲的描写带着古老的温情与暖意，将他与儿子、女儿为钱而不断博弈的辛苦、痛苦、绝望、无助叙述得淋漓尽致。但我以为，小说后半部分的叙事逻辑还略显薄弱。一是老父亲将铁锹拍向儿子之前的心理铺垫并不充分，即使他之前有那么巨大的痛苦，但他对儿子强烈的爱和期望将它抵销掉了，因此这“一铁锹”显得比较突兀;二是，在那么用力和决绝的拍打之后，儿子竟安然无恙，还说出“我不想你们太辛苦”这种与他此前行事风格完全不同的话。直到在父亲的带领下向祖先的坟地磕完无数个头后，他回到院子里才“缓缓矮下去，倒了”。这个漫长的过程看起来更像是作者对“浪子回头”的一种理想叙述，可惜，这个儿子从一开始就没有表现出过对老父亲的孝敬和体恤之情，最后的这一“补叙”实在有欠说服力，叙事上出现了断裂。如果让老父亲的“铁锹”和儿子都“冷酷”到底的话，可能会更饱满，更符合叙事逻辑和人性底色。

曹霞，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