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奴隶的母亲:女性的认同危机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为奴隶的母亲:女性的认同危机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为奴隶的母亲》最早创作于1930年，是柔石短篇小说的代表作。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是CCTV电影频道于2004年为纪念柔石诞辰100周年而特别制作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述了春宝娘因为家庭贫困，被迫出典到秀才李家充当隶，要求在三年内为李家生养儿子的故事。小说突出了江南农村的贫穷，以及“典妻”这一社会现实。而电视电影《为奴隶的母亲》在贫穷与“典妻”的社会现实的情节环境中，凸现了女性的认同危机，

人的认同问题是人与生俱来、无法逃脱的问题，人总是在不停地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我是谁”、“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我该如何活着”，从而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寻求一种自我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整体性。当人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人便陷入了认同危机之中。小说中，春宝娘的认同危机是隐现的，而电视电影则将这种危机放大了。

小说中，当知道自己被典时，春宝娘尚能发出挣扎的声音：“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倒霉的事情呀，我！”，电视电影中，春宝娘即阿秀则无声地屈服了。小说中，春宝娘在生了秋宝后，曾想把春宝接过来，一起在新家生活下去；秀才提出续典春宝娘：秀才之妻尽管只准秋宝叫他的母亲“婶婶”，却也同意秋宝吮吸母亲的乳汁。电视电影中，阿秀的幻想微弱、淡化；正房太太切断了阿秀与秋宝的联系，不许喂养，不许阿秀在秋宝面前称自己是“亲娘”，还贬阿秀为女佣：秀才也渐渐忘却了阿秀，不再承认阿秀的“二房”角色。小说中，春宝娘回家后，丈夫和春宝没有厌恶她，虽然刚开始有些不适，可是丈夫叫春宝跟娘去睡时，却显示了这个家对春宝娘的接纳。电视电影中，阿秀却被抛弃了：阿秀被赶出李家，失去了秋宝。她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中，丈夫阿祥见她回来，没有理睬，扭头就向里屋走去。这时，春宝从外面玩耍回来，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怯怯地问：“你是准?你批准?”阿秀含着泪说：“春宝，我是娘呀！娘回来了……”。阿秀伸手想去抱他，春宝感到愕然，向里屋逃去。阿秀无力地坐在了过堂的门坎上。

通过小说与电视电影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电视电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在当时代被压迫的形象。正如导演在开拍前谈到，他们将遵照原著的基本精神，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审视特定历史背景卜的人物和故事，并在艺术形式上有所创新。认同问题极具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人对自身的存在以及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格外关注，认同问题凸现出来，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哲学和人学问题。“在现代之前，人们并不谈论‘同一性’和‘认同’，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我们称为的)同一性，也不是由于同一性不依赖于认同，而是由于那时它们根本不成问题，不必如此小题大做。”p55可是，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女性正遭受着严重的认同危机，只是她们没有意识到。导演正是通过自己的镜头向我们叙述了当时女性的真实境遇。

从名字来看，认同危机正是沿着两个方向展开的：“奴隶”与“母亲”。阿秀既是统治阶级压迫的奴隶，又是旧习俗、旧文化的奴隶，更是自我意识的奴隶。首先，在现实的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对立中，阿秀一家无以为生，这正是作为奴隶的阿秀被典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其次，“典妻”作为一种旧习俗、旧文化，在当时当地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从而使阿秀成为工具性的隶。就像女佣黄妈所说的，阿秀等同于“肚子”，一个能够生殖而且必须能够生殖儿子的工具。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关注两个女性，那就是李家的正房太太和阿秀生的女孩。其实，李家的正房太太也是当时婚姻关系的奴隶。正因为她的不能生育，不具备能够生殖而且能够生殖儿子的“肚子”，尽管她高高在上，却也不得不忍受丈夫通过“典妻”来为李家延续香火。由此，她非常妒忌阿秀，却不曾想自己也是同样的悲哀。同样，阿秀生的女孩因为不能满足丈夫阿祥传宗接代的愿望，在出生之后马上被装进木桶扔进河里，连生存的资格都没有了。最后，阿秀是自我意识的奴隶，她的麻木、忍耐、蒙昧都使我们联想到鲁迅笔下的诸多人物，对此，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奴隶”这个层面看，阿秀的女性特征消失殆尽，逐渐缩小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的一个生育符号。从她的丈夫到秀才，阿秀所扮演的是一个出色的生育工具。封建宗法制度下形成的道德观念、文化观念把女性的生育功能当作女性生存的唯一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奴隶”的阿秀不仅是丈夫和秀才的奴隶，而同样是春宝和秋宝的奴隶。

阿秀的“母亲”特征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得到无限张扬地表现。他人称呼她不是在春宝娘，便是秋宝娘。阿秀为了春宝，被典出去，而生了秋宝。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却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孩子，她的认同被撕裂了。小说中，被撕裂的认同得到了些许修补，当她回到家里时，丈夫和春宝依然接纳了她。而在电视电影中，被撕裂的认同却无法修补。当她被从秋宝身边赶走时，她想再见秋宝一面，女佣黄妈拦住了她，暗示她和秋宝已经是两个等级的人了，母与子注定是分离的。当她返回到春宝身边时，她多想得到春宝的亲近，春宝却视她为陌生人，躲开了她伸出去抱他的双手。

作为“奴隶”和作为“母亲”的阿秀，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归属感。身为女性，阿秀在丈夫与秀才那里是得不到承认的，她充其量只是繁衍后代的工具。身为母亲，阿秀失去了秋宝和春宝，想从孩子身上得到幸福的愿望破灭了。尽管认同是通过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进行建构和辨识的，但是，阿秀却没有自我的意识。她的一切都建立在他人身上：丈夫、孩子。这正是旧中国女性遭遇认同危机的原因之一。

电视电影对小说的大幅度改编，正体现了编导对女性认同危机的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在电视电影的结尾处，编导没有应用过多的镜头，调动过大的场面，貌似没有将气氛烘托到极致。可是，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无力感衬托了阿秀的无助，给观众留下了无限的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