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低碳经济发展的角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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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强度即单位GDP能源消耗量，反映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贡献程度。可以看出，中部能源消耗强度呈速率递增的递减趋势，说明对能源的利用率正在提高，经济增长的生态代价正在逐渐减小。但是与全国同期水平相比，全国的能源强度比中部地区小，说明对比全国而言，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协调性较差。在能源强度的递减速度上，中部地区能源强度的递减速度逐渐加快，与全国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这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力较好，随着经济的发展，能源强度会越来越小。以上数据和图表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仍属于一种能源消耗大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为了进一步验证中部地区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三个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变化趋势，文章接下来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数据选取与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部各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其原因是面板数据能够提供比较大的自由度，而且它结合了截面和时序变量的两维信息，能够减少由于缺省变量带来的弊端［3］2359－2373。另外，由于中部地区各省份发展存在差异，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同时具有时序特征和截面特征［4］2939－2945，所以选用综合时序－截面特征的面板数据能够反映出地区差异的不同影响。2．模型选取3．结论说明通过对中部六省1980－2009年期间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在这段时期当中，中部地区GDP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耗量既是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也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格兰杰原因；（2）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比较显著，虽然不同的省份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但都表现为GDP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3）能源消耗带动GDP增长的效率在逐年上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追求低能耗高产出的增长模式；（4）能源消耗的增长直接带来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上升。把上述实证分析结论结合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②，我们发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环污水平处在一个较高水平，但同时环污率（单位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却处在不断减小阶段，从能源消耗带动GDP增长的效率在逐年上升这一点上能够充分显示出来。可以得出结论：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正处在靠近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拐点的阶段。这也反映出了中部地区政府低碳发展的诉求。毫无疑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在越过拐点后部分和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是一致的。加速拐点的到来，实现低碳发展目标，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单位能耗的碳排放，进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中部六省在今后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而该地区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拐点来临及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充分地对自身角色及职能进行有效定位。

地区政府角色的定位

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吉登斯悖论③足以让我们信服，市场组织和公众难以自发地行动起来，走上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并保证无偏离地前进下去［5］69。由于低碳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和公共性等69特点，加之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得天独厚的职能和优势以及强大的号召力都无疑使之成为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发起者和引导者。因此，在低碳经济的起步阶段政府必须处于中心和主导地位。在低碳经济起步阶段，市场（主要是企业组织）和公众（包括民众个人和社会组织）对低碳发展并无明显的偏好，甚至无动于衷。这时需要政府不仅对低碳发展进行输出，还必须对市场和公众两大系统进行输出，以改变两者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偏好水平，并使二者做出反馈输出，最终作用于低碳发展上。具体而言，政府主导者角色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低碳发展路径的创建者。一是中部区域政府要制定低碳发展战略规划，完善地方性低碳法规、规章。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框架内，结合地区实际制定可行性强、专门性的法律规范文件，以树立清晰、明确的碳排放及能耗目标。英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国家重视，把低碳经济发展作为国家战略并加以推行［6］23－27。中部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发展置于低碳目标框架下，构建起适合本地区实际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二是强化政府组织自身对低碳经济的响应。在我国政治集权的环境下，下级政府的行为明显受到上级政府偏好的控制和影响。中部地区的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的框架下将低碳发展指标具体化，并将其纳入对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强化环保、低能耗指标在衡量地区发展中的标尺作用，进而形成自上而下的标尺效应。于2009年11月17日在南昌召开的首届世界低碳与生态经济大会暨技术博览会，江西省《绿色崛起之路———江西省低碳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白皮书》，江西11区市“认领”了低碳发展任务，通过由上至下的行政“摊派”，形成江西的低碳经济区域布局。（二）低碳产业的塑造者。在前文对中部六省的产业结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以高耗能的第二产业为主，而低能耗的第三产业的比重远不及国家平均水平。因此，中部地区政府在优化整个产业结构、提升整体竞争力方面仍大有可为空间。政府在这方面可以综合运用市场管制手段，包括税费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建立碳排放交易平台等。一方面，鼓励低碳企业生产刺激先进低碳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如给予税收支持和规费补偿；另一方面，逐步淘汰能耗大的高碳企业，如要求其做出减排承诺并限期治理，以实现积极转型。虽然政府在低碳发展起步过程中的规制行为多是强制、行政性的，难免有“赶鸭子上架”之嫌，但在该阶段行政手段的运用无疑是最直接也最有成效的。（三）低碳技术的推动者。低碳技术的创新是低碳发展的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低碳经济不断增长的动力。政府一方面要加大对低碳技术研究的财政投入，为从事低碳技术研究的相关机构和企业提供研发资金，同时加大教育投入以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和知识技术水平，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此外，政府有责任打造低碳技术和产品交易平台，制定相关技术标准，推广先进低碳技术，实现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在市场活动者之间的无障碍流通。（四）低碳文化的培育者。意识是内在的激励因素，个体的低碳思想的提升会从内而外地驱使人们在决策和行动时自然而然地关注到低碳的重要性。在低碳文化的构建方面，政府需要积极履行其文化职能，致力于营造全社会低碳文化氛围，通过多方位宣传，在吃、穿、住、行、用等各个领域提高公众对低碳经济的正确认识，鼓励公众实现低碳生活方式的转变，培育公众的低碳生活价值，最终形成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持久动力［7］。

作者：冯亮 丁东洋 单位：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