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青铜器所见伪器伪铭考(五)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全国青铜器所见伪器伪铭考(五)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青铜礼乐器与容器最早时代的伪作实物，是前面讲到的集安高句丽墓出土的战国式的小口鼎。该伪作铜鼎大有乱真之势，表明这时的伪作基本上还是尊重古器的制作规律。

宋代在伪作器类上除鼎、、、尊、壶、觯、等商周青铜器外，制作较多的还有鸟兽尊一类的盛酒器，如：牺尊、象尊等。这时也喜伪作铜器中的生活用品，如：甘肃省某博物馆收藏的伪作战国的鸠杖首、浙江省某博物馆伪作汉魏六朝的兽形铜砚滴等。

宋时伪作与仿制铜器有一种相同的特点，即器制一般较商周青铜器为大，虽也努力设法作精，但精致度总要略逊一筹。在造型上也显呆板，如前举山西省博物馆收藏一件宋代伪作的铜，其虎首流形象极乏味，小也失去器物和谐比例。因有些器物是翻模而作，花纹也鼓凸模糊。个别器之错金工艺也不精。个别伪器上也开始有铭文，铭文常常是无依据的想当然之伪作，伪铭位置也很随意，如伪商簋的外颈上铸字等。需注意的是，宋伪造的铜器有的外表光滑洁净，可能打蜡作了外表的处理，有的则是后人去锈后，再上蜡打磨。宋代伪作铜器，地子与锈以绿色者较为多。应当指明的是，现在所见真器伪铭的铜器较多，但尚未发现有宋代的伪作。

元代伪作铜器，较为少见。某地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圆腹，鸟口流属东周的燕国式，三足上之狮首又似六朝斗足上的装饰，颈上夔纹亦有一定的变化。福建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簋，纹饰鼓凸。元代伪作特点，有如这时的铜镜一样趋向于简单粗糙，个别的伪器生硬臆造，还没有显出更多的模式特点。

明代在元王朝之后，或许因为王朝的改变，使一些固有的传统文化又得以继续发展。好古、崇古，伪作古铜器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明代早期宣德时，由于皇家铸造供郊坛太庙所用之宣德炉，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玩好之物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整个明王朝。从文献记载和遗留的明代铜器实物看，伪作铜器风气相当盛行，明季天启时项子京作《宣炉博论》曾云宣德炉在当时留存的情况：“真正宣炉绝稀，赝品恒众”“真者十一，赝者一九”。从中也可推测出，伪作商周两汉铜器数量一定更多。

明代伪作先秦两汉器种类主要有：鼎、簋、豆、觯、牺尊、灯、薰炉、带钩，等等。伪作铜器，基本改变宋代喜伪作一般都是形体较大的特点。花纹装饰除模糊凸起并走形外，有的图纹还有变异。福建泉州海交博物馆收藏的伪作铜豆，器身饰有云水的图纹。当时也注意器物装饰的华美，一些器物伪作东周或汉代的鎏金或错金银，有的也相当精致，金银保存的色泽已与早期的色泽相去甚远，陕西省博物馆收藏的伪作汉代鎏金羊形灯即如此，羊灯也失去了早期铜灯的气韵。图纹也有一种做作之感。需要补充的是，这时还出现制作铜器的一些著名匠师，如张鸣歧等。这时的铜器伪铭是与伪器同时铸出的，即是说铭伪器必伪。伪铭个别者有依据，但不少都是生硬编造杜撰的。四川省博物馆一件明代伪作带钩上有错金铭文：“帝尧所作句无长短……天圆地方，戴日抱月……常保社稷，传于子孙。”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博物馆收藏一件明代伪作西周的夔蝉纹鼎，外底上铭文“江氏家藏作鼎彝”，显系杜撰。

有清一代由于大力提倡“朴学”，正经补史的考据学在乾隆、嘉庆以后更加发展。因为青铜器及其铭文，在正经补史和研究古文字的形音义等方面都有着重要作用，所以这时的研究蔚然成风。又由于金文在考据学中的价值很高，因而具有铭文的铜器受到文人雅士和收藏者的重视和首选，其经济价值自然要超出无铭铜器的若干倍。基于此，古董商们为追逐利益除伪作铜器和伪铭外，又在无铭的真器上施以伪铭。真器上作伪铭，古董商人也是采用了多种不同方法，例如：按照已著录的真器拓本进行摹刻。也有的伪铭为胡乱自选的，如：宁夏某博物馆收藏一件伪铭铜簋，铭为：“敕丑寺土亘”等字，文义不通。另如，《陶斋》已着录过的吕大叔斧，斧上有后刻伪铭：“吕大叔式车之斧”几字，伪字明显破坏了斧地子上氧化层。也有的伪铭纯属拼凑，或将两件不同的真铭器物个体，硬将其拼凑成一件器物。至于原器已有铭，增刻铭文者较少见。旧时着录的遂启鼎，原本只有9字铭，后竟然增到124字，这一伪作当时竟还骗了不少内行里手。

民国时期由于世道混乱，外国经济文化的不断侵略，加上这一阶段出土青铜文物的不断增多，一些不法奸商与国外不法分子相勾结，致使不少青铜等文物流落海外。由于国内外对古文物的需求和为牟取经济利益，伪作青铜器与铭文这时格外盛行，技术也更精巧。

这时伪作商周青铜器鼎、簋、爵、觯、等，也有汉代的生活用器灯、薰炉、带钩等。至于伪作明代的薰炉等小件器物，更是司空见惯。伪作的铜器常常整体都是伪作的，包括器体、装饰、铭文等。由于收藏者审美情趣的增强，这时又常在素面真器上加刻花纹，以增加器物的优美。这时伪造铭文也频繁出现，伪造全器可以铸或加刻伪铭。不法古董商人由于伪作经验的不断积累，较其前辈们作伪技艺更为成熟巧妙。在伪字上，摹写真铜器著录或真器上之铭文，以充真铭文。有的真器上伪刻的铭很笨拙，如真器的体积小，而在小面积上施以伪字很多，使伪铭整体密密麻麻，十分臃肿，与真器极不相称。在真器上镶补真铭，是这一时期的一个“杰作”。某省博物馆一件西周兽面纹尊，尊内底有商代铜器铭文，由于伪作者不熟悉器形与铭文之间的关系，造成了两者时代上的错位。陕西省某县博物馆一件藏品，也是将商代“戈祖已”铭文补进了西周青铜尊内。

这一时期古董商人为解决器上刻伪铭容易让人识破刀凿痕的破绽，又发明采用硝酸或三氯化铁等强氧化剂的腐蚀法进行蚀刻铭文。即用硝酸等强氧化剂对字口逐渐侵蚀，以形成文字。需说明的是，这一方法虽也能表面避免文字的刀凿痕，但其技术不易掌握，如技术不佳，掌握不好，也会出现另外的破绽。腐蚀太过或灌注不到位，或笔道出不来或笔道过粗过细，有的几不成字。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伪兮甲盘铭是最好的例证。笔者1990年曾赴中文大学与著名学者王人聪教授共同研讨了这件器物。该器铭文是依据《三代吉金文存》中兮甲盘真铭而伪作出的，伪铭是利用了腐蚀法，在伪作铭文中出现了不少破绽，例如：第四行的“甲”、第十行的“诸”字，由于腐蚀过度，笔画都未出来，已不成字。有的字显示出了缺笔，如第十三行的“无疆”。有的由于腐蚀字的笔画时，注强酸不均匀，造成笔画粗细不匀称，如第十行的“不”字，等等。

今天的艺术品市场伪作的青铜器与铭文，与以往相较，在技术方法上、数量上等方面，有些早已有过之。伪作者的现代科技手段，远远超过前人，例如：伪作黑漆古的铜镜，镜面上再加上一层很薄的玻璃釉，使镜面光润无比，容易给人一种真实感。伪作具铭的吴越剑，因为对吴越剑本身剑形等特点的掌握，他们往往在无铭的吴越剑上刻伪字。自然伪字本身也有很多破绽。还有不少伪作者，伪作近年出土的器物，如伪作妇好墓出土的铜器、黑伯墓铜器、广汉三星堆铜面具，等等。或伪作早已流落海外的著名青铜器，如：人面纹盖、子作弄鸟尊等。也有的利用传世铜器，专门作伪花或伪铭。总之，近年新伪作的铜器或铭文，内容更为广泛与复杂，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上论可知，伪作铜器从文献记载可早到先秦，从实物考察则要早到六朝至唐代，是起始阶段，宋明时代是伪作铜器与铭文立基和发展阶段，清代至民国是伪作青铜器与铭文的发展精进阶段。

四、铜器与铭文辨伪的理念与方法

中华民族历史浩如烟海，古代青铜器与铭文是其中的重要类别，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古以来对青铜器和铭文的发现、收藏和研究就绵延不断，由于在古代“以追三代之遗风”和“证经补史”等的前提下，伪作青铜器与铭文应运而生，各时代并不断承袭和发展。从古代文化视角分析，在1000余年的伪作历史中，其伪作在本质上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破坏和叛逆，是对历史文化的一种摧残。伪器、伪铭出现后，与真正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利用必然产生了矛盾，因而从伪器伪铭出现后，各个历史时代都出现了这一方面的辨伪专家，这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历代伪作的青铜器和铭文，假如从另一角度思考，伪作对传统文化中的铸造技术等的探索继承，以及每一伪作时代的铸造发展水平等并非毫无意义。从这些方面看，遗存至今的大量的伪作器物和铭文，它们虽不能与早期真器、真铭同日而语，但今天对这些资料也需要搜索和研究，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客观对待这一历史事实，而不是割断历史，从而达到为今天服务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