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形势、问题与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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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进入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体制、动力、模式和目标都将加速转变，经济中高速增长、转型升级、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还面临诸多新形势和新问题，需要根据这些新的约束条件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加快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内涵与主要特征

（一）基本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核心是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宁可主动将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也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长远发展问题，把提高增长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发展体制转变。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二是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把改革的红利、内需的潜力、开放的推力、区域的合力等因素叠加起来，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三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改变经济发展对素驱动、投资驱动的过度依赖，转向依靠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四是经济发展目标转变。放弃唯GDP论，真正做到以人为本，突出解决好教育、就业、社保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主要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特点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常态。由于我国经济基数的增大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增长速度将适度回落，这也是经济达到中等收入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是转型升级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旋律。以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推进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大势所趋。三是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新特点。宏观经济管理将实施“底线”调控，着力增强宏观调控政策的精准性、有效性、前瞻性和协调性，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四是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成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助推器。将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为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

（一）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形势下，经济低迷和转型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借贷消费的模式，吸引制造业回流，扩大实体经济比重。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扩大国内需求，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二）以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加速形成

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加剧了多边贸易体制建设的难度，加速了以区域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近年来，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持续增加，美国正在努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中国也在积极推动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亚太自贸区（FTAAP）。以贸易和投资安排为主要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正在形成，必将对全球现有的贸易和投资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正在孕育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事实让人们开始感受到全球范围内一场技术大变革正处在孕育期，很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工业革命。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指出：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前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工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第三次工业革命有可能使全球技术要素与市场要素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引领全球产业分工新布局，催生世界经济新格局。

（四）服务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当前，服务业已居世界经济主导地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达到70%左右，其中，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为75%左右，低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达到50%。相比制造业，服务业具有附加值高、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等优势，其发展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发展潜力巨大。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面临的新问题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过的问题，在我国也相当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力，也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经济转型升级的动力基础薄弱

当前，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大规模投资等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已无法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同时，经济转型升级需要的新动力依然薄弱。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增长乏力，201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为50%，而高收入国家一般在70%左右。另一方面，经济升级的创新动力不足，我国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企业转型升级困难。

（三）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国际市场持续低迷，国内需求增速趋缓，我国部分产业供过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制造业产能普遍过剩，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消耗、高排放行业尤为突出，行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经营普遍困难。同时，这些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产能过剩呈加剧之势。产能严重过剩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诸多问题的根源。

（四）局部金融风险增大

当前我国金融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流动性总量过剩而结构失衡，大量信贷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金融没有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地方债务潜在风险增加，截止2013年6月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亿元。此外，国内影子银行快速发展，其背后的潜在问题可能波及金融机构，进而影响金融系统的稳定。

（五）房地产市场风险不断累积

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等指标来看，我国的房价尤其是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在全世界都算比较高的。一线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普遍在25倍以上，部分城市房产的售价与月租价之比偏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世界上十大贵的让人难以承受的房地产市场，有七个都是中国的城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天津、广州和重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8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9个，持平的城市有1个，与2013年9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58个，持平的城市有2个，上涨的城市有10个。

（六）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

当前，一些生态环境承载力较高的地区，要素聚集度不高，经济活动不够活跃；一些生态环境承载力弱的地区，却过度开发，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生产力空间布局与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不协调既造成了资源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也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和商务运行成本过高等“区域病”或“城市病”，资源被大量浪费或被低效率使用，造成了生产力布局和各地生态环境承载力不协调。

（七）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加大。2013 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呈快速上升趋势，2014 年10月23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上升到6.1195，再次创下自3月7日以来的7个多月新高。同时，由于美元的短期调整而出现阶段性加速升值，人民币的升值趋势仍会继续。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2014年6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28.33%，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6.51%。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挤压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空间，加大国内就业压力，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战略选择

（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加快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深化改革、创造制度红利的突破口，加快推进财税、金融体制以及一切有助于实现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各项体制改革，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制度红利。

（二）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

要从三个层次激发有效需求和供给：一是大力发展就业岗位创造能力强的服务业，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使居民有能力消费。二是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使居民敢于消费。三是运用供给经济学的思路，推进技术进步，开发各种新产品和新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彩的可选择的消费品，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培育和形成一批通过竞争成长起来的创新型行业领军企业，发挥其重大技术研发、技术集成、推进产业化的优势。发展风险投资、信息服务、技术交易、人才服务、并购融资等创新服务业，支持小微企业创新活动。改革以项目直接拨款为主的科技经费支持方式，建立以基金等金融手段支持研发和产业化的财政支持机制，加大普惠性政策支持的力度，减少对企业点对点的资金支持。充分发挥人才在创新中“第一资源”的作用，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形成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方式。

（四）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创造更加稳定的市场环境

牢牢把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基本方向，进一步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避免资金在金融系统“空转”。与此同时，大力鼓励和激活民间投资。把民间资本引导到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健基调的同时，适时适度预调微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方式保持市场流动性相对宽松的局面，促使货币市场利率水平回到较为平稳和合理的状态。研究治理影子银行，对影子银行分类处理、疏堵结合，在发展中进行规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加快推进保障体系和供应体系建设，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

深入研究住房建设的规律性问题，加强顶层设计，着力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注重发挥政策的扶持、导向、带动作用，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调节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放在重要位置，建立健全经济、适用、环保、节约资源、安全的住房标准体系。总结上海和重庆试点房产税的经验，加快房产税立法，适时扩大房产税征收范围，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推动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进入市场，逐渐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体系。

（六）建立长效机制，加快化解过剩产能

坚决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强化产能盲目扩张的控制机制，建立淘汰落后产能的引导机制，完善开拓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扶持机制，建立化解产能过剩的管理机制，逐步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遏制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七）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抓住世界经济深度调整的战略机遇期，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动建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亚太自贸区，不断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八）完善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财政政策、投资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着力点要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发展基础、比较优势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重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倾斜机制、产业升级和特色培育的产业发展引导机制，优化全国生产力布局，促进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