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妾成群》与颂莲形象典型性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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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童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以“一夫多妻制” 所衍生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构成作品的核心意念，通过颂莲的形象揭示出人性的某些劣根性。从探究颂莲形象典型性的现实基础，我们有理由对 “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等传统命题做一些反思。
[关键词]典型人物；典型环境；人性；社会生活
中篇小说《妻妾成群》问世于1989年底，它是苏童的成名作，也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后经张艺谋执导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最近新版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也走上舞台。作品讲述了一个女性遭受的婚姻悲剧的故事，塑造了颂莲的艺术形象。与“五四”时期大多“新青年”相反，颂莲这个“新女性”却走进一个旧家庭，她几乎是自觉成为旧式婚姻的牺牲品，她的干练坚决成为她走向绝望之路的原动力。作品的时代背景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但在小说中并没有表现那个时代的时代特征和社会的本质，没有表现青年的觉醒和反封建的主题，也无意揭示封建婚姻文化对女性生命的戕害，而以“一夫多妻制” 所衍生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构成作品的核心意念。家庭内部互相折台、互相打击，甚至是互相残杀及相应的生存法则，使一个又一富有生命力和青春气息的美好人生走向地狱的深井。作品深刻而无情地揭示了人性的某些劣根性。
一、颂莲形象的典型意义
作品的主人公颂莲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父亲去世后迫于无奈，自愿嫁给一个有钱人做了他的四姨太，从此便介入到了“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之中。她所处的是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面对封建家庭的精神束缚，陈家大院里的女性，无论是守旧的大太太，笑面虎似的二太太，戏子出身的三太太，还是作为新知识女性的四太太颂莲，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拒绝与封建家庭抗争，转而进行妻妾间的勾心斗角。颂莲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外来压迫势力拒绝抗争，而是屈服和快速适应。
由于父亲经营的茶厂倒闭，正在上大学的颂莲便嫁给陈佐千做了四姨太。这是屈服现实的一种自我定位。第一次到陈家门口，三天没洗脸的颂莲走到水井边，向雁儿请求洗把脸，她不要肥皂，不怕水凉，不怕女佣的嘲笑，很快地适应了变化的环境。老爷陈佐千开宴席给从外面回来的儿子飞浦接风，颂莲唆巡着桌子，不由得想起自己进陈府那天，婚宴远不如接风宴，心里有点犯酸，但很快她的注意力就转移了，她可以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蔑。颂莲从娘家随身带来的那只藤条箱子里面还散出颂莲星星点点的怅然和梦想，父亲的遗物―― 一管长萧。保留着颂莲那可怜的记忆和可怜的情感，然而那管长萧，也被陈佐千“收起来了”，“让人把它烧了”。对此颂莲也只能“脸苍白如雪，眼泪无声地挂在双颊上”。她可以忍受别人剥夺自己的最后一点希望，最后的一点自由的天地。
颂莲面对压迫没有表现出任何反抗勇气意识，而是适应，忍受，这些无不显示出她在现实压迫下的无奈和可怜。
二是介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对别人进行打击。
颂莲在被欺凌的现实条件下与同样受欺凌的同层次的其他人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斗，而且主要的方式是借助压迫自己的势力来打击别人。她凭借自己的年轻美貌，挽住陈佐千老爷的手臂说，嘲讽大太太：“她有一百岁了吧，这么老？”她借给二太太剪头发发泄愤懑，实实在在地剪了一下卓云的耳朵，叫她发出了一声尖厉刺耳的叫声。当颂莲看到三太太和医生的隐情之后，心情很复杂，虽然有点惶惑、有点紧张，但还有一点幸灾乐祸。最后还是无意间说出了隐情，使梅珊陷入绝境。颂莲经常在枕边这样问陈佐千，我们四个人，你最喜欢谁？用自己的姿色争宠。在老爷的生日庆典上为了补救自己礼物的寒酸她对着陈佐千莞尔一笑抱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亲了一下，又亲了一下，以显示她在老爷面前的特殊地位。醉酒后软瘫在他身上，嘴里说，老爷别走，今天你想干什么都行，舔也行，摸也行，干什么都依你，只要你别走。
借助压迫自己的势力来打击同类，卑贱、可悲、可怜而又不乏残忍。
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压制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戕害自己能够役使的下属。
颂莲对女佣雁儿表现出了一种残忍，她无端地逼着雁儿洗头，狠狠地用脚踩碎雁儿的杂木箱，逼着雁儿吃下污秽的草纸，让雁儿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干呕声，以至雁儿因病而死。当然雁儿也不是善良懦弱的女佣，她也用自己的方式介入了残酷的争斗。这样做的结果是，使本来属于自己狭小的生存空间变的更加狭小，使自己的生存处境更加窘迫、更加凶险。
颂莲的形象使我们震撼，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形象看到自己的丑陋，看到人性的劣根，看到人的凶残，看到人的可怜、可悲和可恨。形象大于思想，颂莲这个形象所包含的含义和给人的启示可能远不止这些。但我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形象的典型性，形象的多种价值，包括具有巨大的社会批判价值、社会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当我们审视这部作品、分析这个形象的时候，需要理性地认识颂莲这个形象典型性的现实基础。需要对传统的典型理论以及“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命题做一些反思。
二、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1888年，恩格斯在评价英国女作家哈克奈斯的小说《城市姑娘》时，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著名要求，指出：“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刘叔成先生在他的《文艺学概论》中谈到怎样理解“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提出典型应该是人物与环境的统一。更应该是人物、环境与时代的统一，他指出：“恩格斯的意思十分明显，就是进行文艺创作或文艺批评，要注意人物、人物关系和时代三者的统一。”他解释说:“凡是描绘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一般说来总要再现人物所生活的具体人物关系;要是离开了对具体社会关系的刻画,人物形象就失去存在的依据。但是，如果在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中，仅仅强调作品里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统一，而忽略了这种统一的现实基础,不去考虑作品里的人物、人物关系同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的统一，那就不可能创造出具有高度典型性的作品来。”用这样的标准来考察《妻妾成群》，考察颂莲这个形象，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品没有表现出五四时期的社会趋势和时代本质，形象没有典型性可言。那么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恩格斯的论述、刘叔成先生的解释很精辟。这确实是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典型形象塑造的重要的方式，用这样的标准批评文学作品分析典型形象是可行的。然而，这样的表述，加上人们长期的机械教条的理解，很容易给人造成片面的理解，即现实文学创作通过人物塑造、环境刻画的最终目的是要反映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本质。这样就把文学反映的核心对象从人转到了时代和社会，甚至还把文学形象看成是社会和时代的标志或标签，把作品中的人物看成是社会和时代代言者。这样做很容易把文学形象变成一种奴隶，把作品中的人物变成被奴役和驱使的对象。最终从根本上扼杀文学的形象性和审美特质。
文学是人学。刘再复在他的《性格组合论》中强调“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他说：“所谓主体，在文学艺术中，包括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所谓主体性，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那种特性，它包括人的主观需求，也包括人通过实践活动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作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只有当他获得主体性的地位时，他才是活生生的充满着血肉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