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与人的自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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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民族走到今天，已历千年，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 生生不息，刚健自强，不想逮于近代，遭遇千年变局，世界迅速走进现代化的轨道，而中国却依然沉睡不起，儒家更是日益衰落，儒家的士人苦苦探寻，却一步比一步艰辛，其中重要的原因，既是没有抓住现代化的本质和目标――人的自由度。儒家人士面对这一困局做出了回应，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我们还要挖掘儒家自身所具有的资源和材料，重新加以发挥和发展，只有这样，面对当今的时代变局，才能继续挺立道德之源，开拓出儒家新的境界，创新熔铸出新的文化，以慰民生，以促华夏。
关键词：儒家；自由度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273-01
人的自由度是古今中外历代大哲都面对的一个命题，因为“天地之间人为贵”，当人参于天地之化育的时候，人的主体性在其实践中得以体现，这种主体性是一种“自在”之物，它自在地拥有自我的独特价值，人人不同，但都是一个整体，人人相异，但都是自然之子，且独具灵性，这灵性就是人的自作主宰，自为理由，而不是依附于天命而毫无作为，这一切的如果有一个定义的话，就是自由。自由要求人的解放，从对自然的恐惧中，对权力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对资本的依附上，对外在体系的依附上解脱出来。黑格尔曾言：“人本性上是自由的”，如果没有自由，那么就没有道德，有的话也必是虚伪的，没有自由意志，人们就没得选择，没有这种高尚或鄙下的选择，是没有道德可言的，康德的理论前提即在此，儒家以德立本，处处体现的也是此意。
儒家道德的起点开始于性善论，这是一种对人性的肯定，儒家从一开始对个体在道德上的提升就抱有深刻的信念，孔子讲“为仁由己”，孟子讲：“涂之人皆可为尧舜”就是这一含义，但这善只是善端，不是至善本身且易失，人通过自我的提升，追寻“仁”的境界，反身而诚，反本明性，最后达于至善。这种把人的道德性提升于人的内在性，超越性的过程，既是求仁的过程，也是个人自由扩大的过程，人与仁达到了统一，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这种求仁的过程，儒家完全要求寄托于修身者自己，尽管儒家的个体是一种关系中的个体，即个体的外在自由由自身所处的关系中给出，但内在的自由和道德提升则完全在于自己，按照我们对于儒家时间性的叙述，则看得更为清楚，时间的自然属性使个人的存在短短百年，个人的关系也会随之慢慢消散，那么儒家的永恒追求的，必有其永恒的一面，方能接续这短暂的个体的自然属性，那便是个体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内在的道德性、超越性，这种道德性、超越性既是内在的，又是无对待的，内在的即不随外在事功而随波逐流，无对待的就是仁的实现全在于自身，“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仁既不远，就在于自己愿不愿意求之，那么这样就把个体突出了出来，即个体自身是求得”仁”的主体，客体也同样是个体本身，即“求仁”的根据不在主体之外，而是主体自身。儒家人士所要做的，就是以自我的仁心来克服物欲的小我，以天理克人欲，最后天人合一，圆融一片，成圣成贤。这种成圣成贤之路，就是不断克服自我的内在障碍，最后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之途，这就是中国特有的内在的道德自由主义。
如果儒家的个体是一种关系中个体，它立足于性善论这一基点，从而扩充和挺立自我的道德自由，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达到整体的自由和谐。这可以说是一种无对待的内在超越性的进路，而西方的个体是一种纯粹原子式的个体，它立足于人的原罪这一基点，从而通过订立契约和规范权力来扩充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则是一种对待的外在的进路。
西方的哲学体系，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对待的关系，以自然为对象，以科学和逻辑为支柱，进行哲学的构建，这一传统造成了西方的自由追求不是立足于道德的自由境界，而是政治经济层面的权利要求，这就是说，这种自由的追求从一开始就是以对待的面貌出现的，这是一种基于契约和权利基础上的主客、人物、人我 群己对待关系。儒家学者以“吾日三省吾身”为自律要求，汲汲以求圣贤境界，这种境界自然要求个人的私利在很多方面是不值一顾的，甚至是值得克服掉的，这就是化小我为大我的过程，却也是消弭自我权利的过程。这种内圣德功夫，最终追求的，乃是一种境界，正如尧舜的道德是一种悬设一样，儒家的内圣开外王在原初的设计中，始终是以道德为依归的，“治国”、“平天下”可以由内圣径直推出，圣王做的，也是上行下效，推己及人，推行仁政，化成天下，这一切的预设，都以道德的范畴囊括，既无底层人民权利的申述，也无法律对政府等机构的约束，科学技术也因为渠道的狭小而发展缓慢，中国前期的发展因之而迅速，中国后期的发展因之而停滞，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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