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比利时当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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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我通过了公费留学考试，去比利时列日大学攻读法律。

列日大学创办于1817年，大学所在地列日市为比利时法语瓦龙区最大城市。该校现有学生一万余人。设有文哲学院、理学院、工学院、法律经济及社会科学学院、医学院、兽医学院等。

连日奔波劳碌，倒时差，加上我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异国他乡，到了比利时列日大学的当晚，我就发起了高烧，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清晨5点多钟，我小腹疼得厉害，在床上直打滚，汗顺着脸往下流，原以为是过度疲劳的缘故，可连站都站不起来了，自己去医院根本不可能。我拖着病体，赶忙打电话请朋友和校务处的同志来帮我。他们把我送进了附近的医院。50多岁的瑞奇医生仔细为我做了检查，他怕自己难以确定是什么病，又找来了几位医生，他们察过病情后，经过会诊，确定我是患了急性阑尾炎。当时医院里已经没有空床，只好在一间普通的病房里加了一张床。住院手续相当简单：只需登记病人的身份，付点床位押金就行，检查、治疗和住院费，都无需当时交纳。几位医生经过会诊后，决定尽快为我手术。

瑞奇医生向我详细地说明的病情和准备实施手术的方案，我虽不懂医学，但在国内就知道阑尾手术是小手术，手术的危险性不大，可这么多年来，一个吊瓶都没打过的我，心里还是一阵阵莫名的恐慌，更何况自己远离祖国，远离家人，自己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当我问及手术是否把握时，瑞奇医生告诉我：“作为一名医生，我不能承诺你百分之百，但我有把握，会争取百分之百，你就放心吧。”在国内，做个手术就是要家属签字的，这似乎成了惯例。可当我问及是否要在手术之前签字时，瑞奇惊讶地问我：“为什么要签字呢？”他说：“我是医生，由我来确诊你的病情，决定治疗方案，实施手术，这是我的责任，当然要我来签字。如果你或家属不同意我的治疗方案，才由家属签字。”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与国内医院的做法完全不同，但这却使我对这个医院和医生顿生信任。

护士悄悄安慰我:不要害怕，也不要难过，刀口不太大，不会影响到我的形象，有一周多的时间就好了。做手术前准备时，护士们为了不让我难堪，还拉上了帘子。情节虽小，但却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患者的尊严和呵护。

手术非常顺利，25分钟后，瑞奇医生擦着汗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此后，护士每天都给我送来可口的饭菜。正值夏季，护士每天都要给我擦澡、换衣。我体重84公斤，护士们搬起来很是吃力，但她们总是和颜悦色，从来不抱怨。因为伤口痛疼，我在夜里经常按铃把护士叫来，但她们从来没有给我脸色看，更没有人训斥我，自从手术、住院，我没给医生、护士送过任何礼物，更没有送过“红包”。

我的身体一天天恢复，我和医生护士都非常高兴，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手术7天之后，经过检查，医生同意我出院。出院的那天，医生、护士们还特意把我送出病房，嘱咐我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又祝我早日恢复健康。他们的真诚和热情，令我们感动不已。而我发现他们对所有的病人都是一样的。

当我最后一次去医院复查时，因为已经很熟了，就问瑞奇医生：“为什么病人急诊住院的时候你们不让病人多交一些押金，把检查、手术、住院的钱交足了呢？等病人出院以后再收，病人不肯交或交不起，医院岂不是受损失了吗？”瑞奇说：“医院的责任是治病救人，不能因为钱耽搁了抢救病人的时间，金钱是换不回宝贵的生命的。另外，病人一般都有医疗保险。如果病人实在有困难交不起钱，事后医院可以找到政府救济部门，通过社会救济金解决。”

瑞奇医生的话和我手术、住院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利时的医护人员能够那样对待病人，除了他们本身良好的职业道德外，贯穿于社会各个服务行业的“消费者至上”的理念当是更深层次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