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尘埃一样飘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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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次上岗

我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我的眼前，不时闪着山村的影子，有时候，我怀疑那就是我的影子。我像一粒布在乡村上空的微尘，随时漂浮在路上。

1986年的夏天，我割倒了最后一绺麦子，从六盘山下的一个村庄走了出来。在距县城一百里的公路上，有好多收麦的乡亲，抬头的空隙，看见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年，绿色上衣，蓝色裤子，顶着一只掉了颜色的黄军帽。穿着一双厚底子的布鞋，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工厂里，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工厂的大门，觉得身上镶满了眼睛。我知道有好多人透过窗户玻璃看着我，他们的表情在说：“又来了一个乡下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有一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农村是他们的根(也是城里人的根)。站在院子里，一眼可以将工厂的建筑情况了解个大概。工厂不大，四四方方的院子，东南西围着两层高的楼房，北边是临街的大门。我被分配在东楼上的一个车间里(是一间不大的房子)。我基本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后，曾利用解手的空隙，去几个车间看过，其中一个是做皮带的，还有一个是做橡胶管子的，我的这个车间是做橡胶垫子的。这些车间永远都是雾气腾腾。起初。我不知道这些垫子的用处，后来。我使用煤气的时候，恍然明白其中的一种是煤气罐上的封气胶垫。

上班实行两班倒。和我一起上班的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哥们，姓张，他坚持要我叫他“张哥”，我便叫了。理由是他似乎比我成熟得多――他那时已经学会跳舞，并且谈恋爱了。上班时，他用一半的时间做活，用一半的时间窜岗，一副老工人的样子。心情好的时候，撮着嘴吹“阿里巴巴”和“冬天里的一把火”。若是下了早班，总要借上同事的红旗牌自行车，带上女友去逛街。晚上和女友一起跳舞，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有一天上大夜班，他中途出去后，好长时间没有回来。我有些怕。便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和橡胶管车间的一女工，拥坐在长凳上亲嘴。车间雾气弥漫，他俩被热腾腾的浓雾笼罩在，想必他们浑身也是热腾腾的。

车间原来只有三个人，两女一男，男的就是上面说到的小张，一个年龄大些的女师傅姓马，一个年龄小些的，二十五六岁，姓田(我主动叫她们为师傅)。田师傅还没有谈恋爱，和陌生人面对面时还有些羞赧。我来之后，我那张哥想一男一女上班，结果让他失望。领导武断地说：“你们两个男的一个组，两个女的一个组。”就这样我俩被分成了两个组。其实。我从小田稍纵即逝的眼神里察觉到，她也是愿意一男一女上的。当时，她朝我脸上看了一眼，我就知道她想跟我一个组。初到城里，认识的人并不多。她的圆脸上挂着的浅笑，让我有一种踏实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

工作并不复杂。那是一台工作台面约八平方米的电热炉，我把生橡胶从库房领出来，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割成小块，填到那些模具里去。然后放到电热炉上加工成需要的胶垫。正好是夏天，车间里充满了橡胶味儿，我的头发中也缠绕着橡胶味儿。高温下总觉得衣服是多余的。便急盼着冬天到来。按照张哥的指点，我把成品装到一只塑料编织袋子里。把残料装到另一只塑料编织袋子里。一个月后，张哥问我：“你这月领了多少工资?”我才知道发工资了。果然。有几个人在我的视线里，用粘了唾液的手指头数钱。我便去了财务室。会计撂过工资册，我用指头点过所有人的名字，就是没有我。我说：“咦，咋没有我?”会计瞪大眼睛说：“你叫李新立?没有。你没有，你还亏损了18元。”我便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会计对我说，出库原料减去残料，等于成品，但我的成品远小于这个计算结果。他盯着我问：“你懂了吗?”这句话我懂，潜台词是：短少的部分哪里去了?

上夜班时。我把这个疑惑说给张哥，他神秘地看了我一会儿，走到小田的成品编织袋子前。打开袋子，掬出几把成品放到我的袋子里。我说：“你咋能这样呢?”他愤愤不平地说：“我咋不能这样?你以为你真的短了?是她拿走了。”我惊讶得张大了嘴!他说：“出库原料减去残料。等于成品。这个你懂吗?”我赶紧点头。他又说：“问题是她的成品怎么会盘长呢?谁能用50公斤原料生产出60公斤产品?这不明摆着吗?”我张大的嘴合不上了。他说：“他们俩以前也拿过我的呢!”张哥还没有说完，小田的笑脸一下子在我面前膨胀变形。但我决定不动她的成品，我也不会声张。不过，今后一定会提防着她。

可是。没有我的“今后”了。下了班，我还没有走出车间。管生产的厂长踱了进来，对我说：“你来一下。”在他的办公室里，领导郑重其事地说：“就开门见山吧。你的亏损咱们就不提了。你不觉得你不适合做这个吗?听说你会写写画画，建议你到这方面的厂子去试试。”我听懂了。我满怀委屈，朝这位能够委婉打发我走的领导弯腰鞠躬后，回头看了眼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工厂，走出了厂门。

站在街上，我有些不辨东南西北。眼前，六盘山下的我的小山村的影子一闪一闪的。当时，只有我知道，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2.一家工厂三个名

工厂很小，是怎样的小呢?这么说吧：那两扇木门，打开后，只能容得下一辆架子车通行。

有人总把这个小厂叫做“钟表社”。1948年小城解放前，它就叫钟表社，是个体经营的，买卖台钟一类的玩意儿。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中，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它就成了集体财产的一部分。几十年过去了，小城人不知是恋旧，还是出于口头上的习惯。还把它惯叫做“钟表社”――我觉得叫钟表修理店可能更合适些。

钟表修理店临街，是一间大门面，门窗都是木质的，用黄漆涂了，明显带有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里面摆了十几节柜台，也是木制的，也用黄漆涂了。柜台中的许多小盒子里，装着分针妙针小齿轮一类的东西。有几个女人，头顶着白色的帽子，穿着白色的大褂子，不时用能放到眼窝子的放大镜，观察攥在手里的手表，表情神秘而严肃，宛如中国侦破大片中提取指纹的法医。她们的两只胳膊上，也戴着三五块修好了的手表，举手投足间显得傲气十足。当然还有两位修理收音机的师傅，工作台上摆着几台不知是修好还是没有修好的“红灯”牌收音机，手里的烙铁，不时在什么地方点一下。

我的同事们，工作间隙，总要说起钟表修理这个行当，“要是能当个钟表修理工就好了。”“看人家多清闲呀。”“人家吃的是技术饭，工资就是比咱们高。”他们议论的时候，我站在一边听着。我没有渴望成为修理钟表的工人，因为那是技术活。要心灵手巧。据说。也要和领导有一定的关系。

也有人叫它为“工艺厂”。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办工业时，它改名叫工艺厂。其实，真正工艺美术品并不多。主要产品是描摹山水画。在60cm×20cm和40cm×60cm的玻璃上，用油彩把那些画描下来。这些东西竟然销路不 错，我老家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几幅山水玻璃镜框，其中一幅上面还有一行规整的字：“李新立同志离厂留念”。字是用红漆描成的，多年了，那红色也不掉下来。师傅们穿的是蓝色的确良长大褂子，他们用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粉的、黑的油彩，在玻璃上描绘出青山绿水、松鹤延年、亭台楼阁后，染在手上的多余油彩，顺手抹到长褂子上去，于是，那些褂子不再是蓝色的，而是五颜六色的，也没有了的确良的那种质感，倒像毡子一样厚实。

这也是技术活。我做的是粗活，全是后道工序――把那些从外地采购来的压成型的框料。在电锯上截成条子，然后在两头打上眼，再用一只铁盆子去熬些木胶，把打了眼的木条子蘸了胶，用铁钉钉到一起。还得把师傅们画好、风干的玻璃画装到框子里去。这已经是成品了，但我的工序并没有结束。还得把它们装到纸箱子里去。我这样默默无闻地做了一段时间，终于又来了一位顶上了我。车间主任允许我也画镜框画了。一周时间里。我的蓝色大褂子也涂满了色彩，当然。我的蓝色大褂子原本是涂着木胶的，上面涂了油彩后。用指头轻轻敲击，竟然能够发出鼓一样的响声。

时间不长，我又去做皮箱了――还有人把它叫“皮箱厂”。皮箱也是主打产品。皮箱其实不是用真正的动物皮做成，而是用人造革做成。这个产品我从头到尾地做过。箱体是纸板的。我们叫它为瓦楞纸，不是一张，而是五张合在一起。比五合板还结实。有韧性。一张一张的纸板是用浆子粘起来的。浆子的做法简单而复杂，在一只直径约2米的大铁锅里。倒一桶水，水开后，把精面粉一点一点撒进去。用一条大棍子慢慢搅动，一直到稠得搅不动了，才掺进去一勺水。再搅。如此反复六七遍，浆糊才算做成。自此，我的工作服口袋里，便有了几样新东西：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只扁刃锥子，一疙瘩蜡，两根大针。刀子是裁掉多余的人造革用的，锥子和针当然是缝制皮箱用的，那个蜡蛋，是打磨缝线用的。另外，手上还多了一样东西：锥子和针留下的伤痕。

1995年，这家有三个名称的小厂被兼并了。一直到兼并的前夜，我还没有弄清它到底叫什么。

3.流浪中的宿舍

说起宿舍，就很温暖。

县城有两个最大的坑，据说是打城墙的时候挖出来的。其中一个在县第一中学的大院里。人们叫它“校场”，可能是宋代的守兵演练的地方，偶尔也用来处置犯人。另一个叫做“市场坑”。可能是坑形成后，一直作为市场吧。想必那些长袍大褂的先人们。在坑里交易了几千年。一直到解放后，政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人民舞台，它的功用才多了起来，除了唱样板戏，还开运动会，有时开万人大会。这样，文体管理局便应运而生。文体局两层小楼，楼顶的檐子上。有水泥堆成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几个大字，的墙上，自然配套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因为我跟着堂哥在那栋小楼里住过些日子。

我得说说那个舞台。那年夏天。我在一家工厂压橡胶垫子，那是要上夜班的。深夜十二点，街上已经少有行人了，毕竟小城还不太繁华。我要在昏暗的路灯下，走近一公里的路程，到市场坑去――偌大的市场坑竟然没有路灯。人踏进去。一下子像跌入了万丈深渊似的。浑身不自在起来，好像在往下沉，往下沉。睁大双眼。适应黑暗后，才敢大口出气。经过舞台时，总能听见台上有人呼吸，偶尔还发出莫名声响。我在山村时，一棵大榆树下，聚在一起的人们经常说古论今。老人们说。戏台通着阴阳两界，上面演出的大都是过去的事，那其实是鬼故事，如果戏台有声音，那是鬼在走动。想起这些。我的毛发立刻竖立了起来。

第二天，对堂哥单位上的同事们说。舞台上有鬼呢。他们顿时哈哈大笑。说我：“这娃娃还瓜着呢。”在食堂吃饭时，大师挥着勺子告诉我：“那不是鬼，是谈对象的男女在亲吻。”我顿时手足无措，为知道他们的隐私而红了脸。

一年之后。我搬到一间小楼。小楼临街。水涮石装饰的墙体上，掺加了不少玻璃渣子。在阳光下闪射着珠宝一样的光芒。三楼，有一间较大的仓库，我就在里面，和一些桌子凳子住在一起。仓库朝街的两个玻璃窗子，除了挂着厚实的蓝布窗帘，还用床板堵了起来。白天，阳光从木板的缝隙里透进来，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切割成条状。夜晚的暮色最早降临我的仓库，街上昏暗的路灯被拒绝在室外。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

空旷的小楼上。还住着一家人，占据着另外两间大些的房子。他们也是从农村来的。男人是国有事业单位的职工。我称他为“叔叔”。叔叔把老婆和三个女孩子都办了“农转非”，这三个孩子分别在城里上中学、小学，小楼里便有了学生念拼音“a、o、e”和课文“春天来了，风轻轻地吹着”的声音。他的妻子在一家裁缝店打工，经常把一些布条子带回家，坐在楼道里，细心地做纽扣儿，有时，还拿回一些衣服，放在一只大塑料盆里洗。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觉得日子很是温暖。

叔叔所在的单位不景气，我常听见他们夫妻在半夜三更时节，因生计问题而吵架，吵得很厉害。晚上，他家的电灯总不能按时亮起来，而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拉着二胡。记得他经常戴着顶蓝色帽子，少见他取下来。帽沿压得很低，将一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藏了起来。他的二胡曲调永远充满了忧郁，嗡嗡嘤嘤，如泣如诉，忽高忽低，忽紧忽慢，忧伤充盈着小楼，包裹着他们。也冲撞着我的心情。我问过他：“叔叔。这是啥曲子?”他说：“江河水。”我记下了这个曲子，觉得这是天下最忧伤、最愁苦的曲子。我担心，他这样抑郁下去会出事，果然，第三年春天，他以上吊的方式结束了和他对抗的生活。

他们一家搬走后，我也搬走了。不过，又搬了回来。关于这次搬迁，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易居》，现抄录如下：

从农村来，没有过惯城市生活的人，总觉得城市的喧哗和紧张有一种压迫感。偶在夕阳临窗或登临名山大刹，哦吟几句古人山水文章、几句清雅诗词时，便不由得产生别一番心绪，对清静生活顿觉留恋和神往。

我的斗室在临街的三楼，整天车鸣人喊声不绝于耳，直到子夜时分。这尚可理解，而苦不堪言的是，几乎每到昏然入睡的时候，街上会有人突然暴吼几句“星星点灯”、“让我一次爱个够”之类，把人从梦乡中惊醒。于是，免不了浮想联翩，思量着有朝一日得一个还算清静的地方去住。

某日散步，不意碰到一个去处，喜不自禁。这地方虽不是人迹罕至的佳地，但稍远尘嚣，算是个清静的地方。出城二里余，沿拐拐弯弯的小路而行，越一条小河，有片不大不小的白杨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有鸟雀跳跃于其间。林旁有一土院，院内排列着三间瓦房，瓦房前几棵果树正在开花，蜂蝶嬉戏，颇有生机。房主因这片地方远离城区，便搬入城内新居。于是租下一间，稍加修葺，搬来住下，又附庸风雅，为居室起名叫“听风堂”――可以听见细风掠过林梢的声音。

初来，喻悦的心情自不必说。夕阳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