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始兴秦“豳”说补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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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首倡周道始兴晋“”之地说。此说似乎对《左传》、《史记》传统的秦“豳”说具有一种颠覆性,但由于钱先生所立论依据有缺憾,故对传统秦“豳”说实难撼动。
[关键词]周道始兴;秦“豳”说;晋“”说
[中图分类号]K875/8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05-04
在先周时期,周人屡经磨难,至其先王公刘时,便“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①在这一记载中,公刘所居的“戎狄之间”即为周道始兴之地秦“豳”。此后,古公父率周人“去豳”,“逾梁山”,“至于岐下”,从此,周人走上了新的振兴和发展之路。
对于周道始兴之地秦“豳”,前人早有客观、公允之论。但由于上世纪30年代初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首倡周人始兴晋“”之说,似乎对传统秦“豳”说具有某种颠覆性。因此,很有必要对晋“”说予以辨析,对传统秦“豳”说予以补缀。
一、“豳”、“”同异与秦“豳”地望的新证据
在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史上,众多学者对“豳”、“”二字存在着同与异两种看法。所谓“同”,即是说“豳即也,古今字异耳”。②其意是说,“豳”与“”本来是同一个字,只是古今写法不同而已。
至于“豳”、“”二字之异,其说法则较为复杂:其一认为,最初字意不同:《说文》释“豳”道:“豳,美阳亭即豳也。……有豳山,从山、从豕 。”美阳亭所在地即豳。又云:最初的“豳”为象形字,意为山谷中有猪。《说文》释“”道:“,周大王国,在右扶风美阳,从邑,分声。”“”为会意字,意为城邑。其二认为,“豳”、“”二字出现时间不同。《诗•国风》中有“豳谱”一词;《诗•大雅•公刘》诗中有“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等诗句。以上二诗,均为周初成王时(前1024～前1005)之诗,这说明“豳”字出现和使用时间较早。至于“”字,最早见《孟子》卷2《梁惠王章句下》,其中说:“昔者,大王居,狄人侵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是战国中期人,约生活于前372～前289年间。据此分析,“豳”字比“”字的出现与使用至少早700年左右。其三认为,“豳”、“”二字最初各自是不同地方的地名。《汉书•右扶风》条云:“找,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这是历史文献将“豳”的地理方位首次认定在今陕西省旬邑县,即为最初的秦“豳”说。后《集解》引徐广曰:“新平漆县之东北有豳亭。”《正义》引李泰《括地志》曰:“豳州新平县即汉漆县,《诗》豳国,公刘所邑之地也。”至此就形成了传统的秦“豳”之说。对“”最初所名之地方,《周初地理考》有着以下说法:“在河东临汾古水之滨。”③又说“因临汾水为邑而名。”④这便是钱穆先生首倡的晋“”说。
最近,笔者查阅《州新志稿》,⑤看到其中保存着不少传统秦“豳”说的新资料。现列述如下:
姜,有邰氏女,帝喾元妃,出野,见巨人E,践之,身动如孕,居期生周始祖弃。《州新志稿》载:“豳山,在县城南,一名凤凰山,俗以为周初凤凰所栖,上有(姜)履E坪,相传昔姜履巨人迹于此。”⑥ “履E坪,在县南门外凤凰嘴西偏,相传昔姜履巨人E于此。”⑦“姜墓,在县东十里水北银山谷中。”⑧姜祠“在(县)城南门外东偏,唐节度使张宪甫建,明嘉靖丁未知州姚本重修”。⑨
公刘,不之孙,继立后,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周道于此时始兴。《州新志稿》载:“豳谷,在县东三十里,相传为公刘立国处。”⑩“凌阴,在县东三十里,相传为公刘藏冰处。《诗•豳风》所谓“纳于凌阴者”即此”。“公刘墓,在县东八十里陵村。”公刘祠“在(县)城南门外东偏,唐节度使张宪甫建,明嘉靖丁未知州姚本重修。”
古公父,周文王祖父,继立后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去豳徙岐下。《州新志稿》载:“古公城,旧志(即姚本所修《州志》)云:在县南山上,今废。”“周太王祠,在(县)城南门外东偏,明嘉靖间建。”
以上所引《州新志稿》资料,虽然算不上十分完备,但却是以往研究秦“豳”说尚未触及的关键性的资料。在这些资料中,不仅有先周姜履巨人迹、姜墓、姜祠等资料,而且还有周道始兴时期公刘与古公父墓与祠等的记载,其中有的还追溯至唐代。看来,《州新志稿》诸说并非空穴来风,据此完全可以认定传统的周道始兴秦“豳”说是可信的。
二、秦“豳”说中梁山的方位
梁山是古公父率周人从周道始兴之地秦豳迁岐下途中所逾之山。这座梁山始见《孟子》“太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之句。《史记》也有“太王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之说。以上记载表明,古公父所逾梁山势必位于豳与岐下之间。据此看来,梁山地理方位的探讨与论定,对传统秦“豳”说的维护有所助益。
(一)《周初地理考》中梁山方位简析
《周初地理考》一文,多处述及梁山,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与古公父率周人徙“岐下”有关的梁山仅有一座。但这座梁山在我们看来其可疑之处不少。
钱穆先生曾明确指出:“太王去,逾梁山,在韩城。”如果我们仔细揣度钱先生这一明显带有晋“”说特征的说法,自然就会发现他所肯定与周人徙岐下有关的梁山,其方位应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境内。但是,他在释《诗经》“古公父,来朝走马”诗句时却又说:“古公之所来而走马,即此朝邑之朝坂也。”钱先生此话是说,古公父曾率周人生活于今陕西省朝邑县之朝坂。如果我们对钱先生以上所说从地理方位方面来分析的话,即可得知:韩城的梁山在北部,而古公父率周人活动之地朝坂在南部。在此情况下,周人要徙岐下,就得向北行进。这样以来,周人不仅不能到达朝坂西部的岐下,而且还会与岐下愈来愈远。
钱先生在论及周人“逾梁山”问题时甚至还说:“逾梁山,至于岐下,遂辟丰镐,则在太王以后。”钱先生此话是说,率周人“逾梁山,至于岐下”一事,不是发生在古公父时候,而是在其后。同时,他在另一处还说,逾梁山,至岐下,在王季和文王之时。钱先生的这些说法意在说明,《孟子》和《史记》有关古公父率周人“逾梁山,至于岐下”的记载是错误的。然而,在笔者看来,存在错误者,倒是钱穆先生自己的说法。
(二)古公父所逾梁山的方位
据历史文献记载,早在两汉时,古代史家既已关注古公父率周人所逾梁山的地理方位问题了。《汉书•地理志》“右扶风找亍碧跛:“有豳乡,《诗》豳国,公刘所都。”这里虽未明确述及梁山,但若从“豳乡”、“豳国”在汉找叵鼐车募窃胤治,梁山距“豳乡”与“豳国”当不会太遥远,或许就在附近地方。《史记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注“梁山”说:“‘梁山在雍州好畦县西北十八里。’郑玄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则梁山横长,其东当夏阳,西北临河,其西当岐山东北,自豳适周,当逾之矣。”从《史记正义》注看,东汉郑玄(127～200)认为梁山在岐山县的东北部;唐李泰认为梁山在唐好县(今陕西省乾县)西北18里处;《史记正义》作者唐张守节则认为梁山是一座东西横长之山,东起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西至岐山县东北,是从“豳”前往周原必须逾越之山。《汉书•地理志》“好县”条注云:“有梁山宫,秦始皇起。”
唐代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大都简略记载到了与先周有关的梁山。《新唐书•地理志》“奉天县”(今陕西省乾县)条注云:“梁山、靖陵,在(乾县)东北十里。”《明史•地理志》“乾州”条注云:“乾州,西北有梁山,接岐山县界。”《清史•地理志》“乾州”条注亦云:“西北:梁山。”
地方志和类书也对梁山有少量记载。《重修灵台县志》说:“达溪河即县川之西河也。自陕西陇县五马山发源西(而)来,绕县城前而东至县梁山入泾。志谓:梁山、黑水者即此。”《州新志稿》说:“昔太王去,逾梁山。梁山在今永寿县(今陕西省永寿县北)境。县以南诸山来脉,大都由此故县城东、南、西三面高峻地势,曲折县北,则称平衍,泾水中流,自西而东,就大概言之,则山沟地也。”清代所编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亦云:“达溪川,即县之西川,源发陇之五马山,至之梁山入泾。志云:梁山、黑水即此。”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坚信传统秦“豳”说中确有一座梁山,其位于今陕西彬县黑水与永寿县旧治(今县城之北)之间,此山西端抵达于岐山县东北界上。这座梁山正好位于先周时古公父率周人“去豳”、“至于岐下”的途中。但它与钱穆先生所说韩城梁山或许没有什么关系。
(三)梁山方位论定的意义
从上述分析可知,《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和《史记•周本纪》所载梁山,其地理方位当在今陕西省彬县黑水与永寿县旧治之间。这一论断自然有其以下的意义:
首先,梁山地理方位的论定表明,《孟子》和《史记》“去豳”、“逾梁山”、“至岐下”的记载,是无可质疑的。
其次,梁山地理方位的论定表明,《孟子》和《史记》有关古公父时率周人“逾梁山”、“至岐下”的记载也是可信的,而《周初地理考》所谓季历、文王时“逾梁山”、“至岐下”说于史无据,纯属推测之辞。
再次,梁山地理方位的论定表明,秦“豳”位于今陕西省旬邑、彬县和甘肃省宁县南一带的传统说法,是晋“”说难以撼动的。
三、周人始兴晋“”说的缺憾
钱穆先生《周初地理考》一文,在先周时晋地当时所存众多与先周有关地名基础上,提出了先周始兴晋“”之说。据查阅,4万多字的《周初地理考》条分缕析地提出和论证了60个学术观点,但若予以分析,其中主要论证的则是先周从弃至公刘之间居于晋地、古公父居朝邑及季历、文王、武王居于岐丰的观点,但其核心论点却是先周始兴晋“”之说。
先周始兴晋“”之说,对自《汉书•地理志》以来传统的周道始兴秦“豳”说予以全盘否定。这种似乎带有颠覆性特点的观点,自然招来了众多史学界信从者。如果有人要问:晋“”说是否真的能够颠覆秦“豳”说?笔者以为,这一问题只有经过系列辨析之后方能做出回答。
(一)先周始兴晋“”说立论依据辨析
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论证先周始兴晋“”之说,特别选定地名为视角,以地名为据立论,将异地同名现象用民族迁徙遂“以其故居移而名其新邑”为由做解释。这说明钱先生《周初地理考》是一篇颇具特色的历史地名学论文。不过,钱先生在论文中立论并表述观点时,其依据存在着缺陷。
首先,钱先生以晋地诸多与先周相关地名为据,先入为主地认定“周人起于晋”、“公刘居豳,本在汾域”等。从大量文献记载我们得知,在历史上不论晋地还是秦地,都有与先周相关的地名。在此情况下,若要探讨先周始兴之地“豳”的地理方位,那就必须客观探讨晋、秦二地与先周相关地名的产生前后、产生缘由等。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出于追求新意或反传统、或疑古,那未必能够得出客观结论。从《周初地理考》看,钱穆先生据古代文献中晋地多有与先周相关地名,于是认定“周人起于晋”,“古史地名皆由民族迁徙,递移递远”,“周人既西,秦地乃有豳乡,地名相移”,“西周周(公)、召(公)采邑,皆在陕西凤翔府境,故周初地名多移植于此”。钱先生之意是说,先周人始居晋地,后周人西迁秦地,遂将晋地与先周相关地名带到了秦地。然而,只有我们对钱先生的先周地名由晋徙秦说进行逆向思考,并据秦地与先周相关地名认定先周始兴秦“豳”,而晋地与先周相关地名是从秦地迁徙而去的,这不是也能讲得通吗?据此分析,先周始兴晋“”说的疏漏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钱先生“豳字本作”之说与文献记载相左。钱先生“豳字本作”之说,似有两层涵义:一是“豳”与“”是笔画、字形不同的同一个字;二是“”产生在先,而“豳”出现于后。其实,据我们查阅有关文献,钱先生所说与文献记载存在着抵牾的情况。《诗•国风•七月》中有“豳谱”一词,《诗•大雅•公刘》诗中有“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诗句。据考,《诗•国风•七月》中还有“周公遭变故”之说,这表明《七月》诗是周公或周公之后的作品;《公刘》诗中还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阏”之说,自然这是西周初年之诗。看来,以“豳”字为名的地名至迟在西周初年已经在社会上通行了。那么,以“”字为名的地名最初是在何时出现的呢?《孟子》说“昔者,太王居,狄人侵之”;太王“去,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孟子约生活于公元前372～前289年,他的著作是在历史上首次使用“”字的,如果将此与“豳”字的出现时间比较,晚了约700年左右。
再次,钱先生论证晋“”说取舍史料存在不当之处。在历史文献中,有些史料对论证晋“”说有助益,有些则相反。钱穆先生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往往将有助益的史料尽量采用,而对那些相反史料则弃之不用。钱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辨析《史记•周本纪》“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之句时,曾引证《汉书•匈奴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史料,以此证明“迁豳而居,实始公刘,不自庆节也”。笔者以为,钱先生的结论无疑是中肯的。可是,由于《匈奴传》这条史料中“变于西戎,邑于豳”的话,对秦“豳”说有利,则对晋“”说无益,故钱先生在具体论证晋“”说时,在未做任何否定性说明的情况下便将其置之不理。又如他所引《汉书•郊祀志》有“美阳得鼎,张敞推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闻周祖始乎后稷,后稷封于,公刘发迹于豳,太王建国于梁,文武兴于丰镐,梁丰镐之间,周旧居也,固宜有宗庙坛场祭祀之藏。今鼎出于东,中有刻书,曰:王命尸臣,官此找,此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藏之于宫庙也”。这样一段记载,钱先生对其评论说:“其事何如?曰:此无害为扶风之,亦无害于当西周时而有此鼎器。惟张敞之以后稷封邰,公刘居豳为说则误。且找刂官,岂得由其子孙藏鼎器于周之宫庙?此不足为公刘居豳在扶风之证。”在此,钱先生虽然肯定扶风有找亍⑽髦苡写硕,但认为找刂官之子孙将此鼎藏之周宗庙不可信,尤其认为张敞所说后稷封于邰、公刘居于豳之说是错误的。其实,只要把《郊祀志》上述记载中“美阳”一地名同钱先生所肯定找亍⒅芏及(邰)、豳、梁、丰镐等地名联系起来分析,这是一条论证周道始兴秦“豳”说的重要依据,但钱先生同样未予重视。类似现象在《周初地理考》中还有一些,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晋“”说的一个重要缺憾
《周初地理考》所阐述晋“”说使我国史学界不少学者相继折服,从而,在涉及先周历史文化的多种史学成果中赞同晋“”说似乎已成为一种学术倾向。不过,据前文分析,《周初地理考》所阐述晋“”说是存在破绽和疏漏的。当然,问题还不仅仅于此,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缺憾,这就是晋“”说的首倡者和信从者都未能举出古公父去豳至岐下时渡“河”(黄河)的证据。
众所周知,秦晋二地,大河阻隔。古往今来,从秦往晋,或从晋来秦,势必渡河,别无他途可行。如果周道始兴之地“豳”,真的在晋地,那么,古公父率周人“去豳”,至于岐下时,大河自然是其途中最大天然障碍,在文献中既然“漆、沮”这样小的河流曾留下了记载,象“河”这一北方最大河流也有留下记载的极大可能,然而,事实上则无。
在查阅《周初地理考》时笔者发现,钱穆先生虽然没有回避先周人渡“河”的问题,但其所作说明实在令人不敢苟同。钱先生在《周初地理考•太王篇》中说:“周人初起皆在晋,其先在涑洮,其后迁而北,越汾,达于河,稍稍渡河而西,则极于韩。”《公刘篇》也说:“梁山在韩城,而不言逾河者?周人之居,固已不自于太王,即已逾河而西也。”若综述钱先生以上所说,其意大体是:周人最初居于晋地之“涑洮”,后北迁,然后向西“越汾”水,并到达黄河东岸,继而在古公父之前(即公刘时)“渡河而西”,渡河后的居地为“韩”城。钱先生这些没有周人渡“河”实据、纯属推测性的说明,客观分析起来,其根本无法为先周始兴晋“”说帮上什么忙。
先周始兴晋“”说的倡导者和信从者,既然都举不出古公父率周人“去豳”、渡“河”至于岐下的文证,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晋“”说存在着一个重要缺憾,因此,传统的周道始兴秦“豳”说是难以撼动的。
[注释]
① 《史记》卷4《周本纪》。
《史记》卷4《周本纪》注。
钱穆:《周初地理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6页、第31页、第42～43页、第45页
《州志》即旧志,为明嘉靖时知州姚本所撰,《州新志稿》是在旧志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州新志稿》卷3《地理•山脉》,《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八年版,第20～21页。
《州新志稿》卷3《地理•古迹》,《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八年版,第28～29页、第31～32页。
《州新志稿》卷18《祠庙》,《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八年版,第171页。
《孟子》卷2《梁惠王章句下》。
《史记》卷4《周本纪》。
钱穆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说:《禹贡》“治梁及岐”为吕梁(山)、狐岐(山)。他以此证明“狐岐”为古岐山;又据《吕氏春秋》“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说认为,龙门地方曾有一座吕梁山;引宋王应麟《困学纪闻》“治梁及岐”句说,蔡沈认为梁、岐皆在冀州,梁山,吕梁山也,在石州离石东北;又引《汉书•地理志》左冯翊怀德县条注云:“《禹贡》北条荆山在南,下有强梁原”;还引《陕西通志》“掘陵原,在富平县治南,亦名强梁原。”钱先生在《周初地理考》中所引这些“梁”、“梁山”、“吕梁山”、“强梁原”资料,他自己认为都与古公父率周人所逾“梁山”无关,既然这样,那么,如此引用不知为何意?
《史记》卷4《周本纪》注。
《重修灵台县志》卷1《山川》,《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八年版,第88页。
《州新志稿》卷3《地理•地势》,《中国方志丛书》,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民国五十八年版,第19页。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平凉府部•灵台县•山川考》。
钱穆所引《汉书•郊祀志》这段话,与今标点本之文字有较多歧异,但主要部分则是一致的。
钱穆先生虽有周人于公刘时渡“河”之意,但未能在《周初地理考》中举出文证,因此,其不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