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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号屠场》叙述视角的陌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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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号屠场》以德累斯顿大轰炸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的经历,表达了作者对时间、战争、死亡以及美国社会的看法。作者冯尼格特通过运用独特的叙事技巧赋予了小说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从而增加了读者感受的难度和时延。

【关键词】《五号屠场》;冯尼格特;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

《五号屠场》是美国作家库特・冯尼格特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根据冯尼格特在二战中的亲身经历写成。小说以德累斯顿大轰炸为历史背景,讲述了主人公毕利・皮尔格里姆的经历,表达了作者对时间、战争、死亡以及美国社会的看法。冯尼格特运用其独特的写作手法把战争的荒诞、世界的无理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笔者认为,陌生化的叙述视角是其重要的手段之一。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国形式主义最核心、最重要的概念之一,由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中所提出。他在文中写道:“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方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1] 什克洛夫斯基在说明“陌生化”理论时,以托尔斯泰在《霍尔斯托密尔》中采用马的角度来讲故事为例,来说明通过视角的变化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他说到“托尔斯泰经常运用奇异化手法:有一次(《霍尔斯托密尔》)由一匹马来讲故事,于是事物被不是我们的,而是马的感受所奇异化了。这就是马对私有制的感受。”[2]托尔斯泰通过马的叙述视角描述了私有制,使读者像第一次听说私有制一样对其进行重新理解和审视。而这正是“陌生化”所要达到的目的。

在《五号屠场》的开篇,冯尼格特便以作者的身份进入了自己的小说中――“我”现在是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在部队里当过兵,正构思写德累斯顿的往事。“不过当时我脑子里关于德累斯顿并没有多少话要讲――横竖不够写一本书。就是现在,儿子已经成人,我已是一个饱经风霜,萦怀往事,爱抽帕玛牌香烟的老头儿了,却依然没有多少话要讲。虽然我感到回忆德累斯顿的往事毫无用处,但它却引诱着我非把它写出来不可”。[3] “我”现在深夜时会发病,发病时就爱打电话,所以才得以跟战友伯纳德・弗・奥黑尔取得了联系。与他一起回忆战争之后开始着手写“这部小说”。作者进而又交待“我是住在科德角的一个作家,”[4] 并且称《五号屠场》为“这部小说”,旨在显出其虚构的成分。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是不会出现在小说文本之中的。而冯尼格特使自己成为小说人物之一,模糊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对立,由此向读者交代了写出这本小说的想法,以及他写作的心情又是多么的矛盾。作者明知道写一部反战小说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却依然还是花了金钱、心血和时间把这本小说写了出来。可见他虽然承受着内心的挣扎与撕开战争给他带来的疮疤的痛苦,也一定要表明反战态度的决心。正如尚晓进所说:“透过其风趣但苦涩的叙述,如他的酗酒、午夜电话,一改再改的提纲,我们可以感觉到作家灵魂的苦痛挣扎,感觉到他如何努力唤醒往事的幽灵,通过艺术创作的再生力量,抚慰自己心灵的创伤,同时也唤起社会的道德良心。”[5] 第一章于讲述完写作过程后结束,就在读者期待从第二章起作者继续以作家的身份继续叙述自己战争经历的时候,冯尼格特却“消失”了。叙述人悄悄地转换成了第三人称――“他就寝的时候是个衰老的鳏夫”,[6] 由这个第三人称开始叙述毕利的故事:毕利・皮尔格里姆“于一九二二年出身在纽约的埃廉市,是那儿一位理发师的独子。……他在埃廉市高中毕业时名列前茅,是班上的第三名,然后在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夜大学念了三个月便应征入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兵役。……毕利曾作为步兵参加过欧洲的战斗,并被德军俘虏。他一九四五年光荣退伍后,重新进入埃廉验光配镜专科学校学习。念到四年级时,他与这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产所有人的女儿订了婚,而后就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7] 读者也被引入听叙述者讲述毕利生活、工作、家庭、被德军俘虏、被来自541号大众星的飞碟绑架的故事。可正当叙述者讲述毕利在德累斯顿的遭遇时,文本的作者――冯尼格特却出现了:“那人就是我,本书的作者。”[8] 作者的突然出现打断了读者的阅读进程,给人以陌生的感觉。在颠覆了读者的思维定势之后,冯尼格特又“消失”了。读者又返回到原来的阅读进程,直到小说的最后一章,作者再次出现,谈起“我”现在――战后的生活。作者表达了对毕利在外星球学到的理论的态度。“如果毕利・皮尔格里姆从541号大众星生物那儿学来的道理是对的话,那么不管我们有时似乎死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永远是健在的,我对此并不过分高兴。如果我会永久停留在这个时刻或那个时刻的话,那我就感恩不尽了,因为其中有许多时刻是最开心的。”[9] 这段话首先表明了作者对541号大众星的道理是否正确并不肯定。进而假设其如果正确的话,作者也并不持乐观态度。显示出作品的内容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但下文却出现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声音:“他(毕利)正返回到一九四五年的德累斯顿,该市被烧毁的后两天。毕利和其他人被卫兵带到废墟上。我当时也在那儿。奥黑尔也在那儿。我们在瞎眼老板的旅店的马厩里住了两宿。当局在那儿找到了我们。他们吩咐我们……。”[10] 作者又一次与毕利出现在一起,力图说明历史的真实性。而且复数人称“我们”显示出并没有主观色彩,使叙事更准确、更客观。冯尼格特模糊了历史的真实与虚构的故事之间的界限。而读者怎样看待就取决于读者自己了,把问题留给了读者,引起读者的反思,同时也延长了读者的感受时间。

结语:

传统小说的叙事者一般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第一人称的“我”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却是有限视角,不能面面俱到,对他人的评价及描述也含有主观成分,不一定可信。而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将一切和盘托出,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样就会使读者被动地听故事,感觉被自动化、机械化,进而不会对其讲述的内容进行反思。而在《五号屠场》中,却出现了几个不同的声音。作者采用了侵入式叙述、第三人称叙述以及第一人称复数叙述相互转换的方式来讲述德累斯顿大轰炸事件,解构了真实与虚构的对立,把问题及思考留给读者,从而增加了读者的感知难度,延长了读者对事情的感知过程,取得了极好的“陌生化”效果。

【参考文献】

[1] 什克洛夫斯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2] 维・什克洛夫斯著.散文理论[M].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作者简介:孙露珈(1980--)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哈尔滨师范大学,助教,硕士,研究方向:美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