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神庙之康熙“万里波澄”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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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万里波澄”碑由康熙帝在海禁初开的历史背景下御赐于南海神庙，其不仅体现了王权对南海神的重视，也表达了康熙帝希望借海神之力发展海外贸易、树立天朝威仪的诉求。

关键词：“万里波澄”碑 康熙 海外贸易

The Monument of “Wan Li Bo Cheng” In the Temple of Nanhai God

ZHANG Xiao-ming

（Research Center of Navigation Culture， Guangzhou Maritime Institute， Guangzhou 510725， China）

Abstract： The monument of “Wan Li Bo Cheng” was rewarded by the emperor kangxi to the Temple of Nanhai God in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trade. It not only reflected the attention which the royalty paid to the Nanhai God， but also expressed the hope of developing the overseas trade and establishing the dignity of China by the emperor kangxi.

Key words： the monument of “Wan Li Bo Cheng”；the emperor kangxi；the overseas trade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6-0386-02

南海神庙“万里波澄”碑立于清康熙朝，其在开海禁、促贸易的历史背景下由皇帝御赐，体现了封建王权对南海神的倚重，祈求借海神之力护佑海外贸易繁盛的希冀和康熙帝希望树立天朝威仪、咸服海内外的诉求。

一、“万里波澄”碑的历史由来

自隋建庙以来，南海神庙在历代封建统治者心中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康熙帝即位后，先后至少十四次派遣官员前往南海神庙祭祀，为南海神庙留下了珍贵碑文。

“万里波澄”碑至今树立在南海神庙内，碑身阳面刻“万里波澄”四个大字，为康熙帝御笔，碑阴的两段文字记述了立碑的经过，为后人了解此碑的历史由来提供了依据。其一为当任两广总督郭世嘉所写，文中写道，皇上登基已有四十二年，癸未三月即为五十大寿，大庆之下遣使祭祀五岳四渎。“祀户部侍郎臣范，命来粤祭南海之神，并捧御书‘万里波澄’四字。抵祠之日，告祭如礼，敬制匾额，悬于祠宇……乃请摹勒寿之 珉。御笔什袭珍藏，传为神祠。世仍建筑御书碑亭于祠之左。”

其文二也写道，岁逢皇上五十大寿，康熙结束南巡星夜回銮后“大颁恩诏，普天被泽”，“户部右侍郎范奉命祭告南海。御书‘万里波澄’四大字。赐额波罗庙神，顾名思义，职在澄清矣。”祭祀当日，侍郎向父老子弟展示皇帝御书，百姓皆惊喜罗拜，“请御笔什珍，留诸庙传为世宝。三司道臣佟毓秀等，询谋摹勒，永寿诸石，卜建御书碑亭于庙门左，从舆情也。”

对照此两段文字、结合相关史书可知，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三月，康熙帝结束南巡回京，恰逢其五十大寿，大庆之下，他颁诏祭祀五岳四海，为南海神庙亲笔御书“万里波澄”四个大字，制成匾额，特遣户部右侍郎范承烈将此御匾护送至广州，并代祭南海神。为昭显皇帝圣恩，范承烈和陪祭官布政使佟毓秀又将康熙御笔“万里波澄”四字临摹下来，刻于碑上，并在南海神庙前建亭放置此碑，此即“万里波澄”碑的历史由来。

二、“万里波澄”碑的历史背景

南海神庙历来为封建帝王所重视，官方祭祀始终隆重，但历史上为南海神庙御笔题字的帝王只有康熙帝一人，康熙帝给予南海神庙如此恩典与当时开海贸易的历史背景有深刻联系。

清初沿袭明之成规，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只准于澳门交易，不许进入广州，继续实行海禁政策。而郑成功窃据台湾，东南海上抗清力量的强大更使清廷有感“如芒在背”，不得不颁行更严厉的禁海诏令。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清廷采纳闽浙总督屯泰的建议，“严禁沿海省份，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置重典。”一年后，又颁《申严海禁勒谕》命令浙江、福建、广东、江南、山东、天津各督抚镇“着申饬沿海一带文武百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指郑成功）贸易者，或地方官察出，或被人告发，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正法，货物入官。其该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盘诘擒缉（者），皆革职从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隐，不行举者，皆论死。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清廷以强制手段严禁对外贸易活动，企图以此削弱郑成功的抗清势力。为全面封锁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颁行“迁海令”，强令沿海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不得逾越，尽毁沿海民居、物资和船只，“至是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禁海与迁海未能完全消解台湾的抗清势力，反而使沿海百姓流离失所、经济凋敝，但海疆未靖，清廷不敢贸然开禁，此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康熙帝即位。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随着清兵攻克澎湖，郑克爽、刘国轩率部归降，清廷，禁海迁界政策失去了继续推行下去的意义。是年十月，康熙帝即做出“展界”的决定，随后，又特遣吏部侍郎杜臻、内阁学士席柱二人南下闽粤，主持展界工作。在此形势下，前因“迁海令”被迫离开家园的百姓纷纷复归故土，沿海荒弃的废地得以重新开辟为阡陌，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恢复。在“展界”的基础之上，康熙进一步做出了开海的决策。《康熙起居注》中记载：“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上曰：‘先因海寇，故海禁未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提督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系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曾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便利故也。’”此段话说明康熙已深刻认识到开海对于保障沿海人民生计、稳定海疆和充实国库的重要作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清廷明谕宣布：“各省先定海禁处分之例，应尽行停止。”随后，清廷设江、浙、闽、粤四海关管理对外贸易，这标志着清廷正式打破海禁，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粤海关所在地的广州历来是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海禁初开之后，康熙帝非常重视广州的对外贸易活动，并采取减免关税等措施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批复户部尚书科尔坤等的题请中“准减免各国来广东商船税额十分之二”，三十七年（1689年）又谕大学士等“广东海关收税人员搜检商船货物，概行征税，以致商船稀少，关税缺额。且海船亦有自外国来者，如此琐屑，甚觉非体，著减额税银三万二百八十五两，著为令。”在这些举措之下，海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出海贸易的船只逐年增多，清廷也得以与东西洋各国保持良好交往。

在发展贸易、富国安民的大背景下，康熙帝借五十大寿大祀五岳四海，赐远在岭南的南海神庙“万里波澄”御匾，不仅是对南海神的重视，更是对南海神保佑海上贸易繁盛的希冀。其碑刻中所言“自是海神益效，其灵澄清万里，永不扬波。”也说明了这一点。南海神作为古代四海神中统辖一方的神灵，护佑沿海人民的海上活动是其天然神职，康熙开海贸易，祈求南海神保佑海疆“万里波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此观之，“万里波澄”碑是在当时开海禁、促贸易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其反映了康熙帝希望借助海神之力保佑海外贸易繁盛、国家富强的心理。

三、“万里波澄”碑的历史意义

“万里波澄”碑体现了封建王权对神权的倚重。南海神自上古既已有之，海神信仰绵延不绝。自隋文帝为南海神建庙，历代封建统治者均不敢怠慢，官方祭祀日盛。在一次次加封与高规格的祭祀典礼中，封建王权与神权产生紧密联系。一方面，王权之所以看重神权，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王权希望借助神权之力来说明自己的统治具有顺乎天命、合乎世情的必然性，并进一步彰显王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此外，神灵通常都具有护佑人民、安定社会的职能，封建王权也因此利用对神灵的祭祀向其祈求江山永固、国泰民安；另一方面，神权伴随着封建王权对其的重视，自身影响力也愈见壮大，吸引的信众也愈多，香火自然也日盛。由此便形成了封建王权与神权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合作关系。康熙帝自即位之初便遣太常寺祭南海神，此后更多次遣使南下祭祀，其对南海神的倚重显而易见，“万里波澄”碑的出现是此种关系的具体体现。

“万里波澄”碑也体现了清廷要求发展海外贸易的需求。自康熙帝开海以来，海外贸易较之前得到了很大发展，广州作为发展海外贸易的窗口，其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古以来南海神司职南海，一切海上活动均属其管辖内容，清廷要求发展海外贸易，自然会想到寻求南海神的帮助，康熙帝借祭祀之机御书“万里波澄”匾额可视为清廷为发展海外贸易祈求海神护佑的表现。

“万里波澄”碑还体现了康熙帝希望树立天朝威仪、咸服海内外的个人诉求。“万里波澄”碑的碑阴有文一曰：“重译梯航，贡帆市舶，咸获拜观天章。r修异域奎壁之，与昭格之诚实，并垂不朽矣。”文二也写道：“文武臣工三跪九叩，瞻仰天章。……此地贡航所经番船所至，一旦得睹宸瀚，咸知圣天子云龙风虎，超越千古。”由此两段文字可知，南海神庙所在地为当时番船所经之地，在此地立“万里波澄”碑，可使中外船舶得以瞻仰皇帝御笔，表达朝廷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并祈盼它们都能得到南海神和皇帝的庇护，一帆风顺、波澄万里。此不失为招徕远人、咸服海内外和树立大清国天朝威仪的绝佳方式。

四、结语

南海神庙内碑刻众多，“万里波澄”碑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其的出现既与以往封建帝王祭祀南海神有共通处，也有其时代特殊性。共通处在于它与其他碑刻一样，同属帝王祭祀留下的产物；而特殊性在于它是南海神庙内唯一一方以皇帝御笔题写的碑刻，同时也顺应了当时开海贸易的时代需求。作为帝王御碑，“万里波澄”碑在当时体现了清廷发展海外贸易、树立天朝威仪的经济政治目的，在现今则为南海神庙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委会， 南海神庙历史文化丛书q南海神庙碑刻拓片集[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7.

[2]清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简介：张晓鸣（1985-），女，广东 广州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航海史及航海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