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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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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提到苏轼的词学观,多数人所关注的便是他“以诗为词”的创作手法。苏轼把写诗的手法移植到词中,打破了词作为音乐附属品的传统,使词成为像诗一样可以自由抒情言志的独立的文。

关键词:苏轼;以诗为词;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在宋初文坛,文人学者基本默认词为“艳科”“小道”的观点,认为词只是写诗之余的游戏,难登大雅之堂。词的作用和地位与可以用以“载道”、“明志”的诗歌自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苏轼把诗词并举以诗论词,旨在破除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把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从而推尊词体,提高词品。其《祭张子野文》云:“微词婉转,盖诗之裔”。①在此苏轼指出词是诗的苗裔,即诗词是源与流的关系,两者一脉相承,只是外在的艺术形式不同而其内在本质和表现功能是完全一样的。词是“诗之裔”揭示了词的渊源,一方面为苏轼提高词的地位寻找到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也藉此指明了词创作所应遵循之方向――倡导“以诗为词”,以诗的意境与表现手法入词,为宋词的发展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以诗为词”最早见于陈师道的《后山诗话》,陈师道批评苏轼的以诗为词“要非本色”,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说苏词不和音律,违背词作的音乐规范;二是苏词追求豪放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违背了婉约词的传统。陈师道提出“以诗为词”本意是对苏词进行批判,但姑且不论其本意的褒贬,这四个字用以概括苏词的创作手法是颇为精当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以诗为词”,其具体内涵又何在呢?

对此,朱靖华先生作出了较为全面精当的概括,他认为“以诗为词”简单来说,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就是把词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尽情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根据先生的观点,“以诗为词”的具体内涵大致可以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内容题材的扩大

苏词所关注的不只是前人嚼烂了的儿女情长、离愁别绪,而是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②不论是咏物怀古,品评时事还是描摹山水,抒写情怀,都可以用词来表达。他把传统的表达女性情怀的柔婉之词变成表达士大夫抱负的豪迈之词,在词中尽情抒写人生理想、独特的生活体验、积极进取的精神以及对人生的哲理性的思考。他用词展示自身政治抱负,如《泌园春・孤馆灯青》中“至君尧舜”的理想;倾诉自己的眷念哀悼的感慨,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中“年年断肠”的哀婉;叙述生活中的事件,抒写人生感受,如《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中三更归来,“倚江听江声”时的心绪;表现兄弟之间的浓厚亲情,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千里共婵娟”的期盼;此外,还有表现对人生哲理性思考的词作,这在他之前的词人的作品中是十分少见的,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上阕写景,春色已晚临近初夏,此时红褪青茂,燕雀飞跃,世间万物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下阕转为写事抒写情怀,在如此清新明丽的环境中“多情却被无情恼”,空余佳人笑。多情与无情的矛盾,自是可以看成是行人与女子间情感的差异,但也不妨当作是每个个体所可能经历的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间的差距,理想与现实本就差异巨大,即使做了万全的准备也会常常被无情的现实所打败,无情是物的本性,多情是人的本性,它们始终是难以统一的。从极平常的生活事件中概括出了极具哲理的内涵,可谓是苏词的精妙高绝之处。因而,苏轼作词极大地丰富了词的创作内容,促进了词体内容的大解放。

苏轼在向内心世界开拓的同时也注重向外在世界的开拓,不仅在词中描绘了其本人的日常交际、游览、读书等生活场景,而且进一步展示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如《虞美人・有美堂赠述古》,“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月下的江水澄净清澈,碧如琉璃,以比喻的手法生动地描绘出月光下江水的情态,美轮美奂竟不似人间之物,格调壮阔而意境优美雅致。苏轼对词的题材开拓的一个更值得注意的方面则是他创作了一系列的农村词,描绘清新活泼的田园风光,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情态,以及作者自己身处农村的心态趣味,给宋代的词坛增添了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

歌咏山水自然、抒发豪情抱负、咏史怀古等此类题材在诗歌中极为常见,本就是诗歌的常规内容,但在词作中就比较少见。而苏轼用词来展示这些题材,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词的严格界限。

(二)对诗歌创作手法的大量借鉴

苏轼作词大量借鉴了诗歌的创作手法。首先,他引诗序入词,而在此前词人多以词牌为题,不另立题序。到了苏轼,他的许多词作都有词序,这一方面是承袭了“诗序”的传统,另一方面是由于苏轼把词变为缘事而发、因情而作的抒情言志的文体,用词序来交代创作缘由或作者情志,是必不可少的。如《水调歌头》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便交代了其创作的时间、背景、创作倾向以及所写之对象,从词序中获知的诸类信息亦为理解苏词的情志意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苏轼在词中大量使事用典。在其331首词作中,用典的词作达189首。在词中用典既是一种精简化了的、替代性的叙事方式,也是一种委婉曲折的抒情方式。《江城子・密州出猎》上阕用孙权射虎的典故,来代替对狩猎场景的具体描绘,以最为简练的言语勾勒出场面的宏大与壮阔。下阕则用冯唐的故事,既抒发了作者建功立业的壮志,也流露出对自身年华易逝、怀才不遇的悲愤。未用一字来直抒情怀,而作者的满腔感绪却跃然纸上,这便是使典之妙。

再次,对仗句式的大量运用也是苏词的一大特色。词最初是合乐可歌的,讲究音乐效果而并不注重文字表意的功能,所以这种附属音乐的文体并不常采用对仗句式。苏轼写词用对仗却用的很是成功,如“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水调歌头》)“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西江月》)“翻空白鹤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鹧鸪天》)这些词作都对仗工整,极尽工巧,几可与律诗并举。

(三)诗词风格趋同

纵观词史的发展,“宋代词家源出于唐五代,皆以婉约为宗”③,形成以婉约为贵的风格取向,而苏轼却是“自成一家”。“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是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子,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④由此可知,苏轼的“自成一家”是相对于“柳七郎风味”而言的,是与其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格,苏轼提倡的是适合东州壮士击鼓而歌的豪放之词。虽然苏轼对于柳永的大力创作俗词有所不满,但他也较为客观的评价柳永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这几句“不减唐人高出”,境界壮阔,气象宏大,用以显示柳词也有高雅壮阔的一面,看到并肯定了柳词艺术上的优点。根据这些,我们可以十分肯定苏轼对于柳永作词继承诗歌的艺术传统的这一做法持有赞扬的态度,他的审美倾向自然也就显露无疑――以诗为词,并以豪放词风为尊。

参考文献

[1] 张惠民,《论苏轼的词学观》,汕头大学学报,2004。

[2] 莫砺锋,《从苏词苏诗之异同看苏轼“以诗为词”》,中国文化研究,2002。

[3] 苏轼,《东坡全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卷三,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5] 何文焕,《历代诗话》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

注解

① 张惠民,《宋代词学资料汇编》,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p1943。

② 刘载熙,《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p108。

③ 永,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158《东坡词》序录,海南:海南出版社,1999,p2348。

④ 苏轼,《苏轼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86,p1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